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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症”的治疗中，创伤记忆的角色如同20世纪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罗塞塔石碑”
。弗洛伊德首次在临床工作中处理致病的隐藏（“压抑的”）记忆，他因此而举世闻名。事实上，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其中包括让-马丁·沙可，皮埃尔·让内在巴黎萨尔贝蒂耶埃医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是真正第一个看到记忆是如何通过所谓的压抑和解离（dissociation）被隔离在意识之外的。随后他们发现治疗可以通过将意识之外的这部分内容带到意识中，从而达到治疗效果。先驱们的成果启发了弗洛伊德，影响着他早期的创伤理论。
但是弗洛伊德随后放弃了这一说法，即创伤发源于外部重大事件，转而强调内部机制，如“俄狄浦斯情结”和其他“本能冲突”，让内的巨大贡献因而被掩盖。随着弗洛伊德神一般的统治地位建立，以及家庭虐待与性骚扰的混乱事实难以说清，创伤来自外部重大事件的说法几乎消失在心理学圈子里。换句话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出现“炮弹休克”后，这一说法才重见天日。社会和心理学界偏爱弗洛伊德的内在冲突这个新的焦点（例如“俄狄浦斯情结”），从混乱与令人不安的儿童性虐待的家庭动力中转移视角，这一偏见是维多利亚时代，受人尊重的医生、律师和银行家们共同推动的结果。幸运的是近百年后，在纪念让内于1889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书籍《自动化的心理》跨世纪的纪念研讨会上，巴塞尔·范德考克和翁诺·范德考克在会议论文中重新阐释了让内对创伤深刻的理解，包括创伤的病因学以及该理解对治疗的启示。” [2] [3] 这段对创伤的理解和治疗历史，在范德考克最近的综合类书籍《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中有非常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