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现代西方自我的形成

正如第2章所讲的那样，自我需要文化背景。然而，大多数对自我的研究都是基于现代美国人展开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最好能考虑一下不同背景下的自我。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点：看看其他时期和其他地域的自我。本章探讨现代西方不同时期的自我。下一章探讨其他文化中的自我。

“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波洛尼厄斯对他的儿子雷欧提斯说。雷欧提斯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好友。这句经典台词跟在其他种种建议，如“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三思而后行”“不要过分狎昵”的后面。对自己忠实是一种新颖的建议：例如，“十诫”禁止人们对别人说谎，但没有说要对自己忠实。波洛尼厄斯解释说，这个新建议的价值在于，如果你对自己忠实，你就不会欺诈别人。

波洛尼厄斯的断言可能是错误的：在对别人撒谎时，我们仍然能对自己忠实。自恋者和精神病患者可能对自己非常忠实，但会轻率地误导、欺骗和利用别人。尽管如此，波洛尼厄斯的意见依然十分重要。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迷上了一个观点：人可以伪装自己。真诚成为一种重要的新美德（Trilling，1971）。波洛尼厄斯认为，对自己忠实能使你对他人真诚。这只是自我的众多问题之一。

我们已经从人们对自己是谁没有任何疑问的早期社会，进入自我问题普遍且多元的现代文化。其间发生了什么？自我这样简单的东西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神秘的泥潭的？

自我作为一种将动物性的身体与以规则、符号、规范、所有权和名誉为标志的复杂社会系统联系起来的方式而存在。随着社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自我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这给人们造成了压力。对于现代人为什么比古代人更为某些自我和身份认同的问题苦苦挣扎这一问题，没有单一的解释。自我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础版本，能够让所有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人们舒舒服服地做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描述出这些问题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如果自我的出现使动物能够从属于一种文化，那么随着文化的变化，自我可能也会改变。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将采用被研究得最多的文化和自我的版本，后者也就是西方文明史上的自我，从中世纪早期梳理到现在（更早的综述见Baumeister，1986，1987）。下一章将探讨不同文化中其他形式的自我。在这里，我们则关注共性、主要趋势和广泛的变化。

中世纪早期的集体认同

十几个世纪以前，人被认为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MacIntyre，1981）。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功能）。了解自己是谁主要意味着在社会中做好自己的工作。生命的目标是获得救赎——死后上天堂。感受和人格特质是附带的或者会造成干扰的事，需要受到限制。人们被等同于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大多数人生来就要扮演这些角色，选择余地很小。他们穿着得体，这样每个人都能立刻知道彼此在社会中的位置。

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最初的分离似乎是源自别人的自我，而并非源于自身内在自我的飘忽不定。简单设想一下中世纪欧洲的生活。人们不怎么旅行。大多数人都住在小村庄里。每个人都很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了解对方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城市十分少见，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从未涉足过一个大城市。欺诈非常罕见，也很难实现。许多社会都有法律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来着装，你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公爵夫人，而谁是渔妇。她们知道自己是谁，其他人也知道。神职人员也会穿特殊的衣服。通过外表，身份一目了然，人们不怎么考虑可能被掩藏起来了的东西。

一个人被等同于其在社会中的角色，而社会角色很大程度上包括社会等级。如今，人们往往会谈到社会阶层而不是等级，但是在阶层意识出现之前，很久以来，社会等级才是最要紧的。

那时社会各个等级的区别比今天更为明显，也更加僵化。向上或向下移动通常是不可能的。中世纪的基督徒喜欢把社会看作一个身体，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经常被引用的话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世纪的自我理论：一个人不应该渴望改变社会地位，就像一根手指不应该希望变成一只眼睛一样。

不存在一种广泛流传的观念认为社会的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社会应该为个体的不幸负责，而一个常见的观点——“存在的伟大链条”——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相互联系的（Nisbet，1973）。个体不能真正离开上帝和命运给他安排的位置（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他出生的环境）。个体作为伟大链条中一个特定的环节被置于地球上，而且他属于那里。被束缚于他在社会中的特殊位置，也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很弱。农奴不能晋升为公爵。今天的学者们争论着不同社会的流动性如何，不过与僵化的中世纪社会结构相比，现在大多数社会都非常开放。

当时的人们认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基于几个关键因素。第一，人们没有内在自我或潜能的概念，不会将自我界定为在其社会角色之外存在。你就是你的工作。[请注意，许多姓氏都是这样起源的：史密斯（Smith，铁匠）、泰勒（Taylor，裁缝）、库珀（Cooper，制桶匠），甚至鲍迈斯特（Baumeister，建筑师）。]第二，人们怀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即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且会得到满足（在天堂中获得救赎），哪怕你只是履行你被分配的职责。支配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强调集体救赎（Aries，1981）。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希望被埋葬在神圣的教堂墓地里。

亨里希（Henrich，2020）指出，中世纪早期，欧洲天主教会法规的广泛变化可能意味着教会逐渐接管了婚姻和家庭。婚礼在教堂举行和登记，婴儿被带到教堂接受洗礼，等等。作为其压抑性的计划的一部分[可能是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在罗马帝国，性许可（sexual license）被广泛接受，导致了疾病和其他问题的产生]，教会开始禁止表亲结婚及其他传统习俗。这些改革的累积效应将削弱曾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之基础的大家族。教会强调的是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

大家庭的解体导致个人主义日益兴盛。传统上，一切都由家族决定，但现在人们学会了与非亲属合作。如果有生意，人们不再主要雇用来自本家族的人，而会雇用非亲属。至关重要的是，这使人们可以根据价值而非家庭关系来雇用他人，从而优化了商业运作。在其他方面，人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而不是服从家族的决策者，后者通常是家族中最年长的成员。人们慢慢变得能够基于自己的才能和雄心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家族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12世纪，信仰也转向了对个人判断和救赎的关注。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个人如何生活。个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上帝用道德和宗教的标准来衡量，当个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一生累积的记录将会接受审判。

至关重要的是，对个人判断的新信仰使道德变得更加重要。你的行为是否道德被视为决定你能否上天堂的一个重要因素。道德被归结为个人选择和责任的问题，这推动了个人主义自我观点的发展。这一切昭示着一个巨大的变化：文化开始赋予个体生活更大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把个人看作一个群体的一部分。个体自我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重要起来。

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和中央政府诞生，新的个人主义可能与之相关。一个表现是，过去的传统社会会因为一个人的过错而惩罚整个家庭，有时甚至可能处死整个家族的人。大多数现代社会只惩罚做错事的人，而不会惩罚其家人。这一重大变化以政府强制执行的法治为基础。

这种责任上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如果你的堂表亲可能会做某些事情，导致你和其他家庭成员全部丧命，你对其采取的态度将不同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会采取的态度。如果只有堂表亲会因为他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惩罚，那么你们会互不干扰，彼此宽容以待。

近代早期：所见非所得

另一项重大进展发生在16世纪（Trilling，1971）。随着西方文明的演变，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新观念出现，即大部分的自我被隐藏起来了。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我的许多方面可以隐藏，或者只有在信任的社会环境下才会被有意识地显露出来。现代社会喜欢假设每个人都有秘密、无意识的恐惧和欲望、未被发现的才能，以及其他私人的东西。不过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把自我的概念从外在表象中分离出来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例如，你是谁与你的配偶和你从事的特定工作有关，但是如果你离婚了，换了工作，你仍然是你。社会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一点。

知识分子们着迷于外表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比如贝克莱主教从“日落时云彩真的是粉红色吗？”开始的著名的哲学分析。还有马基雅维利对有抱负的政治家的建议：你应该如何思考与你应该说什么和你应该如何行动是不同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以及总体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生活的持续发展，逐渐破坏了“在50米外就能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旧体系（Sennett，1974）。

在16世纪——莎士比亚、伊丽莎白一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时代，人们迷上了戏剧，也着迷于扮演戏剧角色。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71）划时代的著作《诚与真》（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记录了这种变化。戏剧不断改变和发展。在中世纪，如果一个角色被认为是邪恶的（evil），那么他可能会被命名为“邪恶者”（Evil），甚至可能会佩戴一个标志来表明他是邪恶的。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新角色，叫作“反派”（villain，这个词与农民身份相关，这一点并非偶然，表示不道德与下层阶级有关）。作为一个文学角色，反派代表着向成熟迈进了一步。观众很早就知道这个人是坏人，但是剧中的其他角色并不知道。通常，早期现代戏剧的悬念就是围绕着主要角色能否及时意识到反派的邪恶计划，以避免自己遭遇不幸而展开的。这使更基础的戏剧创新发生了道德方面的转向，即多角度的运用。它也表明人们对自我差异的敏感性在不断提高（Weintraub，1978）。

为什么真诚作为一种美德突然变得重要了？或许，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不真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社会正面临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并不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他们表里不一。真诚的美德意味着你的内在自我与你的外在表现相匹配，包括衣着和行为。

理解人类自我时，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解你自己”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事实也的确如此。就这一点而言，自我一直是一个移动的箭靶。

起初，其他人扮演别人，主要会假装自己所处的社会层级比实际更高。了解其他人的自我，亦即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层级成了一种挑战。但这对现实有益的地方在于，我们不需要屈从于自命不凡的人。

两个关键的变化使这个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一个是自我逐渐细化为包含个性、感觉和欲望、社会层级，另一个是人的概念逐渐从社会层级和角色中分离出来（MacIntyre，1981）。这些情况同时存在，意味着了解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一件事。之前，我们想了解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如何演绎他们被分配的角色；后来，我们想知道一个人各种各样的内在特征和模式。

可以肯定的是，了解人格特征和道德倾向在早期进化史中无疑是重要的。我说过，道德声誉是自我的基础之一。但是，在一小群狩猎者和采集者中，你可以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了解一个人。评估陌生个体没什么挑战，而随着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早期日益以城市为基础的社会，这种评估变得重要起来。

城市 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人经常遇到陌生人的地方。大多数城市比它们现在所属的国家要古老得多。城市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形式，使人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与陌生人的互动就变得很重要。

出于多种原因，个人与其角色需要分离开来。一个是人们可以而且确实会通过假装拥有比他们实际所拥有的更高的地位来寻求优势。另一个是社会流动性：实际上，社会阶层的上升或下降是有可能实现的。家庭甚至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确起起落落。他们可以换房子甚至换工作。你不再是你的工作或角色——你是扮演那个角色的演员。在以后的某一天，即使你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你仍然是你自己。

这一切都意味着自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在表面上呈现出来。那它在哪里呢？西方文化逐渐开始认为，真实的自我隐藏在你内心的某个地方。在浪漫主义时期（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人们对艺术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因为据说后者的内心生活很丰富（Weintraub，1978）。读者想知道艺术家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人。如今，演员和运动员亦属于名人，公众希望在脱口秀节目中看到他们，希望找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见Gabriel et al.，2016）。

自我知识的难题

在中世纪，人们不怎么相信内在自我，也不认为了解内在自我有多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确实探索过内在，也会进行自我审视——普鲁塔克（Plutarch）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Weintraub，1978），其目的是评估一个人是否符合美德、责任和虔诚等宗教理想的要求。不是在问“我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是在问“我有多符合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这和我们看到的情况一致：自我出现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特定角色。自我与其说是内在财富的显现，不如说是大脑通过扮演这些角色来确认如何被接受的问题。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清教徒比他们的前辈更有自我意识，并在自我知识上下了更大的赌注（Greven，1977；Weintraub，1978）。与北美相比，清教主义在欧洲兴盛得更早，也更短暂，因此它对北美的影响更为持久。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清教徒们留下的大量自我反省的日记和其他自传体作品。

这一切都有充分的缘由。加尔文（Calvin）指出了一个神学难题：上帝如果是全知的，就一定知道某人最终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人的命运已经注定。加尔文补充说，迹象已经足够明显了。虽然加尔文说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确定你是不是上帝选中的少数人之一，但是一个人肯定很难不去思考注定的命运。

当清教徒仔细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以揭示罪恶或美德的痕迹时，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在进行一厢情愿的思考。（也许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其他人——“她认为自己是注定要上天堂的选民之一，但显然她不是”。）你做那件好事是因为你真的很好，还是你只是想说服自己你是个好人（因此犯了骄傲的罪）？

加尔文的观点不再被广泛接受，甚至在新教徒中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对自我欺骗的认识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后果。自此，自我知识始终在遭受怀疑。你总是有可能在自欺欺人。

举例来说，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写了一些自传体散文，当时写关于自己的事还是很不寻常的。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为此正名。他说，尽管他写作的主题本身并不像其他作家所写的那样重要，但他对主题的了解至少比其他作家对他们主题的了解更深刻，这可能部分抵消了这种缺乏深度的影响。这暗示自我知识是最直接、最完美的知识形式。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不再这样断言，因为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我知识会被一厢情愿的想法系统地扭曲。在清教徒之后，自我知识的声望不断下降。

自我知识文化观的低谷可能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假定，即便多年来每周与一位收费昂贵且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共度数小时，一个人最多也只能在建立正确的自我知识方面取得一点儿进展。

复杂的现代身份

几个世纪以来，自我的形成和维持变得越来越复杂；自我的关键特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取决于个人选择（Baumeister，1987）。现代西方社会正试图使性别不再成为生命历程的决定因素。数十条甚至数百条职业道路正在呼唤人们到来。幸运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在那里，他们在许多专业中进行选择，每个专业都能为他们提供多种职业道路。有些职业的薪水比其他职业高，这是不平等和摩擦产生的一个原因。

你的身份不会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被注定。你可以选择一个职业，但这并不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点。大多数职业都会让人们遭遇多种变化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们可以根据人们能赚或者拥有多少钱来评价他们。现代公民可以自由地搬到新家，甚至是新的国家。

人们有了更多选择，成功有了更多梯度，但所有这些都给自我创造和定义自己带来了更多紧张和压力。成为你自己需要经历一系列的选择，你的表现也会受到评估。你可以扮演的许多不同的社会角色会让你的自我形成截然不同的版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你仍然是你自己。

童年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反映了不断加重的自我定义的负担。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1962）的一部经典著作提出，直到现代早期（1500～1800年），人们才发现了童年的存在。这里他指的是童年后期。到了8岁左右，孩子开始准备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当时的社会本身比现在年轻得多，因为人们的预期寿命比现在短得多。）阿利埃斯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承认年轻人有潜力变好或变坏，并可以受到影响变得更好。这并不一定给年轻人本身带来了多大好处。该观点首先被用来进一步强调要通过体罚来进行道德训练。但是从长远来看，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成年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认识。

有关青春期的观念同样发生了改变。如果阿利埃斯没说错（毫不令人意外，历史学家已经就此进行了争论），那么中世纪的青少年几乎被当作成年人对待。青春期（adolescence）的一般概念直到19世纪后期才被接受（Mintz，2004），而青少年（teenager）的概念直到20世纪才被社会认可。

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容易惹麻烦的群体。弗洛伊德学派解释青少年问题的方式得到了后来许多研究的支持。年轻的青少年基本上仍然只具备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是现在这些能力必须与成年人的性欲、攻击性、醉酒等相抗衡。自我控制力被压制了。

青少年时期的任务是使自我控制能力变得更强，从而控制成年人的冲动和欲望。自我控制部分必须赶上，以应对欲望的部分。

但是，青少年必须努力定义自己是谁这个观念，是将现代的解释加在了古老的发展斗争之上。20世纪，青少年相当突然地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有着特殊而麻烦的倾向，需要被引导走向体面的成年生活，需要在遥远的未来选择和扮演特定的角色。

由此，联系现在的自我与未来的自我——“一致性工程”的第二个，也是更难的部分，变得更加困难，也因此更需要付出关注和努力。

20世纪中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50）提出了“身份危机”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青春期青少年所经历的一切。这个词引起了轰动，并开始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正如埃里克森（1950，1968）解释的那样，你的父母会把你培养成特定类型的人。你可以选择走那条路，成为那个人，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你决定成为不同的人，就必须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身份危机。

在我1987年出版的书中，我提出了一个如今我仍然认为重要的观点：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需要一些标准来为众多的选择排序。事实证明，这样的标准有很多，比如金钱、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工作的享受程度，以及家庭生活的类型。（单身？有双份收入，没有孩子？同性婚姻，收养或不收养孩子？异性婚姻与两三个孩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问题。你需要元标准，即更高层次的标准，来决定你要使用哪一套标准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青少年仍然在努力提升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来管理他们如成年人般强烈的愿望、感觉和冲动。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元标准，来决定如何为他们的余生设定方向，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幸运的是，其中一些决定以后可以改变。但是在一条特定的道路上走得越久，改变的难度就越大。

此外，认为探索内心能够帮助你找到答案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合理化你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想法（“我必须做我自己”）。如果答案不在你的内心，它是否在外部呢？除了极度虔诚的人相信他们的上帝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使命，没有什么理由相信答案外在于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是，没有客观的答案，人们只是做出选择，从而创造和定义他们自己。然而，他们是依据什么做出这些选择的呢？

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日益破裂

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自我的存在是为了将个体、动物性身体与社会系统（社会和文化）联系起来。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一直是自我存在的方式和原因，以及自我形成方式的重要驱动因素。正如本章试图表明的那样，这种关系的变化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

社会流动显然使个体脱离了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时需要用一个新的概念来表示脱离社会角色存在的人（MacIntyre，1981）。社会流动不仅有垂直的流动，还有水平的流动，两者有着相似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你仍处于同一个行业或中产阶级，你在居住地和工作方面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因此，你必须做出比过去更可能界定自己身份的选择。个人和社会的逐渐解绑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抽象讨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被戏院和表演所吸引，这可能表明了人们对角色扮演的兴趣。

这种变化在建筑领域可见一斑（Moore，1984）。如果你参观18世纪以前的欧洲宫殿，你可能会注意到那里没有走廊。门连接着一个房间和另一个房间。要进入后方的卧室，就需要穿过其他几间卧室，这可能会助长夜间的性侵害事件，而且不利于保护居住者的隐私。随后，在近代早期（1500～1800年），建筑物开始设有走廊和门厅，这样人们从自己的私人房间进入主要区域时，就不必穿过其他人的房间。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隐私的渴望不断增长和蔓延，现在，隐私已经成为一种令人垂涎的奢侈品。社会上层人士小心翼翼地用墙壁、摄像头、偏远的居住地，有时还通过武装警卫来保护他们的隐私。

私人生活的兴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拥有一间不让其他人通过的卧室正是诸多步骤和迹象之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相对价值在近代早期（1800；Sennett，1974）结束前后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17世纪，人们高度重视外部的社会活动，包括工作、娱乐，以及在许多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与陌生人交谈，这些活动将人们聚集在了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比你在家里与你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做的事更有价值。这种情况在19世纪发生了逆转——私人生活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今天，我们认为将家和家庭生活视为最重要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但其他时代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与社会冲突的自我

如果我们能说几个世纪以来，自我和社会已经越来越和谐，那就太好了。但是我们很难得出这个结论，有些人可能还会说情况正相反。自我和社会是敌人的观念已经扩散开来，而不是消失了。

个体可能与社会冲突，这一观点被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它一度是一个新理念。中世纪时，这种想法不曾出现在任何人身上。但当中世纪的世界观崩溃时，这一观点逐渐传播开来，并且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让我简单地总结一下（完整论述见Baumeister，1986，1987）。

在浪漫主义时期（约1750～1850年），人们认识到个体和社会之间存在冲突。个体与压抑的社会环境做斗争，试图成为自己。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不知为何，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卢梭的主张就是一个缩影，他认为，很久以前，状况要好得多，每个人都应该回归自然。皇家宫廷里的公主们扮演着牧羊人和农场女仆的角色，尽管真正的牧羊人和农场工人正在搬往城市，在工业革命下的工厂里找工作。他们逃离了农村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贫困和苦差事。在文学作品中，当浪漫主义英雄们无法找到使社会容许他们做自己的方法时，他们往往会死去。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主人公自杀为结局，这引发了一波模仿自杀的浪潮。

浪漫主义时期也利用了启蒙运动，一场质疑和重塑社会对待个体的应然方式的思想运动。当时的激进思想，如今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很难理解它们有多么激进。那时，大英帝国正在接近其权力的顶峰。那些试图通过军事叛乱来实现自我统治的殖民地都被击败和镇压了，除了其中一个。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美国殖民地的居民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并大量借鉴了启蒙思想。当他们宣布独立时，他们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甚至宣称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这种想法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宗教框架不再主宰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从社会的中心退到边缘。基督教成功地把人们的满足推迟到了在天堂的来世生活中实现，但这已经不够了。人们希望在今生得到满足。爱情和工作（特别是一些有创造性的工作）作为在今生寻求满足感的方式获得了声望。

用世俗的满足取代宗教显示出一种集体的急迫。人们不想等到他们死后才感到幸福，才获得他们努力的回报。这反映了人们对个体自我看法的转变。人们不再追求长远的满足，比如死后的满足，而是现在就想要得到满足。

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思想逐渐让位于19世纪的各种改良行动，后者包含大量旨在改变社会的作品和社会运动。视社会为恶的观点依然盛行，这反映在旨在推翻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包括恐怖主义的早期版本和对政治领导人的暗杀中。

19世纪还出现了第一批乌托邦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它们涉及对如何改变社会的思考，以使个体自我能够茁壮成长，而不是简单接受普遍存在的严酷、压迫性的现状。事实上，乌托邦的倡议并不局限于写作，各种各样的群体都致力于创造他们自己的完美社会。公社和其他乌托邦试验大量涌现，其中大多数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极其尖锐，一些人试图用新的社会形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19世纪中叶，超验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爱默生与惠特曼、梭罗等人是这场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爱默生认为完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必须在需要的时候做出让步，但是应该在私人生活中寻求满足，并且要通过与自然的交流来实现。

无论是逃避社会（超验主义）还是推翻政府（无政府主义），或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完美社会的想法（乌托邦主义），都没有真正奏效。到了1900年，人们感到个体无可救药地任由强大的社会力量摆布，这些社会力量不关心个体，个体也无力控制它们。一个人作为一个挣扎着的微小个体，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机器中，受到残酷压迫的形象十分常见。异化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一大主题。考虑到20世纪早期的世界大战、流感大流行和经济萧条，难怪人们认为无助的个体被强大、冷漠，甚至恶意的力量钳制住了。

从根本上说，异化是小群体向大群体过渡的一个阶段。中世纪封闭、狭隘的乡村社会永远消失了。在现代社会，到处都是陌生人，提醒人们在这个巨大而危险的世界上，他们只占据了一个很小的位置。

20世纪下半叶，人们决心和解，这也是一种妥协。一个人既不能逃避社会，也不能简单地默许社会。自我的工程包括接受大众社会的现实，但依然坚持培育个性并寻求个人满足。

思考

两位群体研究巨擘，约翰·莱文和理查德·莫兰（John Levine & Richard Moreland；1990），对群体研究文献进行了具有权威性的概述。他们的其中一个观察结果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即人们喜欢归属于群体讲起，补充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限定条件：随着群体的扩大，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喜欢的大部分群体特质很快就会消失。归属于一个小团体，如家庭、运动队伍、工作小组或业余摇滚乐队，可以使我们得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满足（当然，也有烦人的地方）。一个人为所属的团体感到骄傲，与其他成员培养关系，通过与他们一起行动而得到认可，等等。但归属于一个庞大的集体，比如军队或者跨国公司，并不能提供同样的温暖。然而，这正是事物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因为较大的群体往往能比较小的群体做到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或更有效率。

现代自我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调整自己的小团体心理，从而适应大群体生活。这可能是长期摩擦和压力的一个起因。人类自我是从几十个人的小团体中进化而来的，经过多次计算可知，一个人可以认识大约150个人。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度，而如今这样的城市只是中等规模而已。大城市有着强大的系统优势，包括经济系统，所以任何回到小城镇和乡村生活的冲动都注定要失败。现代自我是新瓶装旧酒，并不十分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