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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在中国的语境里发展社会工作，我认为有三个议题是重要的：结构机会、体系角色、体制能力。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我觉得要思考这些问题。
首先是结构机会。政府为什么要发展社会工作？一定是有了新的需求。只有当这个新的需求在现有的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政府才会寻找新的可能性。2003年，我们在上海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时候，徐永祥老师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那个时候就跟政法委等很多单位谈这个问题。比如为什么当时我们是在青少年、禁毒和社区矫正这三个领域来推动社会工作的呢？因为上海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城市，但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违法犯罪问题，比如吸毒、青少年犯罪、犯罪矫正和再犯罪的问题。政法委的人认为这些问题影响了城市的稳定和发展，所以他们有兴趣搞一整套的预防犯罪体系出来，他们觉得这套体系是这个城市需要的。但是这套体系要建起来，依靠谁来做工作呢？徐老师提了个方案，就是发展社会工作者。有几次跟相关部门讨论的时候我都参与了，他会讲一些故事，比如他在香港看到的，在惩教署里有很多社会工作者，帮助犯过罪的人和吸过毒的人回归社会。其中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在上海任何一个监狱关押一个人一年的成本都非常高。我参观过上海的监狱，里面的各种设施很好，伙食也不错。民警跟我们讲，还真的有人写信给自己的弟弟，说这里吃住都不错，你也来吧。监狱改造成本很高，上海地方又小。对吸毒群体，我们要向他们服务。我们向他们提供服务之后，一个最可见的效果是什么？吸毒人员要定期做尿检，但是尿检的比例始终上不来，有了社会工作者给他们提供服务之后，就能找到他们，所以服务的背后其实也有控制。有些时候服务和控制是纠缠在一起的，找到他们，尿检比例就上来了。我们当时做社区矫正试点的时候，有些服务对象第一次看到还有人来关心他们，感动得痛哭流涕。这样一些工作就让再犯罪率降下来了，这就是一个结构机会。
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之后，在四川都江堰的“勤俭人家”板房区，灾后重建工作千头万绪，社会工作者队伍进来后就增强了力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自己在当地待了二十几天，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场景，当时有些志愿者队伍也在提供服务，他们也有单独的房间。管委会主任跟我说，他跟他们讲，你们不能天天待在那里等人，要像社会工作者队伍一样，每天到各家各户去看。就是在这样一个灾后重建工作体系需要更多力量参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结构机会进去了。当年我们那么多社会工作者队伍进入四川，不但参与了四川的灾后重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天四川特别是成都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工作发展做了某种铺垫，因为有关部门看到了社会工作是有意义的，看到了社会组织是有意义的，对于社会工作而言这是一个结构机会。前几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推动精准扶贫，作为国家的大战略，社会工作者能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就是抓住了这个结构机会。
王思斌老师、徐永祥老师他们在推动乡村振兴乃至更大范围内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提出，在国家的宏大话语体系里面的那些重大议题比如和谐社会、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出来之后，社会工作要想发挥作用，就要去建构、去创造、去推动那个结构机会，结构只有打开了你才能进得去，并且进去了之后你要获得一个体系角色。体系角色意味着什么呢？与之相对的就是可有可无。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可以验证你是否有体系角色的方法，就是看当财政拨款压缩的时候，你这个服务会不会被压缩。比如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去年、今年的财政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压缩，压缩之后，政府购买服务的款项是不是压缩了？如果你的服务项目没有被压缩，大体上就可以认为你有了一个体系角色。如果你的服务项目被取消，你就可能没有这个体系角色，就变成可有可无，至少不是最优先要拨款的，不是政府要保障的。由此可见，这个体系角色就是指你要进入公共服务体系，要变成政府财政拨款清单里不可缺少的一项。我始终认为，推动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要让社会工作具有体系角色。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社会工作机构）和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推动落实的乡镇社工站，形式不一样。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自主性更强，但是不稳定性也更强。乡镇社会工作站可能专业自主性会弱一点，但是相对稳定。二者的形式不同，但我们只要提供服务就是在发挥这个体系角色的作用。二者的共同点在哪里？共同点在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
对于体系角色的建立，我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中国的社会工作教师、社会工作机构、整个社会工作的专业共同体要有“体制能力”。体制能力是什么？就是跟体制进行连接、对话、沟通，然后去推动改变的能力。我们发现，对于社会工作机构最初的发展，政府有强烈的“体制偏好”，很多地方第一家社会工作机构是谁办的呢？高校老师、退休领导干部，或者是长期在政府部门做志愿服务的人，这些人很容易在当地成为第一家社会工作机构的创立者。因为大学老师办机构，民政局的人觉得还比较放心，因为你是体制内的人，你跑不了，所以就让你做第一个。当然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也很愿意做，因为找了半天，发现没有一家机构可以提供实习机会，还不如我自己办一个，学生可以来实习，我们也可以做实务研究，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不断讲“教育先行”，教育先行中一个真正能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就是老师办社会工作机构，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你跟国外的社会工作教授交流，说我们的教师办了好几个社会工作机构，他们都会非常惊奇。当然我认为这可能只是个过渡现象，当社会工作机构足够多的时候，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就不见得要自己办社会工作机构了。当然如果你退休了就可以办社会工作机构了，办社会工作机构还是特别影响年轻老师写论文、评职称的，好处就是你接受了一线的实务，学生有了实习基地甚至有了就业的机会。
体制能力在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以及人才培养体系里并没有培养这个能力。我们没有几门课程能真正地帮助学生学习怎么样去跟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怎么样去推动政府政策的改变，怎么样在自己的服务项目里跟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连接等等。我们这方面的教育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对自己语境的理解、认识、处理是不够的，我们不清楚我们这个脉络，没有真正自觉地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真的要关心这些议题，即结构机会、体系角色和体制能力。有了这三个认识，你就会理解我们的人才培养、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实务都脱离不了这种宏观的脉络和语境，而在教科书里没有提这些，课堂上也讲不透这些。我这两年一直在呼吁修改教科书，调整人才培养体系，主张与具体的语境打通，而打通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