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心理学的引领者。正如第3章中提到的那样,大多数关于人类自我的数据来自在美国进行的、基于美国公民(多为大学生)的研究。这就增加了人们将特定美国人的特征和倾向误认为普遍现象的风险。在对美国学生的研究中表现出的乐观、自我欣赏的思维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不存在。一名优秀的学者,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在会上,她讲解了她的发现,即正常、健康的人会产生积极幻觉,比如夸大他们的优点,高估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能力。一位上了年纪的欧洲学者有些困惑地摇摇头,说:“你是说,正常、健康的人基本上是美国人?”
1991年,自我的文化性观点广为流传。那一年,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指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自己的看法与以美国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存在系统性差异。大量研究随之涌现,其中大部分都证实并扩展了他们的基本观点。
这种新观点强调,东亚人,如中国人和日本人,认为自我是相互依存的,主要由社会角色和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他们对扮演这些角色的责任和义务高度敏感。相互依存的自我当然有自己的偏好和态度,但是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次要的。它们不应该干涉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不能影响一个人成为对集体有价值的人。
相比之下,在北美和西欧发展起来的自我形式显得十分独立。这种自我是由其内在的属性,而不是它与其他人的关系定义的。能力、偏好、欲望、态度和特质是这种自我形式的核心要素。角色和关系,甚至义务和责任,自然也存在,但是个体自我会被优先考虑。
因此,当对美国人进行“20句陈述测试”时,他们会用描述自己能力和性格特征的形容词来完成20句“我__________”的表达。亚洲人对同样的测试的反应则更多涉及人际关系和群体成员。可以肯定的是,差异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成员都会给出这两种答案。尽管如此,与亚洲人相比,美国人似乎更爱用个人属性来描述自己,而非人际关系。
史蒂夫·海涅(Steve Heine)和他的同事(1999)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扩展,他们认为日本社会基本不存在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动机。美国人喜欢思考他们作为个体是多么优秀,他们强调自我表扬,以使自己感觉良好。然而日本人更注重自我提升(self-improvement),他们强调自我批评,从而着重于他们应该改变的地方。研究人员报告称,其他迹象显示,美国职业运动员会为他们的才能和天赋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些才能和天赋使他们有资格获得丰厚的奖励;日本职业运动员则会保持谦逊,不断努力提高,即使他们已经拿到了最好的成绩。
自我增强动机具有文化相对性,在某些文化中存在,而在某些文化中的确不存在,这一观点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塞迪基德斯(Sedikides)和他的团队(如2003,2005;O'Mara et al.,2012;比较Heine,2005)认为,日本人也会试图为自己着想,只是找到了不同的方式和标准。如果你批评一个日本人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可能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做出防御性的回应。但也许他的自尊心集中在成为一个好的团队成员和履行他的社会义务上。如果你批评他忽视家庭,或者不配做这份工作,甚至是一个不合格的公民,他可能确实会生气。
因此,亚洲人和西方人对自我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争论的焦点是这种差异有多大。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一些观点。
第一,这两种自我,即独立和相互依存的自我,并不一定是仅有的可能的自我形式。对其他群体自我信念和相关动机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不过近来北山及其同事关于阿拉伯人自我信念的研究是个例外,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阿拉伯人将独立自我典型的自信与相互依存的自我标志性的集体精神结合在了一起(Martin et al,2018)。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合理的答案是,恶劣的沙漠环境要求人们积极保护自己所属的群体,并成为可靠、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群体成员。西方人的自信与发展个体自我息息相关,而阿拉伯人的自信则与促进他们群体的发展息息相关。
第二,即使是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也是不同的。在今天的北美,女性平均而言比男性更加偏向于集体主义,更加相互依存(Cross & Madson,1997)。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我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男性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第三,不同类型的自我并不是简单的替代选项。最合理的猜测是,西方风格的独立自我在历史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世界上大多数文化中的自我起先可能都是相互依存的。正如第3章中谈到的,由于一些与中世纪欧洲历史有关的特殊原因,社会以不寻常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并开始培育一种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被认为独立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存在。
如果政治和社会学意义的变化有利于独立自我的发展,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文化和其他文化可能会转向更加独立的自我。这似乎正在发生,正如世界范围内更加强劲的个人主义趋势所显示的那样(Santos et al.,2017)。
这两种自我暗示着大多数人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社会生活。就如你每天和谁在一起这件事,其中就存在权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你:他们是更好的伙伴和队友。实现完美组合的唯一方法就是挑选,包括拒绝和替换那些不合适的人。但相应的缺点是,他们也可以拒绝和替换你,所以我们普遍拥有关于维持人际关系的焦虑。相比之下,一个关系持久、很少改变的社会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不好的一面是,你最终可能会和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无论如何,社会生活必须解决权衡问题。要么允许人们做出选择和改变,接受关系对象不断变化带来的压力和焦虑;要么永久地锁定关系,接受人们将不得不与他们相处不好的人频繁互动的事实。这个问题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离婚应该有多容易”。在某些时代、某些地区,离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已婚夫妇一辈子都困在一起。另一个极端则是,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婚,只需要走到村庄的广场,在见证者面前说几次“我要和你离婚”。两个极端情况中的任意一个都体现了这种代价高昂的权衡,然而,在这一连续谱(continuum)上也没有完美的方案。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是更容易离婚,更注重个人主义。独立的自我似乎很好地适应了寻找匹配伴侣的社会生活,即使这意味着频繁的分离和对失去的焦虑。
同时,相互依存的自我更适合人际关系高度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你最好努力适应,以便与周围的人好好相处。要谦虚而不是武断。要认识到你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毕竟,家族永远存在,而你只是在你短暂的生命中维持它。这就是你,而自我的统一性是通过唤起它与他人的联系而实现的(见第10章)。这与高流动性社会环境中的独立自我非常不同,因为对独立自我而言,与特定他人的联系并不一定是未来自我的一部分。
即使拥有西方社会的独立自我,当社会关系高度稳定时,人们也会认同这些关系。随着离婚的自由化,婚姻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哪怕婚姻是人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最长久的关系依然是血缘关系。一个普通的美国中年妇女无法在不提及她孩子的情况下说明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年轻人也会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纳入自我认同,但随着他们逐渐成长,走上自己的路,父母与自我认同的相关性急剧下降。
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自我不同的运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甚至在现代年轻美国学生中也很明显。有证据表明,人们会积极地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展示自我,但在向朋友展示自我时会变得相当谦虚和低调(Tice et al.,1995)。要维持一段长期关系,谦逊和谦虚更管用,因为它们会把产生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果连美国学生也能在与熟人交往时变得谦逊,想象一下这样做对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来说有多么重要。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他们都必须和睦相处。
毫无疑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更大的区别有多种起因。学术研究指出了一些重要原因。一个令人惊讶的因素是细菌。在那些有许多病原体流行,疾病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危险因素的地区,文化会朝强化服从性的方向进化,所以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会传播疾病(Fincher et al.,2008;Park & Schaller,2009)。相比之下,如果环境中的病原体较少,那么社会就能容忍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因此食品和卫生习惯可能会更加多样。显然,这些差异在人们了解细菌如何传播疾病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差异可能是通过群体选择实现的:那些要求每个人都符合清洁标准的群体,比那些规则松散,容许个人癖好的群体更加繁荣。
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新的定居社会取代了非定居的狩猎采集社会,不同种类的作物可能塑造了新社会中自我的形式。最近的研究发现,即使在亚洲,与种植水稻的地区相比,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地区亦孕育了更加个人主义的自我和社会风格(Henrich,2020综述)。原因在于一个农民可以自己种植小麦,但种植水稻本质上是更具集体性的行动。因此种植小麦的社会能让人们走各自的路,但种植水稻的社会强调群体合作、遵守规范。
亚洲和西方文化的另一种差异是所谓的“面子”和“自尊”文化之间的差异。面子文化指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个人对自我的看法是次要的。相反,自尊文化假定每个人都有独立于他人的内在价值。面子和自尊不甚完美地相互依存、重叠,而不是彼此独立。例如,以色列就拥有集体主义的自尊文化。
不同种族的现代美国大学生在这方面持有不同的态度。一些不错的研究(Kim & Cohen,2010)比较了学生获得关于自己的信息时的反应,他们要么从自己的角度,要么从其他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当亚洲背景的学生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即他们的社交圈会如何看待他们出发来考虑这些信息时,他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但从他们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考虑,完全相同的信息基本上不会带来任何影响。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面子,也就是别人如何看待他们。
相较之下,欧洲背景的美国学生在考虑自己的个人观点,而不是考虑别人如何看待他们时反应更强烈。两种情况造成的影响性质相同,表明欧裔美国人仍然关心别人的想法,但他们更重视自己的观点。比起个人的想法,别人的想法可能更容易被合理化并排除。
奥尔波特(Allport,1958)提出的术语“机能自主性”显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本身是如何作为目的发挥作用的。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是一种追踪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手段。从长远来看,自我关注可以实现机能自主,因此,除了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想法的直接联系外,人们也关心自尊和自我关注。也许,机能自主的过程在欧洲的自尊文化中进行得比在东亚的面子文化中更深入。本质上,这两者没有哪一个更好,但在自我的日常体验方面有所不同。
· 典型自我的特征取决于在一个人所属的社会系统中,什么因素运作得最好。
· 自我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发展。
· 独立的自我被认为是一个自主、自足的主体,独立运作,做出选择并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拥有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和偏好。
· 相互依存的自我被理解为牢固地嵌入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需要履行义务并展开自我调整。
· 生活在面子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评价,对自我的个人看法则不那么重要。
· 自尊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的价值,独立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