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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国家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对农业现代化的期待之间是有落差的。国家重视农业现代化，主要考量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能靠进口解决粮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几个地方都曾经说过我们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还说自己的饭碗要装自己的粮食。他指出我们粮食要自给，我们不能把饭碗交给别人，依靠别人。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粮食？这是国家决策者考量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现在的粮食自给程度在95%以上。这是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能自给。不过我们的粮食自给还属于紧自给，就是比较紧张的自足。我们每年其他的农产品进口还是占很大比重，比如大豆还是要大量进口，肉类也要大量进口。上个月日本有个研究机构估计，中国这几年的粮食自给率在下降，不像我们自己所说的有95%以上，而是已经降到74%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粮食安全肯定会有问题。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从2020年开始，要求各地必须保证粮田种粮食，连经济作物都不能种，“应粮尽粮”。
我们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较高，农民当然希望种地有更多收入，种地没收入，其种地的积极性就会大受影响。正因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所以现在有的农民自己买农产品消费。这里有个问题：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怎么能够确保务农的人收入增长？我们这几年可以看到，在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构成当中，农业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比重在下降，没提到那么高。
分析2013-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其年度同比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增幅比较大，2014年增长13.7%，这几年都保持在9%以上。所谓工资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劳务、外出打工获得的收入，这块收入增长比较快。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是指农业人口及其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其增长没有像工资性收入那么高，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只增长了5.3%，2021年第一季度增长还比较快，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比城市高4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对农村居民收入进行结构性分析就会看到，贡献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还有待考量，可能是这几年城里有很多人到农村去租房子，现在农村的房子可以出租获利，这是一块。再一块是储蓄方面的收入。但是，财产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还是不高，2019年人均也就377元，这一块增长即使再快，贡献也不会太大。贡献最大的是转移净收入，这几年增长非常快。也就是说，这几年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特别是在精准脱贫这块，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使得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绝对数额也较大。这说明仅仅靠农业的收入来保证农民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还是乏力。因此，仅靠农业现代化还是不足的。
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个例子是北大荒建三江垦区。大家都知道，北大荒是我国大型国有农场，20世纪50年代国家派军队去那里开垦，后来派知识青年去开垦，把原来的沼泽地改造成良田。北大荒有个建三江垦区，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垦区，现代化程度非常高。实际上，把建三江说成完全是农村是不合适的，建三江原来是国有农场，现在城市化水平很高，很多土地经营者都在城市居住，但他们经营着大量土地，垦区现代化、机械化程度非常高，而且还有现代农业科研机构。可以说建三江的农业现代化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机械化程度高，技术水平高，规模化、产业化程度都是最高的。北大荒垦区每年的粮食产量、商品粮产量、总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1/9、1/8、1/3，所以当地领导都说，全国每9碗米饭当中有一碗来自北大荒，其中建三江就贡献了很多。他们跟我们讲，2008年汶川地震，建三江为确保四川灾区的粮食供应贡献了很多，这次疫情又是这样，同样贡献了很多，这对国家保证粮食安全作用非常大。
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垦区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稳定的增加，经常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情况。研究农业农村的人都知道，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怕减产，这个道理大家很明白，但是又怕增产不增收，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很多因素，尤其是粮食价格由国家调控。如果城市的粮价上涨得很厉害的话，国家就会把粮库里的储备粮释放出来，稳定粮食价格。如果城市的粮价增长太快，就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消费水平，国家不愿意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过快影响社会稳定。按道理讲，粮价再增长一些，让种粮的人能够增加收入，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政策调控的。最近十年我们的粮价增长很有限，大家可以统计统计，十年前大米是多少钱，到现在是多少钱，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增长了好多倍，上游农业生产资料完全市场化，粮食销售表面上是市场化，实际上是有调控的。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现在在建三江，种一亩地能赚三四百块钱就很不容易了，那边的好处是每个经营者可以种到三四百亩地，以量取胜，一年还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但是一旦碰到自然灾害，比如我们2020年去建三江，碰到东北提前三天降雪，水稻收割受到影响，很多水稻来不及收割，被雪压趴在地上，趴在地上就意味着机械收割的难度增加了很多。现在机械收割操作都市场化，农机手不愿意去收割趴在地上的水稻，收割费用忽然从原来的每亩80块钱增加到140块钱，每亩增加了60块钱，如果每亩收入本身300块钱，这样一下子就又减少了60块钱，只剩下160块钱，而农民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即使像黑龙江北大荒建三江那样的地方，农业现代化水平非常高，他们现在还在试验无人收割、耕种。粮食种植，仅仅靠技术现代化还是不行的，因为要面临着国家、市场的限制以及自然灾害的约束。这是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第二个例子是“鱼米之乡”苏南农村。苏南历史上是鱼米之乡，不过现在还是不是鱼米之乡就很难说了，因为它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很高，农地却越来越少。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苏南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昆山长久以来位列百强县第一，现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很高的地区。
苏南农村也是老年人种地的多，大部分青壮年都去工厂、企业、公司从事非农行业。我们调查的那个地方的村支部书记也跟我们说，现在农村青年不愿意种地了，尽管给他们很多补贴，他们还是不愿意种地，所以当地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集体把土地流转过来。我们跑了几个村，村支部书记都告诉我们，村民种粮食基本上没有收入，主要是靠出租厂房。村庄的整个收入依托于工业化、城市化之上，单靠农业是不行的。有个村把农业产业链拉长，比如不仅种植水稻，还加工大米，创立大米品牌，做各种农产品制品。这样一来，收入就能稍微高一点，能弥补种植业收入偏低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讲农业发展不能只局限在种植业，要延伸到加工、营销、品牌，与服务结合起来，仅仅靠农业自身特别是种植业、养殖业，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这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连通性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很难从农业现代化层面传导到农村现代化层面。
虽然这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但是其背后存在共性，即国家跟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很难确保农业现代化转化为农村现代化，在其他地方更明显。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多。一个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体系、体制本身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过多地强调粮食安全，要农业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但同时相应给予收入转移支付的力度还是不够。还有农业保障体系，比如生产资料，既然要保持农业、种植业稳定，为什么在生产资料上不进行一定的控制？现在生产资料完全市场化，农业种植当中增加的收入往往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产生的成本所抵消。还有农业保险，怎么应对自然灾害，需要农业保险方面的政策支持，但很多保险公司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国家在这方面给予的政策还很有限。
另外，农业从业人员本身的技能已经跟不上现代化的要求。我曾经在荷兰莱顿访学三个月，住在农村。莱顿是个小的大学城，它周围都是农村，我住在农民家里。房东是从事农业的，男主人是个农学博士，研究奶牛，他自己养了很多奶牛，女主人是个植物学家。他们就是农民，但是他们又是农业专家和高技能农业生产者。而我们的农学家以及我们的农业大学或者农科毕业的硕士、博士很少到农村去，当然这怨不得他们，因为我们的农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不高，在社会上并不体面。
对乡村振兴来说，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怎么结合起来，可能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政策课题。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是否能搞农村现代化？肯定是可以的，很多沿海地区即使有农业现代化也搞不成农村现代化，但是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村照样搞现代化，最有名的就是华西村。现在苏南很多地方都是靠工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费孝通先生讲的“苏南模式”就是离土不离乡，就地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村庄就是靠这方面而不是靠农业现代化富裕起来的。反而仅仅靠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农村现代化，虽然有少数农村现在搞农业现代化搞得还不错，整个村庄富裕程度有所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大部分农村仅仅靠农业是难以致富、难以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