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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社会工作的西方传统，其实它至少有两个论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是微观与宏观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上讲社会工作有三大方法即个案、小组、社区，并以之进行区分，但实际上现在有另一种区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即微观与宏观之分。如果到美国去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就会发现不同高校之间有微观与宏观取向之分，比如纽约大学就比较注重传统上的临床取向，其属于微观取向，芝加哥大学则侧重宏观取向。微观与宏观其实代表了社会工作不同的发展路向。当然就社会工作本身而言，它就应该微观和宏观兼顾，应该是串联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不过在各国以及各个学校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所侧重。
另一个是社会工作是在改变社会还是在控制社会的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比如，我们一直在争论的社会工作要服务于社会控制、服务于社会稳定，是不是就跟社会工作的宗旨不相符呢？其实在社会工作的西方传统里也一直存在这样的论争。如果你去看学界如何援引福柯来反思西方社会工作，那么他们会告诉你，社会工作是更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治理术的一部分。我们回头去检视社会工作所展开的工作，就会发现其实它从来都没有摆脱这样一个角色。当然，社会工作同时又非常希望自身具备改变的能力，引导我们寻求更大程度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接受现存状态。
这种改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温和的，另外一种是激进的。实际上从西方社会工作的传统来看，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很强的激进传统，它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体制内寻求改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这个群体。你去看过去十来年英美那些新兴的社会运动，其实很少是由社会工作者引领的，这当然也是对社会工作的一个很大批评，就是你要去改变。可是在这么多新兴的社会运动、社会议题里面，你没有起到引领作用，这是为什么？过去20年，美国社工学院的老师和一线社会工作者也在反思，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可是在更大层面上的推动作用有限，乃至声音发不出来，并没有引领更多的社会变革议题。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认真考虑的，即便在英美，社会工作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很多宏大的、重要的议题上有所引领。过去四五年，美国社工研究协会提出“大挑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宏大的议题，而不应该把这些问题都转化为微观问题，后面我会再次提及，这个传统在美国非常强烈。
“社工之母”在美国有两个人，一位是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文集，有好几本。玛丽·里士满的传统是什么？就是社会工作所说的慈善组织会社。玛丽·里士满最初做的就是慈善组织会社的财务工作，做了一阵子之后，她成了一个家庭友好访问员。这其实就是个案工作的雏形，她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成了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导者。1917年她写了《社会诊断》这本书，希望推动社会工作成为一个职业。她用的词是“社会诊断”，其中“诊断”这个词就是从医学里学习来的，她希望通过学习医学那一套科学的体系来应对社会问题。我个人认为，玛丽·里士满这本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社会工作这个学科的开端，因为她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社会工作既是个职业，也应该是个专业，而且她也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回应、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当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个人认为玛丽·里士满这本书大家并不一定要看，这是我认为的社会工作的一个好处。它不像社会学，现在学习社会学还要去看韦伯、看涂尔干、看齐美尔，其实大家都看得很痛苦，不过还得看，因为你不看几乎就认定你是没学过社会学的。但我感觉社会工作更强调类似自然科学这一面，也就是你可以把这些老祖宗给忘了，因为学物理、化学的人不会去看以前的那些著作，看最新的著作、看教科书就好了。当然，我们如果要去反思社会工作的发展的话，那么看这些著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社会工作在整个西方包括美国的发展脉络里也有很多挣扎，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顺利。比如，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个案工作有效吗？》认为，其实美国的社会工作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也很难说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如果对社会学熟悉的话，就知道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写了一本书叫《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在书中他批评当时美国的社工只关心个人和家庭，不去关注更宏大的议题，而正是因为移民才导致家庭的解组、重组。他还批评社工没有关注到后面的结构化问题，因为结构化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玛丽·里士满的传统是慈善组织会社，他们聚焦于家庭友好访问员、个案工作，聚焦于个人和家庭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去改变这些贫困和处于困境的个人和家庭，这就是微观的社会工作传统。这个传统在美国最后就发展成为具有很强临床取向的传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进入精神健康服务领域，可见这一传统就是要把社会问题个体化、医疗化、精神病化，进而向他们提供服务。到美国念MSW的话，在很多学校要花大量时间去学《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其内容就是处理各种精神疾病，老师讲这些精神疾病怎么诊断、怎么干预，当然干预现在强调证据为本。社会工作要看现有多少研究证据支持这样的干预，比如抑郁这个问题，有大量研究证明认知疗法或人际关系疗法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采取认知疗法或者人际关系疗法。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是一个临床化的社会工作脉络，也让很多美国顶尖学者反思，社会工作在玛丽·里士满那个时代也就是慈善组织会社的时代是要去回应贫困、不平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的，而现在很多人在应对的精神健康问题难道没有结构性的背景吗？
上次我看到一个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讲了一个关于美国社会工作的故事，我觉得很经典。社会工作者跟一个人面谈，向他提供心理咨询，做着做着，那个服务对象就说我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没有连任，拜登当选了。原来特朗普做总统让他很不爽，很难受，所以他在心理上有困难、有挑战，需要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可是他一发现特朗普不再连任，拜登当选了，他的问题就没有了。你说这个问题是心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社会工作教授或者社会工作者其实比较亲民主党一点。比如美国某个大学的教授来接我，他说他刚从华盛顿特区回来，他不喜欢那里。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特朗普在。这么好的一个城市，就因为特朗普在，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城市，那会导致他的精神健康问题，但是社会工作一般情况下的回应是做心理治疗。所以在几年前我就说了，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会让美国的社会工作更加激进一点，因为受不了，就会走激进的路子，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会好一点。我认为这样一个脉络是有着很强临床取向、微观取向的脉络，其实就是认为社会问题是个体化的、个人化的。
另外一位美国“社工之母”是简·亚当斯（Jane Addams）。大家若熟悉社会工作传统就知道，英国有所谓的“汤恩比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睦邻友好运动场所，以今天的观点看就是社区中心。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建了“赫尔馆”。这两个人很有意思，玛丽·里士满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差，父母双亡，她到慈善组织会社去做财务，再变成社会工作者，还写了很多著作。简·亚当斯家境比较好，在那时候就可以念大学了，还有机会去欧洲游历两次，去看伦敦的汤恩比馆。她回到芝加哥，跟一个朋友一起建立了赫尔馆这个很大的社区中心。她一直认为，我们要改变的是贫困。改变贫困不单是个人问题，还涉及性别、阶级、阶层等很多问题，所以她想推动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这就是所谓的宏观传统，要求有更大的改变。但她并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而是非常擅长在政治体系里去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1931年她拿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传统告诉我们，社会工作应该要有宏观的方面，但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推动宏观传统的努力其实都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比如研究微观的学者总比宏观的多，学生更有兴趣的地方恐怕也在微观。但美国的好处是，在其庞大的政治体系里有很多社会工作者，比如在国会山有社会工作者连线，就是一批做过社会工作的人或者对社会工作友好的人，他们来推动社会工作者连线，关注社会工作的议题。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成效也不怎么样，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讲推动社会工作的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但没有成功。当然美国这个体系的好处是，很多大学的课甚至都可以跑到国会山去教，去看大家怎么做院外游说，怎么去推动法案的落地。这部分在国内比较欠缺，比如我们的社会工作体系里没有教大家怎么通过人大、政协及政府去推动法律或者政策的改变，这部分我们几乎是不太有的，但是美国过去几年开始强化这个宏观的部分。不过美国也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比如种族的议题、持枪的议题，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议题。大体上来看，美国社会工作界似乎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顽疾，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是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就是要推动更大层面的社会变革。
再补充一点，杰西·塔夫特（Jessie Taft）及弗吉尼娅·鲁滨逊（Virginia Robinson），这两个人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网页上一定会介绍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功能学派的创立者，也非常强调机构的环境。当时有很多人在机构里面，这两个人认为重视超出个人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回溯这些传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工作有两个聚焦点，一个微观，一个宏观，讲得更学术一点就是关注个体与社会的交界面。社会工作以这种关注与心理学和一般的政治学、社会学相区分，它既关注个体，又关注社会，所以它有双重聚焦，当然双重聚焦带来的困难就是理论上怎么整合和实践中如何推进。
社会工作的实践进展不能不考虑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在此思潮下的服务外包。服务外包很强调效率，这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比如我2000年到香港去念书的时候，香港社会工作者的拨款方式改为“一笔过”拨款，这使得社会工作者这个职业群体跟政府的关系出现了挑战，且有比较大的后遗症。新管理主义一般都会让社会工作者觉得不舒服，但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会很有效率。有一点需要注意，内地的社会工作发展一开始就带有很明确的新管理主义倾向，政府购买服务要设立明确的目标，不停地进行考核。我们的社会工作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过程，进入了新管理主义这一套体系。
社会工作的实践进展不能不讨论证据为本的实践，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这个路子肯定跟玛丽·里士满的路子是一致的，就是要讲科学。但证据为本的实践进入社会工作领域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证据为本的研究在微观层面很容易做，在宏观层面就没那么容易，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往微观方向去研究。这对宏观层面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比如政策到底有多大影响，需要更大的数据库、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才能做出来，才能发表一篇论文。在美国的体制下，大家就很容易跟研究精神病学、心理学的人合作，做一些比较微观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到，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大多是在微观领域做研究，这些博士回到国内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国内还在做很宏观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又的确跟美国的状况不一样。比方说，美国房子盖好了，已经在精装修，而我们的房子还没盖，这些搞精装修的人这么早进来，当然会觉得跟这个体系不太匹配。已故的徐永祥教授经常说，这些从海外回来的学者研究方向太微观了，你做儿童保护已经做得很细了，但是中国的情况就是这个体系都还没有，我们要做那个体系的东西，要写很多文章倡导和推动建立那个体系。这样你就会理解王思斌老师写很多文章的意义了，因为你要去推动宏观的东西，让领导干部看了之后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库或者几个干预研究可以解决的，一旦政府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想要推动起来，可能很快就需要证据，需要一些证明这么做具有成效的证据，这个时候就需要证据为本。
这也让我们反思，当我们从西方的知识体系转入中国的现实处境时需要有个对接，对很多年轻的老师来说，他们甚至会经历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否则就会觉得很难受。当然关于美国社会的研究文章你可能还存了一些，很快能发几篇，但重新寻找研究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英美教育体系的有些东西与中国的语境是对接不上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们还要去看、去回应中国现实的语境是什么，以及在中国的语境里怎么思考社会工作发展的问题。简单地用西方的或者用英美的大学学科体系和职业标准看中国的问题、看中国现在的社会工作发展，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两者的理论脉络不一样，两者的现实处境也不一样。
从西方的处境来看，它其实也有两个传统，只不过这两个传统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但到今天为止，我们总体上的一个判断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其社会工作在更大程度上是临床化的，这跟其体系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有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市场，其中的服务就是所谓的精神健康服务。在精神健康服务领域，社会工作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提供者，有了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可以养很多人。我看国内的学生在美国念了社会工作硕士以后就会到这个体系里去，因为这个体系是个市场体系，并且相对来说薪酬还可以。但中国很难发展出这样的体系，英国也没有这样庞大的体系。几年前我看到一组数据，美国大概有30%的社会工作者会到政府部门以及政府拨款的部门服务，有70%在市场体系或者慈善组织里，英国大概有70%的社会工作者在政府部门以及政府拨款的部门服务，30%才进入市场体系，两国还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政府资助，慈善捐赠一年大概只有1000亿元，这1000亿元里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进入社会服务体系，而美国一年的慈善捐赠总额约有4000亿美元。国内的慈善捐赠规模很小，又没有市场体系，目前只有少数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市场服务，但这个市场还很小。大的市场是政府购买服务。这样大家就清楚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跟政府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最近社会工作有新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一个是美国激烈的种族问题，其导火索之一就是警察的暴力执法。所以有人提出应该取消对警察的资助，而去请社会工作者，意思就是警察比较强硬，社会工作者比较温柔，后者能更好地应对这个问题。如果社会工作者真的能起到化解种族矛盾的作用，那么也是非常值得去推动的。但是澳大利亚一位老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要终结社会工作。“终结”和“危机”这样的词是西方语言体系里比较受青睐的。很多年前我念书的时候看过《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当时看了之后我吓坏了，以为选错行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在谈危机，危机一直有，社会学好像也没有真的就终结了。澳大利亚这位学者说我们要把社会工作终结，社会工作没有什么用，但是社会工作者干的事还得继续。我的朋友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这本书的作者的文章，还写了一篇回应那位澳大利亚学者观点的文章，然后把这两篇文章寄给我，问我中国学者怎么看。我第一反应是中国学者一般不轻易讲终结，我的回应是，不是终结，而是重整，重新结构化。
当然我认为那位澳大利亚的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第一个反思就是我今天讲这个内容的其中一个理由。他说社会工作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是有内在理论张力的，而且社会工作没有解决微观层面、宏观层面怎么打通并形成一个统一理论体系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批评。你如果去看社会工作理论，就会发现其实讲微观层面社会工作的成果非常多，我写的社会工作理论的书主要就是讲微观层面的，但讲宏观层面的少，并且二者理论之间没有多大关联。这跟社会学不一样。像帕森斯有结构功能主义，他在1937年提出社会行动结构的时候整合了欧洲的大思想家涂尔干、韦伯这些人的理论，从而形成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有了结构功能主义之后，大家就有了一个靶子，继而出现不少新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换句话说，帕森斯出现之后，美国的社会学理论都发展起来了，就是因为有了靶子，可以进行攻击和挑战。现在社会工作里就没有这样一个靶子，你拔剑四顾，不知道这一剑该刺向谁。比如社会工作里有一个生态理论，我一直批评，它什么都说了，说得太多了，但说得太多也就没有意思，没有解释力。我们社会工作经常讲人在情景中、人在环境中，又怎么样呢？人怎样、以什么方式被情景中、环境中的什么东西影响，这才是我们要回应的问题。有回应，但都是零零散散的，怎么把它们整合起来？有没有一个社会工作者理论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评。我们回顾社会工作的这两个传统，也是告诉自己应该去做一些整合性的工作。
第二个反思，他认为社会工作者职业定位比较暧昧。在英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好像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地位不是那么高，社会工作者在其他职业领域展开工作也会存在挑战。比如我在做心理治疗，我是社会工作者吗？或者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我关心社会的那部分去哪里了？因为你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关心治疗对象个人层面，最多到人际关系，或者到家庭，其实对更宏大议题的回应很少。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反思，他指出社会工作的历史污点难逃。社会工作历史上做了很多不太光彩的事情，比如在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当年做的很多工作，就是把很多儿童从原住民家庭带出来，因为按照现代标准，原住民养孩子的很多方式都是不合适的，当出现这些情况时社会工作者就可以把孩子带走，送给其他家庭寄养和收养。其实回过头看，这些工作是违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的，但是在那个体系里还是这样做了。
第四个反思，他认为社会工作回应挑战不力。我认为这个批评也是非常好的，西方社会以及中国其实都面临很多结构性议题，你有没有能力去回应这样的挑战？你是引领这些新兴的社会议题、提出新的社会政策，还是受困于自己整个学科里或者整个领域里已有的知识和方法，甚至是思考模式？你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是微观化的，就是觉得它是关涉个人的，这其实跟社会工作宏观层面的研究不足是有关联的。
当年伦敦发生骚乱的时候我在英国，听很多当地的社会工作教授和社会政治学教授讨论，发现其实他们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觉得很吃惊。如果在中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授乃至青年学生都会很热烈地讨论，一定会忧心忡忡，提出很多想法。可是英国学者的反应很平淡。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好像不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呢？我其实还没有找到答案，但由此可以看出的是，他们并没有我们这样的结构性视角。当然也可能因为我硕士念的是社会学，社会学比较有社会学想象力，所以总是很容易让人把这些问题放到结构里去寻找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社会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在大的社会学学科里面，在一个让你不太舒适的学科体制里面找到一个新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它的形态也许跟美国独立的社会工作学院不一样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若干年前，香港的一个大机构来找我，谈及的问题是，他们在香港看到很多大学的社会工作系对社会问题都不关心了，就教临床这些东西，他们希望帮助我们华东理工大学设立更多的关心宏观社会问题的课程。我当时一听觉得很好笑，为什么？我们大学里这种课程太多了，因为我们很多老师都是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的，上这些课太容易了，上得得心应手，难的就是搞实务。结果发现，这两个脉络好像不一样，发展的阶段不一样，面临的处境也不一样。当对方把那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语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我们在发展社会工作的时候要始终有这样一种想象、一种自觉、一种感觉、一种倾向，就是要回到自己的语境里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同时把西方的发展传统和发展脉络作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