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文宏
非常感谢刘少杰教授的邀请，让我来到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应该说，来到这个讲堂我有点诚惶诚恐，我看了前十八讲的讲座人，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像林南先生、边燕杰教授等等。我跟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年有很深的渊源，我说一点你们都不知道的，我在其他场合也没讲过。当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以后，差一点就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给了我教授的岗位，但是因为最后技术上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我没有来报到。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的很多教授是很好的朋友，包括郑杭生先生。郑老师生前对我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的发展一直都很支持、关照，他提携晚辈，提携我们青年学者。刘老师刚才讲我是“青年学者”，我在刘老师眼里是青年，但是跟田毅鹏老师一交流，我们也不“青年”了，都在慢慢迈向退休的年龄。
这些年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是我主要的研究领域，从已经发表的成果来看，多数研究还集中在这个领域。这些年我也在做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研究。前两天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国际大腕普特南来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讲了在国际学界的社会资本研究30年。实际上，准确地讲，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差不多也是30年的时间，虽然我们社会学恢复重建已有40年，但是社会资本研究最早在中国开始做大概是在1986年，到现在30年多一点。
在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30年的梳理的论文，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更新，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认为，中国社会学经过了40年的历程，社会资本研究经过了30年的历程。我们都知道，社会学的重建在前期主要是引进西方的东西、吸收西方的东西、介绍西方的东西，郑老师生前一直倡导我们做自己的、做中国学派的研究，郑老师本人也是身体力行，提出了现在的五大学派。我觉得，中国社会资本研究不能仅仅沿着西方的路子亦步亦趋，而应该有自己创新的地方。特别是目前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中国社会学有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话语体系能不能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是所有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今天的交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研究的进展；二是中国学者30年的社会资本研究，它的特点是什么；三是以往的研究有什么问题；四是未来的研究大概有什么趋势。
首先在研究方法方面，主流的社会资本研究应该是量化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在中国一直有交锋，如果同学们最近看《社会学研究》，就会看到有几篇正是讨论了这方面的争论。在社会资本研究当中，我今天所说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涵盖了通常所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两个部分。关于社会网络，包括它的概念、它的操作化界定，争议并不是很多，但是关于社会资本就有很多争议，我在后面关于社会资本研究存在的问题的部分还会提到。
在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主要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研究法，经典的方法是由美籍华人林南先生发明的。他在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做研究时发明的定位法，主要是用传递包裹实验和小世界研究法进行研究。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边燕杰教授用到中国的研究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拜年网研究。这个研究最早是在中国的四个城市（天津、深圳、武汉、上海）进行，之后扩展到五个城市（上海、天津、长春、厦门、广州），后来他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以后，扩展到八个城市，在上面五个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西安、济南、兰州三个城市。
社会网络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定位法。当年林南和杜敏就采取了定位法。在地位当中，通常选择职业，比如律师。你是否直接认识一个律师？你如果不认识，通过谁能找到一个律师？这是对交往渠道的追踪。问你跟这个人认识多长时间、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跟这个人关系的密切程度如何，这是对直接的关系人的追踪。对间接的关系人，如果有一个以上联系人，就询问帮你找到从事某个职业的人（比如律师）的最重要的那个人的基本情况。后来在中国的研究当中，在拜年网的研究中，边燕杰设计了22种职业，最初的研究仅仅问调查对象认识的人当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区分，问调查对象的亲属、朋友、一般认识的人中有没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除了职业，边燕杰还用了10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类型，因为在中国，你在什么单位工作可能比你从事什么具体工作对你来说更重要。
社会网络研究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提名法。1986年，提名法首先被运用到天津的调查当中，学者们在天津连续进行了三次调查（1986年、1993年、1996年调查）。1986年的调查是由阮丹青教授、彼得·布劳教授、安德鲁·魏昂德教授共同主持的，主要研究重要问题讨论网，即询问“在过去半年中，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重要的问题”。后来在1993年的调查中，我亲自参与了调查问卷的设计，我们把问题进一步区分为工具性支持问题、情感性支持问题以及混合问题。在提名法中，通常会问调查对象首先提到的前5个人的情况，可以包括他的性别、和调查对象的关系、他的职业、他的收入、他和调查对象认识的时间等等。
1993年的调查是有关社会网络的专题调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再使用那些问题，也就是把当时调查的问题加进今天的CGSS问卷当中，那么可能没法执行。很多被访者可能会说，我就只认识一个人，或者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人。被访者有可能是受到了访问员的引导，想尽快结束问卷访问；还可能是有很多隐私信息不愿意透露。现在面对面的入户访问越来越困难，我们也曾经尝试其他的办法，比如网上调查、电话调查。当然电话调查问卷不能很长，如果很长的话，你今天没问完，改天再约，一般就约不到了。网上调查有一个让社会学家最关心的身份问题无法解决，就像在互联网中流行的一句话：你不知道网络那头是一条狗还是一个人。社会学家最关心的就是身份的识别，因为身份的识别与其地位、声望等社会学家关心的社会地位指标是直接相关的。
关于工具性支持网，我们会问平时家务劳动请谁帮忙，能向谁借一大笔钱，能向谁借一些小东西，以及如何通过中间人建立关系。
关于情感性支持网，我们会问比如与谁谈论与配偶的严重问题，与谁谈论情感压抑的问题，等等。
关于社交网或朋友网，我们会问比如经常与谁一起外出，与谁有相互的家庭拜访。
我们还会问到你最好的朋友是谁，这很有意思。在西方的研究当中，当问到最好的朋友的时候，西方有超过60%的人会把他的配偶列为他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天津进行调查的时候，还在访问员手册里加了一个括号提示包括配偶和家人，但是很遗憾，最后调研的结果显示，问及最好的朋友，被访者基本不选自己的父母、不选自己的孩子，也不选自己的配偶，这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通常中国人会说：配偶就是配偶，怎么会是最好的朋友？这里面可能有观念的问题，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迁是不是影响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社会结构的变迁。
还有互助网、婚宴网、餐饮网（饭局）、丧葬网。当然，互助网、婚宴网、餐饮网，这些都是当事人在场的。当我们参加一个葬礼，通过丧葬而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可能其含义就不一样。中国人很忌讳这个，这是一个视角，我们曾经做过研究设计。
这是在量化方面。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当中，还有一部分是运用了质性的方法，收集了很多典型的案例。刘林平教授是我的同学，目前在南京大学任教。他对深圳“平江村”进行了调查。“平江村”的大多数居民来自湖南省平江县，这些人主要在深圳做跟货柜车运输有关的工作，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村落”。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在北京和巴黎所做的关于“温州村”的研究，还有很多学者在浙江和福建所做的关于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关系的研究，都运用了质性的方法，运用了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概念。
应该说，社会资本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当中很主流的几个方面，比如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关于找工作，关于社会流动——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你的职业流动以及你的阶层地位是怎么变动的，还有关于社会支持。除了从官方的，从你所在的单位、所在的社会组织获得的支持、帮助以外，你是怎么获得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的？特别是在现在高度专业化的“压力山大的世界”中，人们怎么寻求支持和帮助？
从大学来讲，很多学校每年都会有一些因为抑郁症、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自杀的情况，他们是不是缺少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是不是缺少了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关于移民的研究，中国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国内农民工的研究方面。我一直反对用“农民工”这样一个称谓。我觉得应该把农民工称为“新移民”。当然，我们以往谈到移民的时候，大多关注的是国际移民，实际上中国由于实行了六十几年的户籍政策，产生了国内移民。从所谓的以城市人为主体的视角，而把他们叫作外来人口、农民工等等，现在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论。
还有关于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的研究，社会资本和社会建设、社区参与的关系的研究。在社会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当中，都有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学者在勤奋耕耘。主要的研究成果，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一一列举。以上是对于社会资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我们这些年在量化研究方面运用了哪些方法，进行了哪些大的调查。
同学们如果翻一下国内主要的出版物，就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概念充斥了多数期刊、杂志，社会资本研究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学术领域。从那时起，这个领域主要是把西方的大量作品译介到中国来，经过这样的译介，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统计模型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当中。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多学科的视角，这说明从发展脉络上来讲，发轫于社会结构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同学们大一学“社会学概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社会学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是社会结构。实际上，关于社会结构研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以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从阶级阶层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另一派就是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资本研究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点的跨学科领域，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思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研究范式方面的启发。
我们把社会资本称为一个二级学科可能不是很恰当，把它称为一个研究领域可能更准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是否有专业化的标志、制度化的标志、规范化的标志？这个标志是说：国内主要大学是否开设了这方面的专业课程？是否培养了该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是否定期召开学术会议？是否拥有专业化的学术团体？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在能查到的在中国大陆首先出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概念的，是林南教授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当然在这之前，林南老师作为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在南开大学做过多次关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专题报告。我们知道，林南教授是美籍华人，又曾经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副会长，说他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点也不夸张。当年他在我的母校南开大学开设了一个中美社会学博士班，像边燕杰这些学者就是从这个班毕业后，又到了美国留学。南开大学的社会学硕士班和博士班也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黄埔军校。从那以后，国内一些主要大学的社会学系陆续开设了“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关系研究”“社会资本研究”等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课程。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中国人民大学是来参加王卫东的硕士论文答辩，他的硕士论文方向是社会网络研究。当时在国内找不到几个做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的人能够来参与答辩评审，所以我第一次来中国人民大学是在那个时候。当然，后来王卫东博士也做了很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方面的研究，他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收集全国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上。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把赵延东教授挖过来了，他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方面很有建树。虽然他之前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是这竟没有耽误他做社会学研究，还发表了那么多高质量的论文，也是厉害。社会学界还有一个类似的人，那就是南京大学的陈云松教授，他曾经是政府官员，担任南京某个区的副区长，在任副区长期间，在牛津大学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当副区长也不耽误他发论文。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研究质量，两个人都蛮好的，当然这两个人也都做有关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所以我对他们比较熟悉。
在中国社会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期间，我们设立了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论坛，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几次论坛活动。
我们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先后召开了19届社会网与关系管理学术讨论会。为什么叫社会网与关系管理？因为这个委员会是社会学与管理学两个学科共同成立的。虽然管理学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没有社会学高，但是它的队伍规模大，所以当时我们的设想是，借助管理学研究队伍的庞大规模，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做大做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规模还是太小，当年郑先生在世的时候一直呼吁要把社会学学科做大，你首先要做大才能做强。
我们已经搞了19次方法培训班，因为对很多青年学者来讲，他们对社会网络特别是对社会网络的统计方法并不太熟悉。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开方法培训班，以培养后备人才。
过去几年，社会学的一些主要核心期刊——《社会学研究》《社会》《社会学评论》《学习与探索》《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都曾经开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专题或专栏。
国内第一个社会网络调查是1986年在天津进行的社会网络调查，由阮丹青、布劳和魏昂德教授共同主持。1988年，林南在天津做了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调查。边燕杰教授的成名作《找回强关系》就是用这个调查的数据进行的分析。1993年，阮丹青在天津做了社会网络调查。1996年，我也做了天津城乡社会支持网调查。可能有很多同学会问，为什么社会网络调查都在天津进行。
之所以早期在天津做了这么多城市层面的随机抽样调查，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学科，而南开大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社会学的黄埔军校。因为做调查也是比较敏感的事，所以后来一些中外合作的项目，都来到天津，当然是想依靠南开大学的力量、依靠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力量在天津进行调查。当时天津社会学学会的会长是王辉先生，他当时在天津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能把市里的行政资源调动起来。天津市政府当时每年都会做千户居民问卷调查，于是就把学术调查的问卷嵌入居民调查问卷里，作为居民调查问卷的B卷，由政府来推动。当然，关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有没有信度方面的问题，有没有效度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当年我也写了有关在中国怎么应用行政资源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文章，但在当年看，这是一种很好的推动调查的方式。因为在中国，完全用市场的方式很难开展调查，比如不能入户，现在有那么多商品房小区，特别是北京有那么多高档别墅小区，你连小区门都进不去，因为它们的保安是要对业主负责，而不是对调查员负责。后来，1999年边燕杰主持了五城市调查。2000年我的导师李沛良教授做了北京、香港社会网络调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使用了2000年北京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再后来，李路路和边燕杰教授共同主持开创了CGSS，CGSS 2003和CGSS 2006都有专门的社会网络板块。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做了城乡人口流动及其社会网络的影响调查。我到了上海以后，2007年做了上海新移民调查，这也是当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后来边燕杰教授从2009年开始做八城市调查，还给调查起了个英文名叫作JSNET。应该说，这些调查的数据在推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研究的规范化、国际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比如，《结构洞》《机会链》《找工作》《社会网络分析》等译著陆续出版。早期关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译文发表在《国外社会学》上，但后来它停刊了。当时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情况》，我当时有十几篇有关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译文都发表在这两本期刊上。这些年，像罗家德、刘军的专著，以及边燕杰的关系社会学系列丛书都在陆续出版。我用中国知网查了一下，涉及社会网络的论文大概有20434篇，涉及社会资本的论文大概有26066篇；社会网络专著大概有3953本，社会资本专著大概有2009本。当然，这里应该做个筛选。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学界、政府说到“社会资本”的时候，指的是一种金融意义上的资产、一种民间资本，跟我们说的社会资本不是一回事。但不可否认，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很重要、范围很大的学科领域。
虽然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的主流是量化研究，但如果你一看到模型、数字就头疼的话，那还是看质性研究成果更有意思，特别是很多以案例研究、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为基础的质性研究，能够写出很好的、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把人类学的视角包含在里面。国内这方面的成果尤其欠缺，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好的质性研究比做一个好的量化研究更难。为什么？我们都学过研究方法，量化研究被称为“洋八股”，每一步都有很严格的规范供人模仿。而虽然质性研究方法书上也讲过一些套路，但是不容易模仿。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国内为推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的研究者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搜集“关系”实践的资料。如果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给中国贴一个标签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关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能够搜集到大量内容丰富的、生动的关系社会案例资料。
我概括了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社会网络的概念学界没有多少争议，而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导致了测量的混乱和对于同一结果的不同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虽然我们说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网络是一个很时髦的社会领域，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领域，它流于时髦未必是一件好事。与此相关的是，一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宽泛化和随意化，以致降低了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力。从而，在一种测量层次上得出的结论却被拿来与在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我们在讲一种研究方法的时候，你是在微观层次上进行测量还是在中观或宏观层次上进行测量？这个不搞清楚，就会犯区位谬误的错误。有一些学者将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结论推广到整个社会，导致陷入了区位谬误的泥淖。
概念界定不清楚，没有达成共识，导致了测量和操作化方面的混乱。我们在做一项研究的时候，概念界定清楚以后，第二步需要把概念操作化。我们不要以为仅仅在量化研究当中才有操作化，实际上做质性研究，只要你是做经验研究，就要有一个操作化的步骤。
（2）部分研究者在隐喻而不是实质意义上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等概念，这种隐喻可以说是隐晦的、比喻的，不是实质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差不多，是一回事，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流于学术时髦，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
（3）测量方法。比如我们要测量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资本，要测量一个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无论是用定位法还是提名法——我们测量的是他的哪个网络？美国学者发明了一个重要问题讨论网，就是调查对象和谁讨论对他来说重要的问题。它基本上在西方社会学界成了一个共识，西方学者都认为用它来测量西方人的社会网络是适合的。在国内，我前面介绍的大规模系列调查都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我们也用过讨论网、拜年网、餐饮网、求职网来测量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如果说我们就用一个问题——无论是定位法还是提名法——来测量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我认为到目前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4）本土化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张力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网络也好，社会资本也好，毕竟都是舶来品，这些舶来品怎么和中国本土的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关系”“人情”“面子”这些概念，如果我们要做经验研究，那么怎么把它们操作化？在这方面，虽然金耀基先生、黄光国先生都做了大量研究，但他们主要是基于中国香港社会和中国台湾社会做的研究。南京大学的翟学伟在这方面有很不错的建树，但是他可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我们如果在现实中做经验研究，那么要怎么做？
在中国社会学界，多数学者还是做经验研究，比如刘少杰教授这么知名的学者，做了那么多理论研究，依然兼做经验研究。我觉得，理论研究者需要很高的素养和很高的悟性，就像我悟性不太高，就做点经验研究，玩点数字，弄点模型，就可以了。在座的同学们，特别是在没有选好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还搞不定的时候，你们要想想，要做理论研究，你们有没有那么高的水准、素养和悟性。
这些外来的概念和我们本土化的概念怎么结合？我觉得不仅仅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国内社会学界多数的研究还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的现象。这在博士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说到理论模型，中国学者拿西方的理性选择模型、社会资本模型一顿套，没有自己的模型。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很明显有不匹配的问题，因为一个理论的发展一定是和当时、当地的发展状况，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远没有完成。很多学者在讨论本土化，当然有不同的观点、有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好事，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还在过程当中，还在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说不用西方的概念，而是说对于很多西方的概念我们要重新改造。西方的概念在中国的意义是什么，要有重新的界定、重新的操作化、重新的测量。在这个意义上，本土化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张力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们做量化研究，在从教科书上学“洋八股”、学研究规范的时候就明白，我们要想和西方学者进行比较，就要用原创的概念。就像我们在测量中、在问卷中，西方学者用了某些测量方法和问题，我们既要用他的，还要创新，要超过他，要加一个问题或变量。比如我们做多元线性回归，我们做出来的模型比西方学者的更复杂，因为模型中既有西方学者的原始变量，又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变量。这样一来，岂不是我们的统计模型会越来越复杂，调查问卷会越来越长，原来10页的调查问卷，以后要搞成20页，因为既要包括西方学者的原始问题和变量，又要包括我们自己试图创新的内容。如果不包括西方学者的问题和变量，那么怎么跟他们的研究进行比较？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增加的问题和变量，那么怎么在他们的基础上创新？我看了很多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好的模型统计结果一页纸放不下，现在最长的表格要占好几页纸，我觉得这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原则。一个模型不是越复杂越好，做量化研究，做统计，应该用最简单的统计模型对问题做最深刻的解释，这才是最好的研究，而不是一个模型弄好几页，看都看晕了。回到这里，我认为，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当中，还需要实实在在地本土化和中国化。
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1）在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上，我刚才提到有两种主要的社会结构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结合将形成一种新的范式。我所说的两种研究范式的结合，不是简单的1+1=2，而应该发挥1+1>2的效果，或者说是在更好的基础上的一种综合、一种融合。所以，阶级阶层分析视角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分析视角将融合为一种新视角。作为两种不同的范式，它们的共性是研究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的结构性位置，只不过阶级阶层分析偏重分析社会成员在科层制组织中正式的位置，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分析更关注社会成员在非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我们在进行范式比较或者进行范式选择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两个研究范式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优哪个劣。我觉得简单地进行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两者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存在谁可以替代谁的问题，这两者的关系，用哲学的视角讲，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关系。如果能够将阶级阶层分析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分析的概念和技术融合，那么无论是对阶级阶层研究还是对社会资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完善，都将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当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就试图把阶级阶层分析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分析结合起来。
如果谈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结合，你可以一方面重点关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你的阶级阶层地位的影响，比如关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的关系的研究。若你拥有一个合理的或者丰富的社会网络，你的社会资本含量更高的话，它会帮助你提升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阶级阶层结构既可以是金字塔形的，也可以是橄榄形的，但无论是什么形状，你在阶级阶层中的位置都会影响你的社会网络建立、社会资本获得及发挥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在阶级阶层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更容易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换句话说，成功企业家的圈子，和我们普通人的是不一样的，当年林南先生在早期的研究中也关注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2）借用边燕杰教授的一句话：关系社会学有可能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总体上，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边燕杰教授提出这个观点是在2009年于西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他在主题报告中提出，对中国社会“关系”现象的研究，即对关系现象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他从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出发，认为所谓的关系社会学在理论层面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抽象的理论，在方法论层面，是一种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思维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关系社会学就是从关系主义理论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社会与所有其他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虽然关系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但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视角来研究其他东亚社会，如研究日本、韩国。很多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难道西方社会不是关系社会吗？特朗普执政以后，把他的好多亲戚朋友聘为内阁成员或顾问，遭到了很多质疑，但是它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人对亲近的人有一种基本的信任，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边燕杰认为，关系社会学可以成为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变动的重要学术工具。无论是分析传统中国社会还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关系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关系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社会变迁，应该处于学术中心地位。
我总体上同意边燕杰教授这样一个预测和判断。边燕杰教授领导的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学研究团队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关系社会学，他主编了一套关系社会学丛书，也出版了有关量化分析的专著和论文集，但目前在关系社会学的整个理论建树方面却没有取得本质性的、更大的突破，这应该是学界同人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3）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资本研究。
刘少杰教授一直在做网络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现象研究，跟我们以往说到的社会网络主要指人际网络是不一样的。但是从理论渊源上讲，社会网络和互联网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而且在今天看来，互联网与人际网（虚拟网和现实网）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是虚拟网络是不准确的，更准确地说，它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或者说主要是现实的。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9年2月份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年底我国的网民规模接近8.3亿，一年的时间新增网民5600多万，互联网普及率为59.6%。互联网普及率从2007年的16%增长到2017年的55.8%、2018年的59.6%，这个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当然，从绝对数字来讲，中国的网民数量世界第一，这是无可争议的。最近几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手机网民的变化，随着智能手机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也好，玩具也好，它原始的通信功能已不是主要的了。我经常说，要做一个有意思的实验，比如我们在大学断网24小时，观察一下学生、年轻老师状态怎么样，我们可以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测量技术来研究一下。
这两年有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学界、政府都很关注大数据。大数据有几个重要特征：一是数量大，它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B、EB或ZB。二是类型繁多，包括网络日志、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三是价值密度低，对大数据的分析、对大数据当中的社会网络的分析需要做提纯的工作。四是速度快、时效高。
目前多数学者以及很多企业家在炒作大数据的概念，甚至很多学者预言大数据将带来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这个预言也喊了几年，但是目前对于大数据的分析还没有产生革命性的成果，或者说能推翻传统的理论模型和经验发现的成果。当然我说这个不是担心我会不会失业，我觉得，从统计理论来讲，因为大数据不是抽样数据，所以我们不需要做那些复杂的模型了，最多做相关分析就可以，回归分析用不着，因为全部数据都在里面。但是，用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能够推翻那些传统的结论吗？我觉得可能为时尚早，也许是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分析大数据的各种革命性的统计方法，用原来的统计方法是不能解决大数据问题的。我最关注的是大数据当中的社会网络、大数据当中的社会资本。
未来应重点分析互联网和新媒体如何建立和分割社会资本，虚拟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参与机制，虚拟社会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虚拟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等等。
（4）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协调与治理机制的社会资本研究。
我们现在都在谈社会治理、社会建设，从理论上来讲，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是在等级制的协调——等级制即层级制、科层制——和市场调节之外的第三种方式。用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市场，中间是什么？我认为中间应该是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我们知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社会学家在搞乡村建设、乡土重建、社会建设，李景汉先生在定县（现定州市），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当年的乡村建设靠的是什么力量？靠的是社会的力量、社会资本的力量，比如把当时的乡绅动员起来，发挥这些人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今天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当中，我们没有很好地发挥一部分精英人士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如果说这样一种判断成立的话，那么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在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之间，政府、市场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谐方面，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也应该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判断成立，那么发挥这种整合、协调功能的机制是什么？它是否会带来负面效应？社会资本研究对社会资本的负面功能一直是忽视的，相关研究很少，这方面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5）关于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转换的研究。
如果大家读过布迪厄的长篇论文《资本的形式》，就会知道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资本与其他类型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经验研究，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
关于社会精英的网络联盟，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论认为在美国存在着经济精英、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三大联盟，中国的精英有没有这样的联盟？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官商关系也是一个研究方向。当然，现在关于新型的官商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话题。他们的社会网络是怎么建立的？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6）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当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国际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纷纷到中国“抢滩”，这种国际有形资本的加速流动必然会带来国际和国内社会资本的结构重塑和功能转型，因此，分析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的变迁趋势将是一个热点。这个角度主要是一个宏观的角度，可以运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进行分析。世界体系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网络视角，把全球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部分。实际上，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正式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以外，对于背后的外交关系、友谊关系，都可以运用社会网络视角和世界体系论视角进行分析，我认为尤其可以用世界体系论视角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把社会资本因素放在里面。从微观、中观、宏观等层面，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都可以进行分析。
（7）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边燕杰教授做的中国和英国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比较分析。
（8）社会资本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将阶级阶层视角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视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现在在谈社会不平等的时候，更多是谈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比如我们研究的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这背后有没有社会资本原因？在我看来，一定有。林南在他的研究中曾经提到，社会资本不平等对社会不平等是有贡献的，是发挥了作用的。比如有社会资本赤字会导致不同群体生活机会的进一步不平等。我们通常只考虑社会资本的正向功能，实际上社会资本是有赤字的。赤字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在实际的投资当中，投资不当会带来赤字。社会资本也有投资不当的时候，也会带来赤字。
在不同性别、种族（民族）、阶层、身份等的各群体中，哪些群体更容易产生社会资本赤字？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结构位置或社会网络具有优势或劣势？一种现实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一种相对的社会网络位置之间的互动是什么、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人们在社会等级结构当中占据一定位置，一定会与同一群体的其他成员交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多数人是循着同质性原则与别人交往的，但同质性交往的原则势必会限制一个人的圈子，因为处于同质性圈子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方面差不多。从工具性角度或者从理性选择角度来讲，依据同质性交往原则，你不可能跨越自己的圈子。要想跨越自己的圈子，不应该遵循同质性原则，而应该遵从异质性原则，也称为上攀效应，比如说中低阶层的人和上层阶层的人去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同质性原则会带来社会资本赤字，而社会资本不平等也可以解释社会交往当中的结构性限制和规范的动力，同质性网络和劣势的结构位置导致了一些群体的社会资本劣势。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交流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