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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政府经常期望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绩效。但是，公共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学者们对研发税收减免政策推动企业发展绩效方面的研究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虽然研发税收减免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发展
，但是，该政策对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处于停滞阶段的企业来说，政策效果最佳，而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来说，政策效果最差
；同时，研发税收政策在大公司中会促进创新活动，中小企业却较少使用这些政策
。类似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制定政策向小型公司提供公共信贷项目以帮助它们度过危机，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格里姆斯比（Grimsby）
指出，虽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些财政资助政策确实推动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但是不同的声音一直都存在着。
在个人绩效层面上，特定的公共政策或制度也会被设计出来激励个人行为。在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形成特定的组织刺激，激励组织中个人的经济努力行为，从而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绩效）。
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也寄希望于通过出台有效的激励政策来提升个人绩效。为此，理论家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围绕组织制度设计与下属绩效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激励理论。从赫茨伯格（Herzberg）对组织管理中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的区分，到波特（Porter）和劳勒（Lawler）的综合激励模型中对工作绩效与外在奖励之间关系的揭示，都暗含着对组织管理制度设计与个人绩效关系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学界对于组织制度设计能否影响个人工作绩效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以绩效付酬制度为例，美国在1978年将其引入政府高级别公务员的管理中，随后其他OECD国家纷纷效仿。该制度广泛应用于卫生服务领域，但是，对于绩效付酬制度能否提高健康照护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很多研究者
发现，这种激励政策在不同的健康照护服务背景条件下影响很小甚至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学者
通过对不同指标赋权，发现赋予诊所结果更高权重会导致更大的结果改善。不过，考虑到研究设计相对完善的论文数量有限，即使诸多研究数据显示绩效付酬制度影响了健康照护服务绩效，仍然无法得出绩效付酬制度能够正向影响个人绩效的结论。
政府部门绩效付酬制度对个人绩效的影响同样未能提供令人振奋的图景。英格拉哈姆（Ingraham）
对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绩效付酬制度的效果检验发现，绩效付酬制度对个人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达到人们的预期。
公共政策对科研人员创新活动和科研成果的影响也是学界感兴趣的研究主题。研究者首先关注作为一种环境条件的社会政策可能对科研活动产生的影响。瓦基利（Vakili）和张（Zhang）
针对美国各州自由主义或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对公民创新活动（专利申请）的绩效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自由主义政策能够提高专利数量，而反自由主义政策则会降低专利数量。当然，研究者更为关注直接推动科技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但目前并未获得一致结论。一方面，有些研究成果支持政策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关联性。普兰克（Plank）和多布林格（Doblinger）
的研究发现，德国政府提供的公共资金的绝对货币价值以及过去政府资助的密集程度能够显著推动企业专利数量攀升。有学者对中国政府提供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考察也证明，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能够显著刺激私人公司的研发活动（Jia ＆ Ma，2017）
。不过，他们同时指出，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无法刺激公共部门的研发活动。对于公共政策在公私部门之间的影响差异，西方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政府政策支持下的研发活动的社会回报率明显高于私人部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公共政策能够正向影响科研人员研发绩效提出了质疑。古尔斯比（Goolsbee）
发现，美国政府以工资或补贴形式为科研人员提供的研发资金不但未能保证科研人员投入更多的研究时间，还可能会导致私人部门科研人员的“挤出”性流失。梅里多（Merito）、詹南杰利（Giannangeli）和博纳科西（Bonaccorsi）
对意大利的研究也发现，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对于企业中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只能起到暂时的影响，而且受资助者与未受资助者之间的创新绩效差异并不显著。德国的情况则更甚，研究者
发现，德国政府对个人研究所提供的资助既未能对研发活动产生明显影响，也未能对专利申请产生明显影响。
在审视具体的高层次人才政策时，我国学者就政策能否激励人才的科研活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高层次科研领域内，院士制度作为“科学奖励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长期的历史且日趋完善，其所起的激励效能一直广受各方的重视。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院士制度在总体上起到了足够的激励作用，其激励效能突出、明显。娄伟在文章中提及，院士制度作为终身荣誉的象征，对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
；潘家铮院士认为院士制度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万汝洋则从“马太效应”和“科学奖励系统”两个方面比较中国院士制度的运行，指出中国院士制度对科学家献身科学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除学者以外，胡锦涛同志也曾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有利于激发、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院士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滞后、异化问题严重，制度激励效能弱化甚至消失。顾海兵认为，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的院士终身制减弱了推动创新的竞争强度，并且在专利制度和版权制度产生后，院士制度似乎变得多余
；王选院士也曾表示，实际上，院士在当选之后早已失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也不再拥有学术最高水平。我们认为，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乃至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院士及院士制度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院士制度异化现象愈发严重，原有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但完全否定院士制度的激励效能并不可取。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院士制度曾发挥的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对院士制度激励效能持有折中的观点——中国院士制度曾具有极高的激励效能，然而在当今中国，院士制度出现变异，激励效能已大大减弱。顾海兵在文章中提及，院士作为一种学术荣誉称号，在历史上的确在尊崇科学、引导科学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院士制度正在不断地显现出虚化、弱化、异化、有害化的趋势，对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产生愈来愈强的束缚和阻碍
；王扬宗认为，当前我国的院士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特殊阶层，但这并不能磨灭院士制度曾经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起到的调动作用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尤其是在200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市场经济中“经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等理念在各个领域层层渗透，各方对院士的过度追捧，似乎使得院士制度的激励效能逐渐被利益、特权和金钱所掩盖。
在院士制度存废之争出现之后，持有废除院士制度观点的多数学者都认为，院士制度的存在，使得院士在当选之后不再具备足够的动力进行科学研究，更多地将院士视为一个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而不再是一个学术荣誉性激励称号。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也曾在采访中表示，很多院士由于年事较高，在当选院士之后几乎没有新的学术贡献，他还表示有些一线院士的学术成果可能是学生帮忙达成的；顾海兵也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赋予创新者一个所谓的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院士头衔，会减弱其创新的动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其他创新者的超越
，拥有院士称号的人或许有辉煌的过去，但他们现在可能名非所值，简言之，拥有院士称号的人并不一定优于没有院士称号的优秀科学家，拥有院士称号的人也许不如未拥有院士称号时优秀。邱均平和余厚强
的研究也指出，两名有能力作出同样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如果职称评定的先后顺序不同，那么较早获得职称的科学家会因为累积效应的作用大大降低科研动力。院士制度或者说院士称号，对于那些参评院士称号的优秀科学家来说，其激励作用远远超过了已经拥有院士称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