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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影像的选集，有些捉摸不定，有些深深刻在脑海、难以磨灭。每一个影像就像一丝纱线……纱线编织在一起，组成了我们错综复杂的生命织锦。这些织锦的图案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生命的历程……对于过往的故事，我有洞察一切的天赋。但是真相会随着生活的灯光改变颜色，所以明天会比昨天更清晰。
——卡斯·莱蒙斯的电影剧本《仲夏夜玫瑰》
在2015年年初，备受尊重的记者、媒体传播界的明星布莱恩·威廉姆斯羞愧离职。他曾在媒体公开声称：在战争前线，他一度暴露于极端的威胁之中。这个“谎言”和不断增加的舆论压力击溃了他。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当时有一架直升机被火箭击中，随后威廉姆斯乘坐的直升机才起飞。之后，这个故事逐渐演变成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讲述着他确实是坐在那架被火箭击中的直升机上。社会公众和评论家们都感到很惊讶，威廉姆斯会因为华而不实的英雄主义和自我膨胀而让自己的名声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人们都在问自己：我们是如何被这样真诚与热心的新闻主播所欺骗的？
想想类似的公众人物“失足”事件：希拉里曾经宣称自己在波斯尼亚处于狙击手的枪口下，可是后来她承认自己“搞错了情况”。抛开党派之争不谈，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件事情：米特·罗姆尼曾说自己记得底特律大赦年，可是这发生在他出生前九个月。这些名人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吗？真正的答案是，这些歪曲的记忆，尤其是在高度压力和危险时刻所发生的事情，记录的是我们敏感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会支持罗姆尼的“生前记忆”，因为许多人会把家庭照片或多次听到的故事融入“真实的”个人回忆中。实际上，我们对某个事件赋予的意义能够对该事件的记忆内容产生重要影响。用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的话说：“遇见一个人的时候，人们会从无数个对他的印象中，选择性地记住那些和自己所处情境相关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块白板，而我们都是一系列记忆烙下的产物，就像是在白板上刻下蜡制印记一样。但是，记忆并不是这样一种物质，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糟糕的事实：记忆不是一个有形、明确、可复制的实体，它不像录像那样，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随意重放。它是一种在形式和意义上瞬息万变的东西。记忆不是一个离散的现象，也没有固定的结构，它不会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痕迹那样永恒不变。它更像是一个易碎的纸屋，不稳定地驻扎在不停流动的时间之沙上，会因人们的解释和虚构而变化。的确，记忆处于不断重构中，就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中任意、不受控制且难以预测的电子那样。正如观测电子的运动会改变它的位置和动量，同样，记忆之纱纵横交织会编织出一缕缕轻纱，而这缕轻纱的色调与轮廓会随着光与影的变化，在一天的不同时刻与一年中不同的季节发生变化。
文学与电影一直执着于描述记忆的错觉。20世纪50年代黑泽明所导演的电影《罗生门》将记忆固有的主观性和脆弱性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电影中四个角色对同一事件有着极其不同的记忆。正如电影中所展示的，记忆就像是稍纵即逝的梦境：正当你试图捕捉它时，它就溜走了，仅给我们留下些许安慰——旁观者变幻莫测的视角可能是对记忆本质仅有的真实可靠的界定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回想某些事情的过程中不改变记忆吗？答案是：不可能。
哲学家、电影制作人，以及许多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家，都对回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马克·吐温曾经承认：“我年纪很大了，我记得许许多多的不幸之事，但这些事情大多数并没有发生过。”换句话说，他当下的不幸使得他能够“记得”（例如构想出）那些从未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最近有项研究引起了轰动，发现记忆确实是一种 重新建构的过程 ，它会不断地选择、添加、删除、重排和更新信息，这一切都跟随着不断前进的生命过程。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探索记忆易变性的含义，并尝试理解创伤记忆的类型。探讨这个话题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当前的情绪状态可能是决定我们记得哪些事情和如何记住一些事情的主要因素。首先，改变当下的情绪状态是对创伤记忆进行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在当前的临床工作中对创伤记忆知之甚少的是，（不论任何原因引起的）我们当前的心境、情绪和躯体感觉都会深远地影响我们正在“回忆的事情”。记忆中的影像和想法在我们的知觉场中被唤起，并（无意识地）选择与我们当下的情绪状态相匹配。我们当下的心境和感觉在 如何 记住某个事件，以及应对和重构这些事件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心境和感觉建构了我们与这些“记忆”不断演变的关系。
研究记忆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在于研究它的生物基础和它的心理、发展以及社会的功能。如果毫无疑问地，记忆被证明是难以捉摸和虚假的，那它的价值是什么，它固有的局限是什么？什么时候记忆是值得信任的，而什么时候会背叛我们，让我们在模糊与不确定的泥潭中挣扎？什么时候记忆会被“魔术师”们所捏造？或者被治疗师、家庭成员、律师、政治家们所捏造？而什么时候它有可能因社会群体、部落、家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引起历史的扭曲？以及什么时候，巫师或军队的行动是主动自发的，什么时候这些行动是无意的？
关于创伤的形成，许多治疗模式似乎有一个误解，甚至忽视了这样一个本质的问题：在怎样的条件下，记忆可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而在怎样的条件下，它是毁灭性的？什么时候记忆会导致自我造成的痛苦和不必要的苦难？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区分这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