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位置、家庭居住安排与家庭暴力

张翼

很高兴有机会能到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来交流。人大在社会学界、在社会科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声誉。我所碰到的专家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都对人大的各个学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人大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我很荣幸到这个地方来交流。大家在人大这样一所中国有名的大学学习，在中国社会学排名靠前的社会与人口学院成长，都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中国的社会学仍需要努力把社会学的理论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让国外、让整个学界认识到我们社会学是能够认识、能够解释我们的社会，并且能够引领我们社会的发展的学科。我今天选择的课题也是力图把定量研究跟定性研究结合起来，能够把事情说清楚。但是需要解释的是，我不是方法论的崇拜主义者，所以在研究中我会尽量地把故事讲清楚。

选择“阶层位置的变化”这个主题，是因为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阶层都是社会学用来解释社会的一个变量。在所有的变量里，不管是收入、就业还是教育，各个学科的人都能找到研究的根据，但唯有阶层这个变量，经济学家说不大清楚，政治学家很难严格说清楚，法学家在以阶层为主题的研究方面也存在困难。所以，阶层这个变量是最能够代表我们社会学学科的重大变量。

我们说，人们在社会上一定处于某一个阶层位置上。这个位置是我们出生时就确定了的，是一种继承自父母的、不可选择的属性。即使在后期，要想摆脱这个位置的影响也是相当困难的。在社会学的框架里，阶层把人“网”在某一个位置上，让人很难摆脱这个位置的结构性变量。你毕业的时候，如果你找到了好工作，就会以建构主义的方式来解释：“我学得比较好，我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用人单位能看得上我。”相反，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就会以结构主义的方式来解释：“他的爸爸位置比较高，已经替他把就业门路摸清楚了。”所以，结构主义的建立是对立的，在选择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变化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上你想进步，能走多远呢？阶层位置的变化是解释我们能走多远的一个基础性变量，阶层位置是一个人相对剥夺感生成以及将来向前发展变化的一个支撑变量。

我讲“家庭居住安排”是关注到了当前我们对家庭的认知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状况。在社会变化，尤其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又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家庭是最小的一个变量。原来我们将家庭看作一个支撑的变量，但根据北欧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变化，将来的家庭跟我们传统上理解的以血缘、姻缘关系构建起来的家庭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德国劳动就业人口中，有一半选择不结婚，而是找一个人同居，各自形成自己的经济支持体系和自己的交往安排，人与人住在一起形成的却不是家庭关系而是同居关系。过去我们可能对家庭解体没有太多的想象力，认为家庭并不会真的解体。但现在北欧、西欧的家庭解体逐渐成为现实，我们中国也逐渐发展出一种属于东方社会的理解人类生存最小单元的趋势。

原来说日本是儒家文化圈里比较恒定地坚守传统家庭观念的国家，可是现在来看，日本也不像原来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时那样热衷于组建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传统的家庭了。日本30岁以下的人当中有70%的人实际上生活在单人家庭里，所以我们把现在的日本社会叫作个体化社会。但是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居住安排逐渐从原来的主干家庭变为典型的核心家庭，又变为不典型的核心家庭。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怎么来理解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所有成员各自形成的暴力，比如虐待老人，家长打小孩或者小孩打家长，在网络上一搜，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案例层出不穷，但是我想专注讨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中国的大环境中，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是人们幸不幸福的关键影响变量。我们的社会要从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来衡量你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家庭幸福与否的关键就在于你的亲密关系成员是不是让你幸福。在让人不幸福的因素中，家庭暴力可能是最让人不幸福的一个，是影响社会心态、安定发展的关键变量。

社会学界研究家庭暴力的人不多，反倒是法学界研究的人比较多。立法咨询会的参加主体往往是法学家和妇联。妇联每隔10年做一次全国性的大样本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家庭暴力的发生率能达到34%。当时我就提出了很多看法，我认为没这么高。法学家所拿到的案例是非常极端的，案例会产生很大的隙缝感，使人觉得丈夫对妻子施暴真的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因此要出台反家庭暴力法。这样一些调查数据实际支撑了立法的整个过程，我国在2015年1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从2016年3月1日开始实施。然而，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才发现也存在很多男性被家暴的案例。这时，我们就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回答到底有多少男性或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为家庭暴力所困扰的问题。

妇联的一个调查问题是：“请你说一下你在一生当中是否被家暴过？”如果抽取的样本里老年人比较多，特别是老太太占的比重非常大的话，回答被家暴的概率就大；样本中年轻人比较多的话，总样本里被家暴的比例就会大幅度降低。就是说，在抽样的样本结构里，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结构、阶层结构都会影响调查反映出的家庭暴力普遍程度。

我们都知道，农民对于大家去调查通常是欢迎的，但是由于年轻农民几乎都会出去打工，所以在农村调查碰见老太太的概率大于碰见年轻儿媳妇的概率。此外，穷人接受访谈的概率远远大于富人接受访谈的概率，这是所有做问卷调查的人都知道的基本现象。书里讲的标准化的、理论化的、能够完全符合书中所要求的科学性的抽样指南在现实当中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人能用这个东西百分之百做完调查，而总是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使样本结构发生偏差。一旦发生偏差，补充调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构来确定样本该有的状况，比如女性有多少、男性有多少、年龄层次等等，然后要么从样本里“抽水”，要么往样本里“灌水”，最后使你的家庭样本大体上等于你的结构性判断。

所以社会学会看你是结构性判断还是因果性判断。如果是结构性判断，那首先要求样本量足够大，尤其是对人口结构进行判断时一定要样本量足够大。其次要求抽样的代表性足够强。你的样本量那么大，是不是在均匀地抽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之后再去推断样本结构的？如果有人说我到一个村子里发现这个村子一年出生了三个女孩、两个男孩，可见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女孩比较重视。这样做事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村子一年就出生了这么几个小孩。所以，对性别比、文化程度这种大的结构进行判断必须要求抽样的样本量足够大、代表性足够强。社会学里的结构性判断是最难的，而因果性判断只要大体上符合大数定律，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或者会不会在哪个群体中比在别的群体中更能显著地观察到某种现象的发生。

在这里，我对妇联做的调查的结论提出异议。它的调查里高龄的人比较多，文化程度低的人比重比较大，因此，我认为34%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是夸张的结论，使得立法机构更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其实中国的男女平等情况应该说在全世界是比较好的。当然中国跟北欧不能比，因为北欧的群体规模太小，一个国家就几百万人，比如挪威只有500多万人，我发布一个社会政策，能够精准地匹配到这500多万人，不用大数据也知道这些人的分布、当地的社会政策所支撑社会建设的框架，所以能够做得相对比较好。但是在大的样本群体里，比如在一亿以上人口的国家里，比中国男女平等情况更好的国家并不多。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女性还是觉得中国的女性比她们地位要高。日本女性见了男性总是要鞠躬好几次，我们中国的女性根本不存在这个现象，我们基本是平等的。在学生里面，人大的女学生比男学生要多10%，女性已经领先男性成为就学的主体了。在整体47%的就业人口中，女性就占80%多，在全世界也算高的。当然，女权主义者会说，就业率不能作为女性地位上升的一个指标。为什么？因为女性在家里待着可能更幸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背景中，建构主义是很难提供一个恒定的标准的，因为它倾向于从主观的感受出发去判断。他们会说高就业率反倒对女性来说是不利的，比如工作时间长让女性感觉累。新女权主义和老女权主义的理论背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在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得比较快，沈崇麟老师主持的调查表明，中国女性在就业率和由此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超过了韩国、日本甚至美国女性，她们对家庭本身的支持和劳动要比男性多很多。一般中国女性会说“男主外、我主内”，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家庭是丈母娘过来帮着带小孩，很少看到哪位男同志把自己的爸爸接过来帮忙。我们在上海、天津、北京做调查时都是这样。从家庭联系的紧密程度上来看，妻子这一方的联系纽带或许在很多地方强于丈夫这一方的联系纽带。有一个针对企业家的研究显示，丈夫跟小舅子一起做生意的概率比跟自己的弟弟一起做生意的概率要高一点。尽管对于这些情况需要通过大量的调查才能做出结构性判断，但不管是经过国际比较还是中国国内纵向比较，女性在家庭决策中地位的提高都是一个可信的判断。

近年来，男女教育的平等程度有了显著提升，这一点从最近几年的统计年鉴中可以得到证实。尤其在当前的情况下，女性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能力要比男性强，所以你会看到在北京的年轻样本里面，从18岁到25岁，女性样本比男性样本大50多万。为什么？因为男性在某些职业领域——比如家庭保姆、幼儿园教师——的参与度比较低。那男性能干什么呢？特别脏乱差、危险的行当，都是老年男性在干，年轻男性也不干。我们去调查农民工的时候，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你的头发白没事儿，能就业，我要把头发染黑了他才会雇我，我头发白了他就会歧视我，认为我的劳动能力比较差。”实际上，在整个男性就业结构中，年轻的进工厂，而老年农民工只能从事类似打扫卫生的工作。女性相对来说就业环境更好，因此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很难说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里面，虽然中国的社会学家中男性比较多，但在西欧和北欧，通常是女性占2/3，男性占1/3。在政治领域，女性总统数量、女性基层官员数量也在大幅增长。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比男性快很多。因此，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得用变化的眼光，结合当前的社会结构状况来理解家庭暴力这个事情。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对社会问题有着不同的视角。法学家看这个社会是一视同仁的，社会学家看这个社会则会去考虑如何通过社会政策干预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或者什么样的社会工作、社会政策能够使得家庭暴力的救助、扶持体系有精准性、瞄准性。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阶层位置。比如，房价能够自然地把人按照阶层分开，因为房价决定了自然的阶层在这个城市里的分布。所以说，阶层位置与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布位置是高度重叠的，可以作为我们配置政策的依据。因此，我的研究就是想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中看待家庭暴力的发生。

研究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定义才行，因为有的东西是能直接调查的，有的东西是不能直接调查的。比如，对于精神疾病、抑郁症等，你就不能直接去问，不恰当。在残疾人家庭中，家庭暴力很可能会被隐瞒，因为实际上很多残疾人遭受过家庭暴力，只不过外界不知道。在老年人的照料问题上，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很多老年人都被歧视过，如果老年人是痴呆症患者的话，情况甚至更严重。据老年人照料机构的工作人员说，所有的老年人都被严加管理，好让他们秩序化。比如有些老年人不吃东西，如果强制让他吃东西，他可能会吐出来，不加强管理力度的话，他会更不吃东西。德国、日本的老年日托所也罢、养老院也罢，都讲过这种事情。在实践中怎么界定什么是暴力、什么是管理呢？它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我暂时不讨论性侵害行为，因为对这个，法学家更了解。

在法律上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是这样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但有些家庭暴力行为会使用“软折磨”的办法给人造成精神伤害，比如否定你、贬低你。

我把家庭暴力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不说话，见了你就回避，不跟你接触，让你感觉难受，这也是软暴力。第二种就是骂，不管是程度严重的骂还是程度不严重的骂，只要动口不动手的都归为这一类，有些人可能骂得非常伤人。第三种情况就是做出一种行为，比如使用肢体语言（挥舞拳头等）造成威胁，让你感觉到很害怕、很恐惧。有女性说，如果他光是骂，我不怕他，但是他挥舞着拳头过来，虽然没打到我身上，但是这种肢体语言产生的威胁也是让人非常害怕的。第四种就是施加了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力，比如砸电视、砸锅。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有女性受访者说她丈夫一发火就把自己家的锅砸了，她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锅砸了，难道他不吃饭了吗？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锅便宜，电视要几千块钱，锅才几十块钱，所以把锅砸了，虽然声音大，但是损失比较小。最近有一个企业家就是如此，人家采访他，他恨不得把一个茶杯摔到地上，把当时采访的人吓了一大跳。所以，不管是摔东西还是砸东西，都会给人带来压迫感和恐惧感。第五种就是动手，不管是拿东西动手还是不拿东西动手，只要是给人造成伤害或者造成比较大的恐惧的就算。一般法学家看的是动手的过程，对前四种家庭暴力的关注是需要社会学家来做的。

我们要重点看阶层位置，这次的调查样本总共4000多人，但是有些阶层比如富人总是很少接触得到，因为上层阶层的人你是很难找到或者获得他们的回答的。即使找到了他们，你的样本量也比较小，只占百分之零点几或者1%、2%。因此，我简单地把调查对象划分为白领、蓝领、农民。如果雇主雇佣的人数超过了两人，那么我也将他划归白领，虽然其中有些的确是蓝领雇主。比如，一个洗车房的老板管着七八个洗车的人，我就把他划归白领，因为他的能力很强，有管理能力。有管理人的能力的人跟受人管理的人在说话的语气、行为方式上是很不同的。社会学家认为，具有管理能力和有钱一样厉害，所以我把这些人放到白领里。

对阶层相对位置变化的研究，我是按照社会经济指数从0到100排序。差距不超过5的，我就认为处在同一个位置。比如，我去年调查他是65，今年调查他是64，我就认为没变化。如果下降超过5、上升超过5，我就认为有变化。因此，我把社会经济指数分为没有变化、变高、变低三种。对于有些职业，比如大学老师，要加上对管理位置变化的考察，如果不加管理位置，光是老师，可能就很长时间没有变化。在阶层变化方面，有些人在前期调查的时候可能是雇员，在后期调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雇主。还有一些人前期职业地位比较低，后期相对高一点，对这些我都作为变量来处理。

还有就是收入变量。我是在2016年做的调查，但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基础数据，每次调查的时候补充一些，因为总有10%~20%的人访问不到。我们在某一地域里调查，那些人流动后就增加了调查的成本，因此我就狠心地把这些样本舍弃掉，在当地再补充一些样本。收入变化调查做了好几次，包括2006年调查、2008年调查、2013年调查。2013年的时候，在全国比较中，我们假定每个地方的通货膨胀率是一样的，就没做通货膨胀处理，用被访者自己报告的当年绝对年收入减去2006年他自己报告的绝对年收入；在国际比较中，我们会消除不同地方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看家户结构的区别，简单区分为夫妻二人同住的一代家庭（如果夫妻不在一起住，我就不调查这个问题），夫妻二人跟父母同住的二代家庭，还有典型的夫妻跟父母同住的主干家庭（只要跟父母一方同住的就符合条件）。

我们的假设是，不同阶层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假定，只要你在一个阶层位置上习惯了，你的消费、你的行动、你的语言、你做事的态度就会有这种阶层的特质，所以阶层位置独立于其他变量而具有显著解释力。个人阶层位置的变化会打破原有阶层内部夫妻之间的既有关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夫妻不在一起工作，因此夫妻不是同进步、共退步的，有些人进步得快，有些人进步得慢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了阶层内婚制。我发现所有时代里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阶层内部选择自己配偶的概率更大，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在本阶层选择了自己的配偶。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里，也有一些地主家庭出身、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选择了穷配偶的情况。看起来是爱情使他们打破了阶层的限制，但是后来李银河告诉我，爱情这个东西最说不清楚，因为爱情是建构的结果。爱情是很不稳定的，一辈子爱一个人很难，但是你一辈子跟一个人在一起过家庭生活比较容易。你可以不爱他，但是跟他建立牢固的家庭生活，形成这种共同体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李银河自己研究了爱情一辈子，她说爱情这个东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人很难一辈子都享受某一个人的爱。她说一个人同时爱两个人也是可以的，爱情不是唯一的。所以说人很复杂，因为人学了不同的知识，也会合理化自己的行动。每个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释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所以，我假定在原有的夫妻阶层均衡的基础上，他们相互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阶层位置，并且相互了解、相互接受，然后缔结婚姻。在婚姻维持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地位提高了，另一个人还没提高，或者是一个人地位下降了，这时候就会出现家庭的各种变化。不管是谁，当你的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个曾说会爱你一辈子的人都可能会跟你说“我们离婚吧”。

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家庭暴力的表现方式。有其他人在和没有其他人在会不一样——我假定变化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这些数据来做分析，分析结果是这样的。我们是在上海、浙江、福建做的调查。在表达方面，女性愿意把自己遭受的痛苦说给别人听，男性不愿意把自己遭受的痛苦说给别人听。男性通常把痛苦藏在自己的心里，没有地方吐露。男性在生活的过程中，朋友圈会越来越小，那些年轻时互相推崇的人、一起喝酒的人、朋友，到老了以后突然之间联系就断了。女性的亲密圈比男性的亲密圈要大很多，女性在表达过程中把她的痛苦和快乐分享出去的圈子比男性要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当你问痛苦的男人的时候，他不太爱说自己的痛苦，他会装作很幸福的样子。但是如果你问女性，她就真的和你说了：“那个家伙真的对我不好。”尤其是农村的女性可能会说：“我这一辈子光是吃苦，和他在一起就没见过什么是幸福。”其实这都是表达过程中的一些语言。

现在，20%的老人是处在同居状态的。我们问，你结婚了吗？他说我结婚了。我们问，你是结婚了还是两个人住在一起？他说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因为他们老人不办喜事，只跟别人说我们搬到一起住了。农村老人的同居率比城市老人高，农村老人的同居率有百分之二十几，城市老人的同居率有百分之十七八，也少不了多少。老人的子女经常反对老人结婚，一结婚就会导致财产的分配复杂化。所以子女一般会说，你俩住在一起我同意，但是你俩领结婚证，那得咱们家庭开会商量。为了避免家庭矛盾，一般两个老人悄悄住在一起比较方便。我支持老人住在一起，可以相互照顾。而且老年男性没有老年女性多，在人口结构里，一到70岁以后男性就越来越少。长寿的人只是个例，但平均而言，城市里的人真的比农村里的人活得长。有人说巴马那个地方的水一喝就长寿，这是讲故事，是商业，我不跟你辩论。要是真的辩论，我要问，你愿意到巴马去变得长寿吗？你到那儿肯定不长寿。但社会上都知道，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工人长，工人的寿命比农民长，没有人怀疑这个。有科学家去世了，记者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说去世的科学家才67岁，领导问这怎么回事呢，才60多岁就死掉，是不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好，去调查一下。最后调查显示，从平均预期寿命来说，科学家的确活得比工人长，阶层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预期寿命的长短。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不问历史，不然这个结构会变化，我只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当中和配偶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有什么做法。我们来看看男性是怎么回答的：

在回答“不与对方说话”的人中，48.7%的男性说他不主动说话。当我们问他的配偶会怎么做时，有51%的男性说她也不跟他说话。48.7%跟51%差不多，虽然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是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人不说话，另外一个人只好也不说话，是不是这个道理？问女性时，我们把她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让她说说她丈夫会怎么做。50%的女性说她丈夫会不跟她说话。问她自己的做法时，她说她也不主动跟他说话。看来冷战的发生率，女性比男性要高一点点。统计学讲我们做这个模型时是假定这个人具有独立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行动效果，但实际上不可能。你在做家庭调查的时候，调查对象是社会上的人，必然被外面的人影响。

在回答“骂对方”的人中，34%的男性说他会骂她，33%的女性说她也会骂他。一个人骂，另一个人绝对不会悄悄地听，他要么大声骂，要么小声骂。你骂他，让他悄悄地听，在这个社会上很难成立，因为互动就是这样的，你骂他，他也骂你，无非是区分谁先骂、骂得是对还是错，但是家庭里没有对错，一直骂下去也是没有结果的。在调查中，问女性，她的丈夫骂不骂她，33%的女性说会骂。问女性，她骂不骂自己的丈夫，34%的女性说也会骂。可以看出来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在回答“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的人中，42.6%的男性说自己会用肢体语言表达愤怒，39%的女性也说自己会这样。40%的女性说自己的丈夫有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的情况。有些人为了在调查过程中表示自己是主动的，表示自己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就会多说一些自己的情况。

回答“摔东西”的人其实很少，全世界的人都面临摔坏了东西总是要买新的这一问题。3.8%的男性说自己会摔东西，3.1%的男性说他的妻子会摔东西，4.4%的女性说她的丈夫会摔东西，而只有2.7%的女性说自己会摔东西。这说明女性在这方面还是节约，怕摔坏了就不能用了。

在回答“发生肢体冲突（冲撞、拿东西打和动手打）”的人里面，丈夫回答过去一年中曾经打过妻子的有2.5%，妻子回答丈夫主动打她的有1.5%。从这些数据我们知道，中国没那么多的家庭暴力，虽然不能说一点家庭暴力也没有，但是在社会大家庭中我们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打人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有些人质疑：你是做定量研究的，这个研究靠谱吗？我的回答是比较靠谱。只要你的抽样、你的样本量足够大，你认真做，即使做的过程中有一些误差，也不影响最后的结果。

大体上，从丈夫和妻子两个方面回答的结果来看，变化的趋势和我们预想的是一致的，我还是坚信定量研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我们再看地区之间的变化差距有多大，对上海、浙江、福建的变化进行比较。

先看男性的回答。说自己会“不与对方说话”的，在上海是53.8%，在浙江是50%，但福建比较厉害，多达54%。

说自己会“骂对方”的，在上海是35%，在浙江是27%，在福建是41%。之前听说上海男性是比较温文尔雅的，爱做饭，对女性很尊重。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问他“你做过这事吗”，他说“填选择项就得了”——他只管填选择项。福建可能是农民比较多，因此骂对方的多。

“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就比较严重了，表现出外在的威胁性隐患。上海男性这样做的明显少，浙江有40%，福建有49%。

回答自己会“摔东西”的，上海男性多一点，有5.3%——中产阶层爱摔东西，反正他能买得起，捡便宜的茶杯摔摔还是行的。浙江有2.5%，福建有4.6%。

在“发生肢体冲突（冲撞、拿东西打和动手打）”上，没想到上海男性说自己会这样做的比例比别的地方还高一点——上海是3.5%，浙江是2.4%，福建是2.2%。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上海男性打自己配偶的概率居然比别的地方高，我解释不了。这里我们调查的是本地人，没有选移民。

再看女性的回答。上海女性选“不与对方说话”的有35%，浙江是27%，福建是38%。看来男性的语言能力还是要比女性差一些，因为一旦发生冲突，这三个地方的男性都有50%以上会选择不与对方说话。我觉得在一般情况下女性爱发声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语言能力比较强，保持沉默的发生率就低。

选择“骂对方”的女性，上海有35%。有意思的是，上海男性选择这样做的也是35%。

选择“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的上海女性比上海男性要多一些，浙江、福建在这方面的男女差别不是很显著。

选择“摔东西”的，上海是5.9%，浙江是1.5%，福建是3.6%。

选择“发生肢体冲突（冲撞、拿东西打和动手打）”的，上海是2.7%，浙江是0.9%，福建是1.7%。看起来妻子动手打人的比丈夫少一点。

除此之外，在“骂对方”上，妻子回答的自己丈夫会骂她的概率低一点。在“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上，妻子回答的自己丈夫会这样做的概率也低一些。“摔东西”方面，妻子说自己丈夫会摔东西的，福建高一点。在“发生肢体冲突（冲撞、拿东西打和动手打）”上，妻子说自己动手打人的概率比较低，说丈夫动手打人的概率高一些。不同的人在回答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

我们做了关于最近一次冲突中的表现的模型，把这几个变量放在一起看一下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看到，男性不说话的概率比女性要高一些。在指责跟骂人方面，男性比女性低一些。在摔东西方面，男性比女性低一些，相对女性，男性还不太爱摔东西。但在肢体冲突方面，说自己主动动手打人的，男性比女性多一些。

在户口组中，农村户口的人不说话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指责跟骂人，农村户口的人发生得比较少，他们可能不骂，直接就动手了。所以，农村里发生激烈家庭暴力的现象非常常见。

在教育组中，看起来教育会帮助人变化，受教育多的人愿意用不说话的方式来避免冲突。在“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方面，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会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容易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

在阶层方面，蓝领跟白领更愿意用不说话的方式来缓解冲突、回避矛盾，不愿意把事情激化。在指责跟骂人方面，蓝领跟白领的发生率都很低。在“发怒、用肢体语言表达威胁”方面也是。阶层位置越低的人，越倾向于使用暴力，阶层位置越高的人越不太用暴力。所以，实际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降低，这也是一个社会纵向进步的过程，不是横向的。有人说治理家庭暴力需要法律的介入、妇联的介入，但是我们社会学得出一个结论：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社会进步得快，可能会是家庭暴力减少的一个动因。

在收入变化组中，收入变低或变高都会提高不说话发生的概率。阶层的相对位置一旦变化，就会造成家庭矛盾的发生，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当然，这用阶层的方式很容易解释，阶层位置的变化会使你的家庭权力、家庭位置关系发生变化，你需要在家庭中重塑自己的话语权、重塑自己的能力。在指责跟骂人方面，与2006年相比，收入变高的人的表现比较一致——指责和骂人行为增多，你的阶层位置变高了以后必然会多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告诉女性，你别老是支持自己的丈夫进步快，进步快了以后，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结构。丈夫也是，不要老是支持自己的妻子进步快。同时进步，保持一致的步伐是家庭矛盾得以控制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学建议。你不能说我牺牲自己好让对方进步快，因为你牺牲自己的结果是以后更多地牺牲自己，所以我建议大家千万别牺牲自己的进步去支持另外一方的进步，你们两位共进退会更好。收入变化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在纵向变化上，2013年的收入减去2004年的收入以后，差值越大，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越大。在横向变化上，2013年夫妻收入的差值变化越大，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越大。所以我觉得，收入的变化、阶层位置的变化都会导致家庭内部的矛盾，它是家庭矛盾再生产的一个机制。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是不是光考虑阶层位置就够了？因为收入也会体现出阶层性，你的文化程度也与阶层有很大关系，这些是否也会产生变量之间的问题？后来我想了想，因为阶层是根据职业来建构的，是职业位置，它的确对收入有很大影响，职业位置高的人收入高，职业位置低的人收入低。但是我观察的结果是，收入的变化不一定会带来阶层位置的变化。比如农民工，农民工的身份没变化，但是因为做了某一种活儿，收入变化了。像我外甥，他是个农民工，原来做的是兑水泥的活儿，后来我跟他建议：“你光弄水泥不行，你得学电焊，我掏5000块钱送你去学校里学电焊，将来你的工作会特别好。”他说：“你真掏？”我说：“我真掏。”结果他学了电焊以后，身份还是农民工，但是收入提高了。另外，有时候收入也取决于机会，比如到这个城市打工挣得多，到那个城市打工挣得少，也会产生一些这样的变化。

现在在整个社会学界开始有一种思路：把职业分层、教育分层、收入分层这三个方面并到一起来看，同时满足这三个层次的人才是真正的中产，如果只满足两个，就不算是中产。为什么中国人的阶层认同非常分散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可能认同自己是教育中产，但是不认同自己是收入中产，也不认同自己是职业中产。社会学家说现在有20%的人是中产阶层，但是一旦发表这种研究结果，就有不少人说自己“被中产”了，不是真中产，这就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中产身份，自己的预期收入跟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越不认同。比如我是大学毕业生，我预期一个月收入8000块钱，但是实际才拿到5000块钱，所以我就恨让我“成为”中产的人，因为我认为达到8000块钱才是中产，而实际上我的收入才5000块钱。

再看家庭。夫妻二人同住的一代家庭与夫妻二人跟父母同住的二代家庭相比，跟父母同住的二代家庭发生发怒、摔东西和肢体冲突的概率都会降低。家里有父母在，夫妻就会说咱们出去吵，不在家里吵。不管是男方父母在还是女方父母在，只要有父母在，就能降低激烈家庭暴力发生的概率。但是有父母在会增加不说话的概率，因为有父母在的时候吵架感觉也挺为难，所以只好不与对方说话。所以我觉得，家庭居住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暴力的类型。

说到年龄组，原来我们假定年轻人家庭暴力发生的概率低，老年人家庭暴力发生的概率高一些。可是在控制了迭代的情况下，年龄的影响就不显著了。在阶层位置、收入、教育程度这些变量被控制以后，不同的阶层位置使得年龄差距会造成的家庭暴力发生率的差距相对缩小了一些。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还不太清楚，在文章里也不敢这么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文章我也没写成，怕写完以后大家不接受这个结果。

地区比较也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假定跟福建相比，上海男性自己表示发生肢体冲突的多，但是在控制了别的变量的情况下差异并不显著，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它不显著。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阶层位置的变化会引发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原有关系结构的失衡，引起矛盾的发生。被访者与配偶的阶层位置变化的差距越大，家庭暴力向烈性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增幅差距越大，家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收入差距越大，家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尽管发生概率很低，但还是显著的。

不同阶层的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不同，越是白领，越是上层阶层，越可能使用软性的、柔性的暴力手段，而下层阶层采取打骂方式的就比较多一些。

家庭暴力的持续和离婚问题是我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我想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忍受配偶的家庭暴力却没有离婚？这可能涉及家庭暴力的顺从和服从、家庭决策跟家庭暴力惯习的养成。有些人说，一旦丈夫打你一次就会打你一辈子，一旦妻子拧你的耳朵一次，她就会经常拧你的耳朵。法学家认为事情只有0跟1的区别，没有干一次以后再也不干的事情，但我跟法学家的意见不太一样，我始终觉得在有些情绪之下产生的家庭暴力不会持续。如果将来继续做这个课题的话，能不能让“习惯性家庭暴力”在社会学里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呢？这需要我们做出努力。

此外，性别平权会不会降低家庭暴力的发生率？经济上行会不会刺激家庭暴力的发生？经济下行会不会刺激家庭暴力的发生？这些都是很好的选题。一旦有机会，研究这几个选题能够深化这个方面的研究。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7yB57N84Z4DZjQlKAfWGjgAh4Uon9bEE/joTq9vcyy/TpZSaqNhLnVsnuZifF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