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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两书中指出，现代政治与政治区别于传统的关键在于“对人口的治理”代替了“对人的治理”，国家的行为不再局限于聚焦个人的道德感化和暴力惩罚，而是将人口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对人口的活动与诉求、利益的产生与流通进行统计并发掘其中的规律，最终实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和民众的福利。无独有偶，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观点：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衰落和转型失败，很大程度上由于缺乏财政、资源、人口的“数目字管理”，这不仅因为交通、技术的物质缺位，也由于人们数字治理理念的缺位。显然，统计学和数据治理不仅关乎一个社会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安全与强大。
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提升国内公民生活水平和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基础，而一个国家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关乎“国家能力”。胡鞍钢和王绍光在1993年共同撰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提出了影响巨大但也一直伴随争议的国家能力概念：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一个国家越能高效地汲取社会财富、有效地进行经济调控、深刻地塑造起公民的认同感、合法地垄断境内暴力手段的使用权，就越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越能在国内外贯彻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让“灵魂”灵活稳定地指挥“肉体”，综合国力既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反过来也深刻地受到国家能力的影响。不难看出，大数据在今天对于中国国家能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个互联互通的平台中，国家可以高效、科学地进行财富汲取和指导财富生产，审慎地把控经济金融风险。政府各个部门、市场各个主体、政府与市场之间也能更畅行无阻地进行信息资源的集聚和共享。中国稳定而高效的政治体制和独特的政府—市场关系，也让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大数据的推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大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国务院于2015年发出《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在2020年之前加快大数据相关平台与制度建设，“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国务院提出的主要任务中，除了助力企业创新、资源流通、产业升级等经济方面的任务，也包含许多关于政府治理、服务、监管的政治任务，如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调控科学化、治理精准化、商事服务便捷化、安保高效化、民生服务普惠化等。当然，该《纲要》更多注重的还是大数据建设中政府作为“服务者”的作用，更多强调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横向、纵向信息资源共享，以及政府建设大数据平台以服务社会的外向作用，对于大数据推广后为政府深度介入社会治理的意义着墨不多。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经济空前繁荣、信息资源空前丰富、互联网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时期，显然大数据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用方面仍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
事实上，我国一方面在政理上常被归类为“强国家、弱社会”，在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法律制度出台、政策服务等方面独占优势；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有着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近年来越发繁荣壮大的互联网经济，有着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广阔的数据应用前景。大数据促进了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大数据发现社会运行中的趋势、规律、诉求以服务于政治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对于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加快国家能力建设、加强执政者和管理者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有着重要意义。从海量的数据资源中提取信息价值，并反过来通过政治治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数据资源和信息价值，从而对人们的政治观、信息观、价值观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今天既是世界治理进步的深刻趋势，也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