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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时候，社会学界有很多人讨论社会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也加入了讨论。我当时对社会学的理论非常感兴趣，就写下了相关的文章，形成了当时自己的一个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不一定很深刻，也不一定有独到的见解，但是至少有一套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最早发表的这篇文章离现在已经很久了，1989年发表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办的内部刊物《社会学探索》第6期，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本书《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既像专著又像教材，把社会学一些基本的概念也讲了。所以我的主张是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单位的，也就是说，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单靠个人没办法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必须跟别人发生互动、发生联系，这个联系就形成了我这里所说的“社会单位”。社会单位范围很广，小到两个人的小团体、夫妻、情侣，大到国家、世界体系。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大学、医院等各种各样由人的关系组成的社会单位呢？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在我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这本既像教材又像专著的书有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当时香港的李沛良教授看完我的这本书，给了这样的评价：作者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单位，那他在后面的章节中就紧紧扣住这个定义，讲到社区、讲到社会变迁，都是紧扣社会单位来分析的，这是跟其他的书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很早提出的一个概念、一个理论。当时我在《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的后记里还写了这样很大胆的一段话：“社会学的知识是多层次的，既包括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获得的实证知识，也包括借助理性抽象概括出来的社会学理论。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要使中国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使中国社会学家的名字也像帕森斯、默顿、米德、布劳、达伦多夫这些名字一样在不同国度的社会学教科书中频频出现，就要对社会学理论做更多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不是用刻板的腔调对外来的理论作简单的评判，而是要产生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流派。”我们的社会学重建了40多年，现在来看，在某些方面做得是很不错的，如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也做得非常棒，出了很多成果，但还是有所欠缺。当年我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年我自己做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没有继续下去。从中国社会学来说，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学，要在现代社会学当中有地位的话，还是要有理论，要有更多的学者形成中国社会学的理论。
在社会学知识结构中，定性社会学更偏向于我们的生活经验，而定量社会学概括性更强一点，后者理论的抽象程度比较高，比较接近于哲学知识。
社会学理论很重要，当时我提出这个理论基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脱节。我在研究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存在着宏观研究跟微观研究的脱节。正如美国学者特纳所说：“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在什么时候可以采用同样的概念和规律？对突生性质的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学分析单位上才要求独特的分析方式，引入新的概念和描述？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系统在哪些方面相似，在哪些方面相异？在建构社会学理论中这些问题是很棘手的，而且也是最为持久、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脱节，如结构功能学派、冲突学派侧重于宏观研究，而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更多的是研究人际的、微观的层面。
第二，强调社会整合、均衡的观点与强调社会冲突、变迁的观点的对立。如结构功能学派强调社会的整合和均衡，而冲突学派则强调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第三，对于社会相互依赖的基础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道义，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观点。如功能理论认为是共有的价值取向，交换理论认为是利益，符号互动论认为是一般符号的结果，冲突理论则认为是强制和强制性的威胁。
我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一个很大的企图就是当一个“和事佬”，进行综合，特别是对微观和宏观的脱节，看看能不能用我说的“社会单位”——既包括两个人组成的小群体，也包括国家甚至世界体系——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者加以整合。因此是有很大理论野心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我提出了社会单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