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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历史的谎言集，优秀的作品就像记忆一样，必须有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这样的话，故事看起来就是真的。
——丹尼尔·施密德，瑞士电影导演
在21世纪之交，记忆这个话题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难以捉摸的圣杯
，并在2000年拿下诺贝尔生理学奖。
而在50年前，在创伤治疗中记忆的关键作用有巨大的分歧，一场真实的记忆战争爆发了。战斗的一方是一批心理治疗师，他们强烈地推动患者去“恢复”那些长期遗忘、“解离”或压抑的童年遭受性骚扰或虐待的记忆。这个痛苦的情绪疏导过程往往伴随着反复强烈的疏泄（abreaction）
和频繁的攻击性投注（violent catharsis）。这些高度紧张的反应在“表达性的”治疗中常常被使用，在小组设置中参与者被鼓励（或常常被推动）喊出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在令人恐惧的回忆中“恢复”令人恐惧的记忆。
这些患者中许多都是女大学生，她们遭受抑郁、焦虑和惊恐发作，拼命寻求解决办法。通过这样的宣泄，她们找到了一种治疗痛苦的办法。那些痛不欲生的苦恼让她们疯狂地寻求结果和宽恕，以及这种强烈的疏泄带来的短暂缓解。真实地感觉到这些“恢复的”记忆让她们对自己有了一个“解释”，找到了这样一个她们承受深刻痛苦的理由。这些宣泄也刺激了高度上瘾一般的肾上腺素飙升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内啡肽） [4] 的大量上涨。这些生化混合物，加上不断诉说类似故事所产生的强大的群体联系（也是由阿片类药物介导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5] 的确，许多这样的受害者有令人恐怖的家庭虐待历史，这些治疗师揭露了这些历史。但不幸的是，治疗师们常常感到困惑或不确定。甚至即使确定时，他们也常常无法提供深度和持久的有效治愈。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宣泄导致许多不必要的痛苦。许多指导性治疗师完全相信这种“恢复”记忆的治疗性价值，即使有时候他们相信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并且他们否认给所谓的恢复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带来的有害效果。
这场战斗的另一方是一群关于记忆的学术研究者们，他们坚定地声称那些“恢复”记忆的方法通常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记忆往往是虚构的。他们的这些结论基于大量的实验结果，在实验中研究者们成功地植入了并没有发生的虚假“创伤”记忆。这些研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让参与研究的大学生相信自己“小时候曾在大型商场中走失过”这样一个植入的虚假记忆。这些“记忆”常常包含一个清晰的画面：自己被陌生人找到了，带到父母身边。然而，实验前研究者和学生的父母进行访谈已经证实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在一个对该实验的反驳中，巴塞尔·范德考克指出，学生们没有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焦虑感，而如果记得童年发生过这样的片段， [6] 几乎肯定会伴随一定程度的焦虑。但是，像这样的实验让很多记忆研究者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使并非所有人），治疗性的恢复记忆其实是潜意识中被治疗师无意间（或有些情况下是有意）植入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贝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