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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援引潘光旦先生的说法，中国社会工作有一个四个层次的构想，即“点、线、面、体”，“点”就是个人的，“线”就是人际的，“面”就是社区层面或生态层面的，“体”就是历史层面的。历史层面是指什么，那就是我们要把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很多需求放在一个历史脉络里来理解，有些学者称之为转型社会工作，我认为非常有见地。中国的社会工作不单要面对个人、人际、社区，还要面对我们整个社会转型这个大的脉络，这个脉络里面现有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体系里提供的东西是不够的。比如在我们社区里面会经常遇到一个东西，即“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在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因为政策变动、大环境变动引发的到今天还困扰政府和很多家庭的问题，它是有其历史脉络的，有些故事甚至是要延续几十年的，所以你要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脉络里。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在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剧烈变化，如40多年前我们还在搞计划生育，而今天我们思考的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即怎样通过政策来激励年轻人生育。这个政策的变化非常大。快速转型、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有它们的历史脉络，有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掉了，但是有些问题一直遗留到今天。当然有些社会问题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比如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不稳定。我的同事萧易忻老师写了一本书叫《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他认为抑郁症背后可能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也可能有一些建构性因素。今天的人越来越重视精神健康，有些人就会到网上找个抑郁量表自测，测量下来分值很高，觉得自己抑郁了，再到网上去查，结果一看自己的诸多表现都跟抑郁症差不多。
当然我也经常分析，同学们什么时候抑郁？差不多都是论文写不出来的时候抑郁。这一定是心理的问题吗？我觉得要思考。但是我们明显地看到精神健康的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是不是以后中国的社会工作也和美国的社会工作一样有很多人去做心理咨询呢？这也要思考。当然，我是一个学习过社会学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忘了结构性背景，那些压力源可能很多是结构性的、社会层面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个人的，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处理的，因为我明确地看到很多同学那些所谓的压力真的跟家庭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有关联的。
这四个层次的构想只是我对社会工作能不能形成一个框架提出的一个初步的想法。这四个层次明确告诉我们，宏观很重要，并且我们这个宏观还讲历史，是“体”。“面”的累积才是“体”，就是有历史。中国的社会工作如果在“体”这个层面多做一些工作、一些研究、一些理论贡献的话，可能真的可以为全球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后续很多东西怎么放到这个“点、线、面、体”的框架里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动。
怎么来推动呢？我认为应该有三种自觉：实践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实际上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理论自觉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郑杭生老师提出来的，而对于实践自觉，洪大用老师专门讨论过社会学的实践自觉。我把它们放在社会工作里，是初步的想法。
我把实践自觉放在第一位，因为社会工作从来都是要在社会中实践的，而不是在书斋里、在课本里学习的。实践自觉就是指社会工作一定要展开实践，在实践中不停地反思。反思什么呢？比如我们学习的知识一定是对的吗？或者我们所做的所谓专业介入一定是专业的吗？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进步，否则很容易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经过大脑思考，而事实上我们非常需要思考。理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反思理论，在实践中提升、创造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追问。比如教科书中的一二三条，一定是适用的吗？我们也写了《伦理守则》等等，一定是适用的吗？一定适合中国的语境吗？
同时，我们在实践中也有很多发展、创新，这些发展、创新应该变成知识，变成一些社会工作教科书中可以收纳进去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进入教材，成为案例，那么学生学习之后进入具体的实践场景就更容易学以致用。
实践自觉有这样的意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中间是一定要有理论、有思考、有研究的。我们社会工作界的很多同人都在推动实践的研究，或者说实践驱动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实践可能还有特定的含义。我认为，实践驱动的研究或者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是社会工作研究里非常有特点的方向。
郑杭生先生当年讲理论自觉讲得非常好，比如他讲到我们谈理论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要思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谈到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其实社会工作也要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传统应用到中国的语境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肯定也有一些共同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创造理论、寻求创新很重要的出发点。
比如处理古今关系的问题，我读《荀子》，特别喜欢《解蔽篇》。其中讲人的思想会遇到困难，那么怎么来解蔽呢？荀子用了“虚壹而静”。虚是放空，不要想太多；壹，专一；静，安静。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心理治疗的方式跟这个不是也差不多吗？我觉得这些问题很有意义，就是怎么把中国传统里的精华纳入我们社会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体系，这些东西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包括书法等都可能在社会工作里得到应用。
理论自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西方的理论来裁决中国的现实，也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理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状态。我们要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有其独特的语境/脉络，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我们要有的意识。同学们念书时很容易将教科书里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我觉得，学习社会工作常常要反思并追问：那个理论一定对吗？它在中国一定是好的吗？它一定是适用的吗？如果适用当然没问题，如果不适用，我们怎么调整？因此这些理论进入中国后我们要做研究。第一，看它是否有效。第二，看它是否符合中国语境。第三，看它是否需要调整。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费孝通先生讲，我们作为中国人，要知道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这样才有自知之明。其实在社会工作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叫“文化敏感性”，对文化敏感，也就是要对文化自觉。我们对中国、对西方的文化要有敏感性，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也要有敏感性。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年在四川都江堰“勤俭人家”板房区的时候，我们刚刚去给他们开会，用的词是“弄堂会”。“弄堂”这个词是上海的说法，后来我问他们怎么讲，他们说我们叫“巷巷”，所以我们的会就改叫“巷巷会”，这样更适合当地的文化环境。我们的团队说看看当地人的娱乐方式是什么，是跳锅庄舞，我们就把它发展起来，所以对当地的文化要有一定的认识。今天我们做乡村振兴，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你要跟当地的文化进行对接。当然文化里不太好的部分我们要移风易俗，中国乡村振兴在这一块的任务还很重，比如很多地方的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很厉害。我看最近全国很多地方搞了试点，要改革婚嫁习俗。很多地方婚嫁习俗很浪费，闹新房也闹得很厉害，彩礼很重，等等，我觉得这些不是我们要去适应的，而是要去改变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我写了一些文章，认为中国的文化脉络里对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关系的处理很微妙。当然我们的教科书和《伦理守则》中都写得很清晰，你这是符合专业的服务、那是越界了，可是要在中国具体的语境里进行严格的区分是很困难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要界限，只是处理起来很复杂。就这个问题，我和以前的博士研究生杨超合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用的词是“动态合宜”，意思是它是动态的，要适应。这并不是简单画一条线就可以区分得很清楚的，因为中国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复杂，儒家经典如《礼记》中有很多篇幅就是在讲如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搞这个搞了几千年，今天我们要简单画一条线把它区分成这是符合专业的、那是跨越界限的，比较复杂。这是我的一个反思，但并不是说大家就不要界限，也并不是说我们社会工作者就要跟所有服务对象发展出多重关系。
我个人觉得，我们如果有了实践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那么一定能够很好地去重新认识社会工作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语境，在这样的脉络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应该进入中国的语境去思考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向。这个发展路向就涉及我前面说的结构机会、体系角色、体制能力，至少在现阶段这三个方面是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脉络的。
以上就是我对今天这个主题的分享。特别要说的是，我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郑杭生先生讲的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洪大用老师讲的社会学的实践自觉，更不要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我相信这三个自觉真正有助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