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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间，中国的农业生产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增长势头，但是近五年年均增速仅为4.85%（201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口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出现波动，2016年峰值之后，有所下滑，近五年年均增速跌落至-0.73%（2019年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口径），对比中国零售商业中商品零售额9.24%（2019年数据）的年均增长速度，有5～9个百分点的差距，导致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
等两个指标与商品零售额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11年的0.5和5.16降低至2019年的0.34和2.92，如表2-2所示。同时，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商品零售额比例呈现了波动态势，2020年为0.89。
表2-2 零售商业和工农业生产及运输（2015-2020）
2020年中国的全年货物运输有所企稳，货物运输总量微幅上升为473.6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19.66万亿吨公里，“十三五”期间这两个指标虽然整体有增长态势，但增长率受到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影响而呈现低位波动，2019年总量出现较大回落，2020年虽受疫情冲击，但整体保持稳定未再进一步恶化，最终近五年来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55%和1.97%。
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对应的角度看
，2020年实现300.1万亿元，近五年的年均增速6.48%，估算平均每吨货物的货值约为6337元，平均周转里程约为415公里。
社会物流总费用14.9万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6.65%，占GDP比例从2013年的18%下降到2020年的14.2%。
对应到中国的零售商业发展，每万元商品零售额中所含货物运输总量“十二五”以来有明显相对下降情形，从2010年的23.26吨降低至2020年的13.14吨/万元。同期，每元商品零售额中所含货运周转量也从2010年的1.02吨公里逐渐下滑至2020年的0.56吨公里/元。这也反映出流通改革和零售发展，缩短了商品流通渠道，优化了路途周转和运输时间。
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网人口数量，2020年达到9.89亿人，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2020年近4.86亿户，受此推动，中国的网上零售和快递物流发展迅猛。
从快递物流的发展情况看，全国快递业务量在过去的五年间保持了年均32.17%的高速增长，2020年达到833.6亿件，快递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26%，达到8795亿元。从发展趋势看，快递业务量的爆发期是2011—2013年，每年的增长率高达57.04%、54.79%和61.58%，2018、2019年增速有所下滑，但2020年受益于无接触服务的发展，快递业务量增速回升至31.23%。
从降本增效角度看，“十二五”以来快递业务的大发展，推动了行业效率提升以及成本和运费下降，如图2-11所示，每件快递成本（收入）已经从“十一五”末期的24.57元，下降到“十二五”末期的13.4元，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10.55元/件，成本的下降又相应推动快递业务愈发普及，形成良性循环。
图2-11 快递业务量、成本及其与物流零售（2010—2020)
从全国商品零售和快递物流的关系来看，“十二五”期间，全国商品零售额中每万元使用快递业务量从“十一五”末期的1.68件增长到7.69件，增长4.58倍，2020年进一步大幅度增长至23.65件/万元。结合前述，虽然快递业务本身的单价有所下降，但是综合下来，每万元商品零售额中发生快递费用也从41.23元增长到249.54元，增长约6倍，近五年年均增速19.34%。
从网络零售与新兴快递物流关系来看，按照2020年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9.89亿人折算，互联网上网人口的人均全年网上零售额从2014年的4300元/人增长到2020年的11891元/人，人均快递业务量2020年增长到84.29件，是“十一五”期末5.1件的16.5倍，人均支出快递费约889.28元，是“十一五”期末125.65元的7倍。2020年快递应用更加普及，平均每件快递对应网络零售额约为117元/件，每一元快递业务收入对应网络零售额约11.1元。详见表2-3所示。
中国的货币流通和信贷发放仍保持高速增长，2020年货币和准货币（M2）达到218.68万亿元，近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45%，高于GDP和社零额的增速约4～5个百分点。进入“十三五”，整体增速较“十二五”期间有约4.5个百分点的下降。另外，2020年狭义货币供应量（M1）达到62.56万亿元、流通中现金（M0）达到8.43万亿元。人民币存款达到92.6万亿元，五年间年均增长率11.14%。
表2-3 网络零售与快递物流发展（2015-2020）
续表
据此折算，2020年每元货币（流通中的现金M0）所拥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67元，所拥有的商品零售额约4.2元。每元货币（货币M1）所拥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0.63元，所拥有的商品零售额约0.56元。按照人民币存款余额口径计算的每元人民币存款所拥有的社零额2020年为0.42元。
从发展趋势来看，如图2-12所示，每元货币（M2）流通量所拥有社零额在整个“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都比较稳定，保持在0.21～0.22元水平，这是由于M2指标含有定活期存款和保证金在内的储蓄存款，实质上是全社会消费支出的最终支付保证，也表明从社会消费的角度看货币投放量整体基本合理。但2020年大幅度降低至0.18元，这是因为社会消费受疫情冲击降幅较大，而货币供应量仍然较大，导致上述三项指标2020年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由于流通中现金（M0）在“十二五”以来增速低于社零额增速，所以每元货币（M0）流通量所拥有社零额从2010年的3.52元增长到2019年的5.35元，2020年骤降至4.67元。每元货币（M1）流通量所拥有社零额增长率出现波动，2014年达到峰值0.78之后已经连续下滑，2020年为0.63。
图2-12 货币投放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值（2010—2020)
中国的消费贷款余额在过去五年间，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20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达到49.6万亿元，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2%，远高于同期GDP和社零额增速，每元社零额中所包含的消费贷款从2011年的0.47元增长到2020年的1.26元，折算到全国人均贷款35109元/人。
其中，作为零售消费核心指标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速更为惊人，过去2014—2019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5%，到2019年，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达到9.9万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骤降至8.78万亿元。同样，每元社零额中所包含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从2011年的0.07元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0.24元，2020年降至0.22元。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和支付形式的巨大变化，现代金融和信用消费已经成为新时期居民消费模式的主流之一。
图2-13 消费贷款及个人短期消费贷款（2015—2020)
从发展趋势看，如图2-13所示，全部消费贷款和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长率虽然有较大波幅，但仍能保持持续高位运行，2016—2019年间受到房地产形势趋于稳定的影响，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和全部消费贷款增长率呈现下滑态势。与此同时，近年来信贷消费方兴未艾，但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增长率几年来波幅较大，2017年达到37.98%，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因为疫情冲击，以居民生活、休闲消费为核心的短期消费贷款受到较大影响，但以居民购房贷款为核心中长期消费贷款，在货币增发不能有效传导到生活消费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增长，两者出现了一个负增长-11.54%，另一个19.8%高增长的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数据，2019年中国有城市合计684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城市387个。大中型城市具有远超出其人口应有比例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辐射能力，产业集聚和消费集聚继续深化。
从零售商业发展的城市地区结构分化来看，人口和消费的城市化集聚现象较为突出，中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作为国内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代表，2019年仅用19.74%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全国38.81%的GDP，占有37.77%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贡献了16.8万亿元的社零额，占比41.16%。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总人口保持了小幅增长流入态势，从“十一五”末期的25126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27636万人，占比也基本上稳定在18%～20%左右。GDP增长“十二五”期间经历了从2010年和2011年的18.15%和19.11%的相对高速，逐年回落到“十三五”以来的8.45%，整体略快于全国水平，其占比如图2-14所示，形成了M型变化，较2010年下降了约1.37个百分点。相应的财富占有2004年以来有一定波动，2010年以后持续下降，2019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全国比例相较于“十五”末期下降约4.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水平“十二五”以来基本保持稳定，消费能力占比大约维持在40%左右，2019年提升至41.16%。表明中国的特大型城市集聚能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后劲相对开始减缓。
图2-14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GDP、社零额及其增长率（2010—2019)
中国的地级城市，按照市辖区口径，即一般意义上包含了一线、二线、三线和部分四线城市的中国全部城市市区（即国家统计局口径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截止到2019年底，拥有33.85%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全国59.4%的GDP，实现了26万亿元的社零额，占比63.71%。
中国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期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核心表现在市辖区城市土地面积和人口的双扩张上。一方面，所有地级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从2005年的57.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16年的78.48万平方公里，2017年更是跳跃式的增长到96.9万平方公里，2019年稳定在96.2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比例也从2017年的10.09%微幅回落至10.02%；另一方面，人口也有明显增长，从2005年的3.6亿人增长到2019年的4.74亿人，占全国的比例达到33.85%，特别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的城市人口加速流入，仅这9年占比就增加了约6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在近年间有加速的迹象，特别是以传统城市的面积扩张和人口涌入为主要推动力量。
在以上两个因素推动下，全部地级城市市辖区的GDP增速和消费增速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都呈现出有所扩张态势，如图2-15所示，GDP占比从“十一五”末期的61.31%提高到2013年的63.87%，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但是2014年以后增速回落，占比也相应回落至2019年的59.4%。近几年的回落，可能和城市持续的环保控制有关，相当数量的产业有往低线地区转移的情况，提升乡村发展也使得城市经济GDP形势相对弱化。
图2-15 地级城市GDP、社零额及其增长率（2010—2019)
全部地级城市市辖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例也呈现出类似规律，但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社零额占比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小幅度增长趋势，从“十一五”末期的61.28%，提高到2016年的63.79%，增幅约2.5个百分点。虽然2017、2018连续两年下降了2.68个百分点，但2019年又恢复至63.71%，表明消费的城市集聚现象仍然突出，乡村商业发展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