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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结构性机会？这里讲的结构性机会主要指社会转型提供的系统机会，我想用这个术语将它跟零碎的、偶发的机会做出区分。我这两年已陆陆续续在不完全正式的场合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理解为从国家全覆盖型社会转向国家宽覆盖型社会。这里主要有以下三个意思。
（1）现代国家一般都具备干预社会的能力和兴趣。
现代社会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调整的产物，如果从国家干预方式的结果来看，那么可以把现代社会划分为三类：国家全覆盖型社会，也就是计划经济国家全面重组的社会；国家宽覆盖型社会则是国家大面积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社会；理论上也存在国家窄覆盖型社会，就是国家有限地组织，极少介入社会事务，基本上不干预的社会。
（2）三种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
在国家全覆盖型社会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社会大概会采取集束状的管理，受此影响，社会结构本身也会呈集束状。它有什么特征呢？比如社会精英比较单一，社会成就的标准贴近国家倡导的标准，社会里面充满比较多的国家行政色彩、政治社会色彩。当然国家出于治理成本过高等考虑，可能在一些领域和层面上部分保留习惯性社会规则。不过，总体来说，社会要素是由国家通过各类制度进行整合和管理的，并且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
在国家宽覆盖型社会当中，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具备自我维系和发展的空间；国家仍然会对社会进行广泛干预，但是采取非集束状的管理。我目前想将此表述为一个树状的管理，所以社会结构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比如社会精英群体和社会成就标准会趋于多元等等。
国家窄覆盖型社会主要出现在这样一些国家，其地方和领域处于自治状态，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集中于治安领域，而且按照政治中心和边缘的尺度，依次减弱管理强度，所以在社会治理上我倾向于说它采用了某种圈层状的管理。
（3）三种社会类型或社会样态都可能发生转型，即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
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对成本与合法性的计算发生改变的可能：精英的取向可能发生变化，社会各领域自行组织、自主运行的能力要求也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聚合起来会促成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变，比较像从国家全覆盖型社会向国家宽覆盖型社会的改革变迁，改革变迁对“饭圈”这类新生群体来说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结构性机会。
第一，国家重新辟出社会领域和社会宽松领域，社会管理从集束状严格管理向树状宽松管理转变，新生群体特别是文化娱乐业人群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此外，树状管理的包容性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特别是相邻、相近群体之间的接纳包容度的提高。
第二，在改革变迁过程中，商业资本的成长特别快，其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上都与日俱增。它关注和流入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有机会聚集起人群。哪个群体的经济价值越大，商业资本支持它扩大的力度就越大。而且商业资本大量流入之处，侵染对象一般都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接受度趋高之人。
以上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饭圈”可生长性趋大、受排斥度趋小的社会环境，只要“饭圈”得当地处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明确的合法性要求，的确不难在社会结构当中生长并被普遍接纳。直观一点，换一个方式讲，这里可能指的是三个机会，即国家让渡、资本青睐，以及由此促成的社会趋宽容，包括大量人群趣味趋中产化。其中资本的作用比较明显，已有的粉丝研究从道理上说过了，粉丝容易被掌控。在文化工业的掌控下，他们一方面大量重复购买商品，另一方面还会提供市场反馈，所以文化娱乐业也特别乐意制造出受欢迎的明星形象，来培育忠实粉丝，扩大粉丝经济规模。
“饭圈”的情况比一般的结论稍微复杂一点，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反例。因为我们观察到，1978-2021年间，在国家转向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娱乐业很早就被商业资本确认为消费需求巨大、投入少、回报快、回报丰厚的产业，所以商业资本对文化娱乐业的投资非常巨大，收益也很大。比如《超级女声》节目，除了给湖南卫视带来6800万元的直接收益之外，还给冠名商、运营商等多个投资主体带来丰厚的回报。2011年，电影《孤岛惊魂》在主演粉丝的加持之下，仅用500万元左右的投资就获得9000万元左右的票房收益。文化娱乐业是一个特别丰沃的领域，其中明星作为产业主要受益人群，纷纷实现财富暴涨，社会地位显赫，其他成员跟随涌入文化娱乐业的动力因此也很强。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明星既受益于资本投入文化娱乐业，又给资本带来巨量的收益，所以商业资本和明星自身在直观可见的一荣俱荣的明星经济当中，都有维护明星经济的共同兴趣。这个明星经济的基础就是共同为明星做粉丝营造，要把粉丝作为明星经济的基本构成，甚至成为衡量明星价值、影响资本收益的基本尺度，因此商业资本和明星都要努力去黏合粉丝。
到了2011年以后，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互联网资本进军文化娱乐业，发现了以粉丝为核心消费力的商业模式，具体创造出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以流量为核心的商业运营模式，使用大数据算法将明星的受关注度转化为可以量化的价值。在这个模式中，流量标识明星商业价值，提升流量的关键则是提升粉丝数量、增强粉丝黏合度。这个模式把增加粉丝、黏合粉丝作为一个规模化运营链来操作，非常支持通过类组织或组织方式运营去实现粉丝群体的黏合。可以说，互联网巨头们为追星族从零散状态转向类组织提供了聚合、运营的线上平台，也提供了具体支撑技术，直接参与确立了“饭圈”的存在形式，并以其巨大影响力拉高了“饭圈”的热度，从而增强了它的社会被接受度。
相比起资本营造粉丝经济，拉升“饭圈”文化氛围，从而提高“饭圈”的社会被接受度，可能国家的社会政策让渡性转型的影响更为关键。王宁教授在研究中国消费主义现象时曾提出，以资本操纵论和社会攀比论或者两者结合的范式去解释这种现象都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国家让渡论的角度去解释。
我对王宁教授的观点进行扩充，将其所说的“让渡”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前文所指的重新安排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国家全覆盖型社会转向国家宽覆盖型社会，国家对社会管理也从集束状管理结构转向树状管理结构，推动形成了新的社会活动空间；第二个层面是指对文化娱乐业和文化娱乐业消费群释放较大的社会活动空间。
所谓集束状管理结构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稳定政权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通过单位、街居、群团等制度安排，围绕国家与意识形态尺度重构了社会体系，以便调动所有社会力量服务于国家建设。在文化娱乐业，面对民间文化团体和民营文化企业众多、队伍不小而情况复杂的状况，国家主要通过两类政策予以改造。第一类是重新组织行业群体，把团体、组织和个人都纳入国家组织的管理体系。第二类是用国家组织的娱乐活动大面积取代传统的民间自发组织的娱乐活动，强调文化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着眼于推动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健全，并且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渐次调整了文艺与市场、政治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向树状管理形态转变，表现为递进的三种管理区分。
第一，不再用传统高政治标准统一衡量和要求所有人与所有领域。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自此以后，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娱乐方面的政策一方面顺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文化艺术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向市场企业化运营，激发文化的产业属性和商品属性，另一方面提出实现从“文艺为政治服务”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变。广播、电视等媒介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举办各种有文化娱乐性的节目，争取更多听众、观众。其中，以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代表的晚会类综艺节目迅速增加，在内容及形式上注重兼顾文化和娱乐。
第二，不再简单用传统高道德标准统一衡量和要求所有文化娱乐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化领域市场化改革中，“纯娱乐”内容出现并快速增多，出现了明星演唱会、卡拉OK、录像放映等市场化、“纯娱乐”类型；媒体进入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广播电视在节目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加速趋近群众文化娱乐消费喜好，“纯娱乐”综艺节目异军突起。这些新节目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只要在国家管理框架允许的范畴内即可。
第三，不再简单用传统官方媒体的娱乐尺度去统一衡量和要求所有的媒体。2000年以后，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属性将娱乐体系和大众传媒进行分类管理，对以上星综合频道为主的官方媒体与网络自媒体在娱乐节目制作等方面采取不同要求。按照2011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前者是以新闻宣传为主的综合频道，要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的播出比例，控制包括综艺、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类型节目的播出数量；对于后者，国家主要明确不同类型题材制作的原则，要求节目内容与社会主流价值导向之间有契合度，并不控制娱乐节目制作数量，后者在题材内容选择和制作标准上具有很高的市场自由度。
上述改革意味着国家将大量文化资源释放给了社会和市场，2005年后新出现的粉丝群体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生长空间。文化娱乐业对于国家的经济效益回报非常显著，巩固了国家在这个领域的改革方向和信心。这些改革除了直接推动形成国家容纳“饭圈”这类新群体现象的框架之外，还促成两个重要的机会副产品。首先，商业资本大量流入文化娱乐业，对“饭圈”形成直接支撑是在国家改革文化娱乐业的过程中实现的，几乎是国家对文化娱乐业政策转向的副产品。其次，这个转向也促成了社会其他群体对于文化娱乐业和“饭圈”的态度的宽松化，故而“饭圈”才有机会获得社会接纳。
国家改革文化娱乐业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放任，而是一直保持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的基本尺度。因此，在树状管理结构上对包括“饭圈”在内的日常娱乐活动，国家一直通过党政途径引导和规范相应人群在价值理念、行动取向上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要求。例如，2020年3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对于在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积极行动和正面价值取向的“饭圈”给予肯定性评价。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家运用行政管理手段约束“饭圈”的出格行为，2020年7月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包括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饭圈互撕”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都在重点整治的范围之内。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管理机构的改革总体上是使“饭圈”这类群体获得结构性调节，后者只要不主动、不硬去挣脱国家基本的管理约束，是不大会受到切除式排斥的。这个结构性机会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当然，有结构性机会并不保证自然产生固定的结果，而且如果理解和使用结构性机会出现严重偏差，特别是一旦出现严重出格行为，则势必受到明确的整治。所以，“饭圈”是否能够成为行动自如的新群体，最后还要看它怎么理解和使用结构性机会。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做了田野工作，根据这个田野工作来观察“饭圈”究竟是怎么来使用结构性机会的。
先简单说明一下两个“饭圈”的基本背景。“A饭圈”成立于2019年4月，属于“饭圈”的一种典型，即围绕偶像组合的类型。“A饭圈”的偶像组合E来自综艺选秀节目，由观众从参加选秀的100位男性选手中选出前九名，在选秀结束后建立了偶像组合。九位成员在组合成立前都有各自的“饭圈”，“A饭圈”建立后，由于不少粉丝兼有多个“饭圈”，既喜欢组合E，又喜欢其中某位成员，反而影响“A饭圈”的聚合度。所以组合E的微博关注用户多达60万人，而“A饭圈”在新浪微博“超话”论坛中的用户仅约15.5万人。不过，“A饭圈”的消费能力较显眼，在选秀决赛时，这九位成员各自“饭圈”筹集的资金，从106万元到401万元不等。组合E的第一张专辑销量达699342张，粉丝约消费了630万元。“A饭圈”的主要组织者是核心粉丝与粉丝后援会。
“B饭圈”成立于2018年末，属于另一类典型的“饭圈”，即只围绕一个偶像的类型。“B饭圈”的偶像Y也来自选秀节目，由经纪公司安排转型为歌手兼演员，其微博关注用户约400万人，“超话”论坛活跃用户为28万人。“B饭圈”的粉丝富有角色代入感：Y外形清秀，所以一些女粉丝将Y想象为男友或者伴侣，自称“女友粉”或者“老婆粉”；Y的举止比一般年轻男明星保守成熟，所以又被认为“爹味十足”，有一批“女儿粉”；此外还有一些“泥塑粉”和“CP粉”，即将Y作为女性对待的粉丝以及喜爱Y与另一个明星组成虚拟情侣的粉丝。“B饭圈”的主要组织者与管理者是粉丝后援会，由Y的经纪公司指派职业粉丝G组建，接受经纪公司指导。
2010年之前的“饭圈”曾面临严厉否定。例如2006年，“超女”现象曾遭痛批，认为粉丝是被娱乐业不知不觉毒害的青少年。A、B两个“饭圈”皆成立于新近时段，所处氛围不同于2006年，其社会形象或社会接纳度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要素为组织化程度，即“饭圈”是有组织的、有类组织的还是无组织并仅有偶发集体行为的。通常有组织才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制度并能组织起相应的行动。另一个要素为与外部环境相协调的能力，即“饭圈”对于来自外部的社会要求或压力有没有意识，在对抗、游离、主动适应等应对策略中选择什么类型。A、B“饭圈”主要选择了类组织、增顺应的策略和实践，分别对应运行成本控制和增强合法性两个目标，以便在内部增强群体黏合度，在圈外关系上以无害性策略避免对抗和替代主流，增强社会接纳度。但是，这两个“饭圈”的类组织方式决定了并不是总能约束住圈内粉丝和保持顺应社会要求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