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儿童有效自我的发展

新生儿有自我吗？当然还不太完备。新生儿的大脑还没有开始储存信息。某种程度上，它可能确实控制了手臂和腿的运动，但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开端：大脑与身体相遇

就像所有生物一样，新生儿的身体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有一条精确的界限。尽管大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可能并不理解这条界限。我的孩子不太喜欢哭，所以一天早上我妻子听到她的哭声，感到很惊讶。她查看情况，发现宝宝的手指戳到了她自己的眼睛，而当妈妈轻柔地移开这条手臂后，她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婴儿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根冒犯的手指就在她自己的手臂上，并且处在她自己的控制之下。大脑还没有对手臂施加系统的控制。

之后的各发展阶段反映了大脑对身体的理解和掌控程度的提高。学习爬行、走路、骑自行车，以及其他里程碑式的事件，显示了大脑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擅长协调控制四肢，从而使整个身体能够有效行动的。这种协调是自我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大脑将整体性赋予了不同的部分。不久后，对手臂和腿的控制会扩展到言语，或者说发声器官。一般来说，手臂和腿负责应对物理环境，而语言器官负责应对社会环境。

自我通过系统来实现统一性。对我来说，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婴儿学会爬行的过程。之前她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手臂和腿，使自己翻过来，趴在地板上，但是她无法移动。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她终于也做到了后者。想想为了让身体爬行，大脑必须做些什么。它必须明白它可以控制手臂和腿，而且有左右两条手臂和左右两条腿。至关重要的是，要爬行，必须由右手和左膝向前移动，左手和右膝牢牢支撑在地面上；然后重心转移到右手和左膝上，这时新获自由的左手和右膝即可向前移动；周而复始。早些时候，这个婴儿还不知道可以移开她的手臂，免得戳到自己的眼睛。现在她的大脑有了一个系统，可以有序、协调地移动她的四肢，使她能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我还记得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脸上洋溢着的满足的微笑。

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是，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人类文化要求人们拥有较大的大脑，而大脑是在出生后才发育的。原因可能很简单：要生下有着更大大脑的孩子，母体可能就无法存活了。大多数类人猿比人类孩子更早开始照顾自己，包括四处走动和获取食物，人类孩子却会在很多年里处于无助、脆弱的状态，依赖父母。然而，这一情况的价值在于人类大脑能发育到什么程度。非常小的孩子看起来像动物，但第二年，他们似乎会突然发展出一定水平的自我意识和人际交往技巧，其他动物却做不到。研究显示，四五岁的人类孩子可以做的事情，超出了成年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智力所能实现的程度（综述见Tomasello，2014，2018）。

婴儿大脑的任务是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以及如何扮演那些角色。如果我们把身份定义为社会地位，那么一个新生儿在其大脑能够理解这些之前就已经有了身份。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成长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他们的孩子出生时，中上阶层的祖父母为这个小家伙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存了5000美元作为礼物。这个家庭另一边的蓝领亲戚听说一个一天大的婴儿拥有的财富比他们认识的几乎任何一个成年人都要多后，目瞪口呆。“一个婴儿有5000美元？”他们都很难以置信。这笔钱和孩子对这笔钱的所有权都是真实的，反映了他的身份。不过，当然，婴儿自己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更加广泛流传的观点是：身份，比如社会地位，在大脑知道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成长就是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解你自己”对每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都是必须的，这不是指自我发现，而是发现社会将你置于何处，以及它对你的期望。从这个极简的开端起，一个普通的人类孩子慢慢成长为一个拥有完整自我的成年人。

跨时间的自我

大多数动物只是活在当下，对时间和未来毫无概念。人类的社会系统跨越时间，需要人们扮演同样跨越时间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大脑必须理解时间，包括时间里的自己。

当下的自我首先被创造出来。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孩子需要学会在当下作为一个整体做出反应，从协调运动（爬行）开始。过去是无关紧要的，未来仍然是一片模糊、遥远的景象。然而现在是不可抗拒的，大脑慢慢学会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做出反应。和其他动物一样，它也会吸取教训，所以，尽管缺乏时序推理能力，但基于昨天的行为带来的奖励或惩罚，今天的行为可能会变化。

孩子的成年监护者确实会思考未来，并和孩子谈论未来。一个成年人可能会谈论一次即将到来的旅行，这对孩子来说似乎很遥远，但是最终这一天到来，孩子就会开始理解其中的联系。

进步不仅是儿童发展的核心，而且是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的自我意识的核心。苏珊·哈特（Susan Harter；2012）曾撰写过一段关于儿童发展中的自我的权威性论述，她指出，早在社会比较开始之前，儿童的自我理解就引发了时间比较 。也就是说，要将自己的能力与他人的能力进行比较，需要等待。但是，即使年幼的孩子也会骄傲地宣告自己获得了新技能和新能力。哈特认为，幼年时期，进步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们总是频繁发生，且十分重要。一个小孩子的技能和能力变化得相当快，所以很明显，他总能做一些新的事情。当一个人能越来越轻松和成功地完成那些不久前还令人沮丧或者需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时，它们就变得不那么令人畏惧了。比起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头脑更容易发现这些变化，而要做到前者，需要采用一些换位思考的能力，以便从相似的角度来评估自己和他人。

自我的三个关键方面

自我有三个关键方面：由自我信念组成的自我知识、执行自我和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的发展表明这三个方面的自我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试想一下骄傲和羞耻这两种基本而强大的感觉。两者都依赖于对自我的理解：你刚才所做的是好是坏，能反映出你完整的自我，从而唤起这些情绪。它们通常也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学到的：照料者给予赞扬或反对，从而帮助孩子知道是该感到骄傲还是羞愧。不久后，这些感觉就会引导孩子头脑中的“执行系统”，让孩子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以避免羞耻感，赢得自豪感。

哈特描述了自我意识情绪出现的三个步骤（基于Stipek et al.，1992）。第一步也许是掌握新事物后的直接的快乐。我们会在年幼的孩子脸上看到自发的“掌握微笑”（mastery smile），它是自我意识出现的一个标志（Kagan，1981）：孩子尝试做某事，一开始不成功，后来成功了。微笑表明他意识到了改变： 现在我可以做到了。 这不需要社会互动、观点采择、成人表扬，或任何复杂的东西。相反，它指的是进步带来的直接的快乐，能够做新事情的快乐。也许这里并不涉及多少对作为整体的自我的看法。当下的自我享受着能够做一些事的感觉，或许它会微笑着向前迈出一步，因为它实现了之前难以企及的成功。但是，整体自我也许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

第二步与成年人的反应有关。从两岁生日开始，或者在那之前不久，孩子会开始期待在掌握新事物时得到表扬。这种快乐来自从成年人那里获得的认可，而不是来自掌握某件事的直接的快乐。第三步，也许是在一年后，孩子又不需要成年人的反应了。快乐不仅来自掌握新事物，就像在第一步中那样，而且来自对自我的意识，因为现在它获得了一个新的积极属性。当不能做某事时，处在第一步的孩子不会对自我不满，但大一点儿的孩子会，所以掌握意味着自我的积极改变。这不仅是在用满足感（“我能做到”）取代沮丧感（“我做不到”），还是自我意识的改变，确切地说，是对自我改变的意识（“我现在比以前更好了”）。

正如在许多事情上那样，孩子通过其他人的方式到达了终点。也就是说，他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欣赏自己的掌控力，而不需要别人明确表达他们为他感到自豪。在心理上模拟他人积极反应的能力让孩子可以沉浸在他们想象的认可中。这也表明自我开始理解声誉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别人知道你能做什么。

羞耻，另一种自我意识情绪，也表现出同样的模式。学步的孩子可能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感到羞耻——一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坏人的整体感觉。相反，一些作者提到了“假性羞耻”，也就是害怕被惩罚，所以假装出羞愧的样子。动物也会有这种假性羞耻的反应，比如狗，它们大概在提高自我意识方面无能为力，但是它们足够聪明，能够根据熟悉的线索预测惩罚。哈特和其他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儿童要到5岁左右才会拥有真正的羞耻感，到那时，他们会有更广泛的自我意识，并具有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孩子的假性羞耻可能并不包括对自我真正的消极态度——它只是反映了他们逐渐认识到大人可能会不赞成或者惩罚他们。一段时间后，孩子会内化这种外部观点，无论大人有什么直接的行为或言论，他都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感到难过。

自我信念

关于自我的积极信念

小孩子无法理解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他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之间的差异。弗洛伊德和皮亚杰都观察到了这一点，而哈特（2012）在作品中重申了这一点。更宽泛地说，哈特指出，儿童通常具有不切实际的高自尊，但这不同于一些成年人身上膨胀的自尊。自恋的成年人知道渴望和现实的区别，他们相信自己是真正的优越者。孩子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他们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反映了他们缺乏这一能力。换句话说，成年人的自恋通常是防御过程、动机性偏见、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其他扭曲观念的产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自恋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孩子根本不知道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他是怎样的人之间的区别。

这个发现具有深远的意义。有意识的思考可能更多是为了指导行动，而不是为了看清现实。我们关于成年人如何看待未来的研究也指向了一个类似的观点（Baumeister，Vohs，& Oettingen，2016）：首先，你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你希望未来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头脑开始适应现实（如评估可行性、承认障碍，或许制订一个关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

事实上，孩子对“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的混淆，增添了看待生活中夸大的自我评价模式的新视角。人们有各种各样关于自我的非虚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所渴望的声誉：你希望被社会中的其他人称为什么样的人。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成年人已经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了，也就是他们希望被如何看待。然而，童年的模式表明，年轻大脑的发育开始于那个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的观念。其中一部分可能源于对父母重视之事的了解，比如他们会表扬什么人。孩子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自尊和声誉的区别，所以它们对孩子来说基本一样。无论如何，关键的一点是， 自我信念是从童年起就固有的渴望 。换句话说，自我对自己的看法是以它想成为的真实之物，特别是在它的社交圈里被普遍认可的东西为基础的。后来，人们才发展出区别于一个人的渴望的、客观上正确的自我概念。难怪自我知识缺乏准确性——对自我的准确理解是次要问题。知道自己想在社交世界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第一位的。

自尊很早就开始出现了。与社会上流行的新观点相反，孩子并不是从脆弱或低自尊的状态开始发展的。相反，孩子对自己的评价很高。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些事，但是他们会渐渐掌握其做法，然后自信地期待着能多做这些事情。测量幼儿的自尊水平很困难，因为他们不能阅读、书写或使用数字，而且可能缺乏将他们的反应量化为一个连续谱的能力。尽管如此，研究人员还是通过观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信的儿童行为，取得了一些进展。主动性、独立行动、好奇心和总体自信是自尊的一组标志。自信的孩子渴望尝试新事物，并且相信自己。相比之下，低自尊的孩子往往缺乏自信，对新体验也不够开放。另一组标志包括孩子对压力、问题和变化的反应。高自尊意味着能够很好地调整自己、接受批评、忍受挫折等。低自尊的孩子很容易放弃，不能很好地应对挫折。

哈特的研究团队惊讶地发现，年幼孩子的自尊似乎与客观能力无关。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能胜任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做的各种事情，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程度与客观能力无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联系才变得越来越强。

自我评价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将要了解的自尊问题。自尊是一种感知，而不是现实[例如，研究发现，高自尊的人认为自己比低自尊的人更聪明，更有吸引力，更有社交技巧，但客观测试发现的差别很小或没有差别（综述来自Baumeister et al.，2003）]。有些人对自己的评价高于其他人，但这些差异在生命早期就出现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客观现实。

我怀疑孩子是否真的对他们的客观能力漠不关心。更有可能的是，正如哈特和其他人强调的那样，年龄较小的孩子还不懂得社会比较。他们评估自己能力的方式只关乎自己，如果他们进行比较，他们会和自己以前的水平比较——这通常会得到有利的结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总会做得更好。客观能力则需要接受老师、家长和研究人员的评估，要与其他孩子的能力比较。如果有一个只能数到5的孩子，和他同龄的孩子都能数到20或100，那么研究人员会给他的能力打低分。但是那些能数到5的孩子只知道他们以前根本不会数数，所以数到5看起来完全没问题。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参与更多的社会比较，并且是越来越微妙的比较。这种比较不是一个人会不会游泳，而是一个人能否在200米仰泳比赛中游得和其他队员一样快，差异甚至可能小到几分之一秒。自我的属性会被仔细测量和排序。

自尊水平随着生命的延续而波动（Robins & Trzesniewski，2005）。其在童年早期是如何变化的很难评估，因为很难对孩子进行可靠的自我报告测量。然而，在青春期，自尊水平似乎会下降，然后慢慢恢复，并继续上升，直到中年。最终，到了老年时期，自尊水平下降（甚至急剧下降）。至关重要的是，尽管自尊水平普遍会上升和下降，但其等级次序似乎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比80%的同龄人优秀，那么当青春期，每个人的自尊水平都下降时，你仍然会这么认为；同样，在中老年时期，你仍然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比80%的同龄人优秀。我们可以推测所有人随年龄增长的自尊水平变化情况。青少年的心智能力使其比儿童更善于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他们或多或少能够像别人看待他们那样看待自己。意识到别人并不像他们（还是更小的孩子时）所认为的那样欣赏自己是令人沮丧的。这会导致青春期的尴尬、自我怀疑、痛苦的自我意识和其他消极情绪，最终导致自尊水平的下降。

当一个人从青春期进入成年期后，他就会从中恢复过来。当然，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大多数人开始积累一些合理的理由，使自己能摆脱最黑暗的自我怀疑。青春期的特征是工作的不确定性和爱情的混乱，但到30岁，大多数人已经找到了伴侣和工作，这些方面进展顺利，自尊水平就会上升。老年时期，自尊水平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认识到他们没有达成某些人生目标，他们不再拥有全盛时期的精神和体力（更不用说好看的外表），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

执行自我

道德自我

道德是一套社会规则，它定义了各种行为的好坏。自我的道德方面非常重要，它需要具备一些重要的基础。

· 道德自我要求人们理解社会所重视的道德准则和原则。社会大概起源于父母或其他照料者。事实上，弗洛伊德非常重视如厕训练，视孩子努力掌握这一技能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弗洛伊德认为，学会控制膀胱和肠道对性心理发展很重要，不过现在的专家恐怕会对此表示怀疑。这一技能的重要性可能更多地与自我控制和早期的道德规则形式有关。甚至在孩子领会分享的道德重要性之前，就已经在学习感受有关这些社会规则的自豪和羞耻情绪了。

· 道德自我要求人们自我控制，也许还要求人们具备一种简单的自由意志，以拥有在同一情况下采取不同行动的能力。道德规则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同一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你既能说谎，又能说实话，说谎可能会给你带来好处，而道德敦促你说实话）。

· 道德行为通常需要某种动机来促使你符合道德地行事，而非自私自利。拥有美德是不够的。你必须 想要 做个好人。

· 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可能来源于对品德高尚的声誉的渴望，它会引导人们产生以品德高尚的方式行事的具体愿望。这要求你对声誉和其他人的观点有所了解，对他人如何评价你也要有所了解。

· 道德声誉植根于时间。当下的自我并不完全是道德的。它最多可能已经知道存在道德规则，并能运用它们做出艰难的抉择。自发的道德反应似乎就具有这种特点。例如，人们对道德错误的自发反应是将这种行为排除在可能的行为范围之外（Phillips & Cushman，2017）。但正是出于对未来的考虑，自我最终决定遵守道德规则，甚至从自我的利益角度看，这么做也是恰当且合理的。今天的不道德行为会招致未来的惩罚——无论是社会隔离，还是地狱之火。

· 高级的道德行为要求人们进行道德推理，然而正如长期以来布拉西（Blasi，1980；Hardy & Carlo，2011）和其他学者论述的那样，道德推理能力对道德行为的预测作用令人失望。

道德发展很早就开始了，尽管之后人们才能充分理解抽象原则。哪怕非常年幼的孩子也更喜欢善良、爱帮助他人的人。伤害他人不好。这似乎是孩子天生就容易学会的道理。

此外，孩子们似乎很早就认识到，关键在于别人认为他们品德高尚。之后，他们才会把这些看法全部内化，这样一来，一个人总会表现得很讲道德，不管其他谁会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孩子在充分认识到树立声誉的战略优势之前，就已经明白了道德声誉的重要性。在雷姆格鲁伯（Leimgruber）和他的同事们（2012）的研究中，当其他人看着时，孩子是相当公正和慷慨的，其他人可以准确推知孩子们的决定；但是如果其他人不能真正看到孩子们做了什么，他们则“显然心胸狭窄”，也就是自私。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天性中的自私（大脑的首要任务是给自己栖身的身体带来好处）和一种日益觉醒的意识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这种意识认为，人们的开明的自我利益 ，依赖于自己为他人所接受。

我认为，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道德声誉的重要性，这并不那么令人惊讶。关键在于：理解是非曲直始于学习何种行为会招致他人的惩罚。我怀疑孩子们学得很好，而且他们是后来才开始认为，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们，他们也应该是好孩子。这样的认知可能是在一个中间环节获得的——他们逐渐意识到，即使有的不良行为没被看到，日后也有可能被发现。

换句话说，孩子寻求的是“公正的面纱”，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私下的行为并不公正，但他们的外在表现要符合道德且公正（Shaw et al.，2014）。可以这么说，他们更关心自己在别人看来是否公正，而不是实际上是否公正，这再次表明了自我呈现和声誉的首要地位。当成人实验者知道孩子们如何把奖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个孩子时，孩子们是极度公正的。但是当他们可以分给自己更多奖励，而实验者还会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做法很公正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么做。

在另一项对6～11岁孩子的研究中，孩子们会看到两个奖品，一个奖品是给自己的，另一个奖品要给另外一个孩子（Shaw et al.，2014）。其中一个奖品比另一个更令人满意：一支彩色荧光笔，而不是一支普通的铅笔。研究人员要求孩子们在决定谁获得哪个奖品的两种方式中做出选择：一种是选择他们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私下抛硬币来决定。大一点儿的孩子似乎比小一点儿的孩子更能理解抛硬币是最公正的方式，所以他们更有可能选择抛硬币。但是他们报告说，他们赢得抛硬币游戏的概率远远高于平均值。因此，他们会偷偷作弊，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结果，同时使实验者觉得选择抛硬币是公正的。

这种模式——“道德的行动者，自私的主体”（Frimer et al.，2014），可能看起来甚至实际上就是虚伪的，在为私利偷偷作弊的同时，却给人以品德高尚的印象。不过，让我来提供一个比较温和的解释。每一种文化性动物的任务都是在遵守群体规则的同时照顾好自己。群体期望个体表现出更多美德，并会对此给予奖励，而照顾自己意味着为自己获取奖励和利益。这些研究表明，成年人，甚至大一点儿的孩子，都理解这两个目标。在作弊的同时假装品德高尚，可能是在社会规则和规范内追求自我利益的适应性行为中一个令人遗憾的极端案例。

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得到了阐明，这些研究探讨了在别人分配奖励时，6～8岁的儿童对公正和偏袒如何反应。无论你是喜欢公正对待所有人的人，还是喜欢偏袒某些人的人，这两种动机都有可能出现——特别是当你是被偏袒的人之一的时候！在这篇文章中，偏袒指的是某人给了别人优待（更多的奖励）（Shaw，DeScioli，& Olson，2012）。当孩子们只是看着另一个孩子给其他孩子奖励时，他们更希望得到公正；当孩子们自己受到优待时，他们会分为两派，一些孩子喜欢给他们额外奖励的人，另一些人仍然希望平等分配。这体现了道德观的冲突：公正是好事，但感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当然，获得额外的奖励也不错。后续的研究发现，孩子们更想得到更大的奖励，而不是小奖励（自我利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更希望另一个孩子得到和他们一样大的奖励（公正）。

可见，孩子喜欢被奖励、被特殊对待，而且有些孩子喜欢受优待，但他们也希望所有人都能获得大体上公正的奖励。有时他们会纠结于自己究竟更想怎么样。另一个使人们变得更偏向偏袒行为而非平等对待的因素是竞争。当实验者说这是比赛的一部分，并问孩子们是否想赢时，他们说“是的”，之后他们就会更喜欢那些给予他们更多奖励（从而帮助他们获胜）的孩子。

道德是奥尔波特（1954）所说的机能自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初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做的事情，逐渐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开始，年幼的孩子学会遵守道德规则，是为了避免惩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孩子们认为没有人在看他们（没有受到惩罚的风险）时，他们很容易放下顾虑。但是内化这些规则意味着想为了善良而做好人。许多成年人都强烈渴望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不管有谁在看着。一个人在孤独中也能感受到内疚、羞耻和自豪。

此外，幼儿拥有内在固有的道德倾向，可能是为了促使他们学习他们社会中的道德价值，而不是为了具备内在道德本身。也许上文提到的对伤害的厌恶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公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题为《你认为的公正不一定是其他地方的公正》（“Fair Is Not Fair Everywhere”）的研究中，谢弗（Schäfer）和他的同事们（2015）发现，来自不同社会的孩子都希望公正地分配奖励——但要使用不同的标准。现代西方文明下的孩子采用基于价值的公正：为获得奖励而做出最大贡献的孩子应得到最大份额。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包括部分狩猎采集文化的孩子，忽视了价值因素，而是分给每个人相同的东西。因此，孩子确实有道德感，包括关乎道德的情感和判断，但这些总是适用于他们各自社会的道德理念。

自我控制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自我控制是组成自我的一个关键部分。大脑会根据社会环境的需求和回报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时还会调整其思考和感受。成长是一个过程，孩子通过这个过程了解社会如何运作，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学会如何日复一日地行动，以便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发展自我控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童年期的自我控制可以预测（也可能会导致）成年期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结果，包括学业成就、事业成功、拥有的财富、犯罪和被捕的可能性、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吸烟和酗酒等问题习惯、受欢迎程度、稳定的人际关系，甚至死亡（如Moffitt et al.，2011）。对父母、老师和其他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一点很重要：要帮助他们过上幸福和充实的生活，你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高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

我们对儿童的自我控制有很多了解，最近的一项综合性研究还将所有的发现汇集在了一起（Robson，Allen，& Howard，2020）。简单地说，在任何特定年龄段，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其以后的生活就越好。时间序列模式有力地表明，自我控制是一个影响因素，尽管它不能完全证明这个观点。自我控制的作用在生命早期就已开始显现，但是它的影响和价值会一直持续到老年。

那些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4岁左右的学龄前儿童，在学龄初期（8岁左右）也会表现得更好。他们的社交能力更强，在学校参与度更高，成绩也更好。他们较少表现出与“内化”和“外化”障碍相关的行为问题。内化问题意味着打击自己。在实践中，这些问题通过焦虑、自杀念头、孤独、抑郁和退出社会生活来衡量。同时，外化则意味着发泄在别人身上，比如通过攻击、拒绝合作，或者在班级或其他社会环境中捣乱等方式表现。

具有良好自我控制能力的儿童也比其他儿童更不容易受到欺负和同龄人的伤害。自我控制能使一个人服从规范，有效与他人互动。缺乏这些技能的儿童会吸引负面的注意，包括校园霸凌者的注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龄早期（8岁左右）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将使孩子在中学时期（13岁）获得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8岁儿童将继续在学校取得不错的学习成绩，且表现得更好，包括更擅长数学和阅读。他们也更少出现各种形式的问题，如吸烟、沮丧、肥胖、陷入法律纠纷（及校园斗殴）。

自我控制能力与变胖之间的联系特别有趣。对学龄早期的孩子而言，较弱的自我控制能力与肥胖没有关系。但是在那个年龄段自我控制能力低下，与日后青少年时期、成年后，甚至多年以后的发胖有关。也许孩子的体重取决于父母的喂养方式和其他一些因素。但8岁时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是肥胖的早期征兆，也可能是后续肥胖的原因。这意味着，一些肥胖的孩子有很好的自我控制能力，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体重（因此不再肥胖）。但是那些自控能力差的孩子，不管是胖是瘦，长大后都会变胖。

自我控制的好处还会持续。如果13岁左右时拥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其益处会持续到成年期（接近40岁）。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青少年成年后更有可能找到工作（失业率更低），更不可能遭到逮捕或产生攻击性问题，更不容易焦虑和抑郁，也更不容易吸烟、酗酒和滥用药物。他们甚至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同时心理也更健康）。

从童年期起就具备良好自我控制能力的益处令人印象深刻。在每个艰难的发展阶段，自我控制能力强的孩子总能在下一阶段——从学龄前到中年都是这样——在多个方面表现得更好。

研究人员整理了所有的数据，还比较了评估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不同方法（Robson et al.，2020）。结果发现行为测试的效果最好，不过教师的评价几乎同样准确，家长的评价则明显不够准确。11或12岁以下的孩子往往认为他们的父母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Rosenberg，1979）。的确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用父母对孩子的评价预测实际结果，一向效果最差且最不准确。有人可能会认为，父母确实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有多年的时间可以观察孩子——但父母不是客观的观察者。事实上，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可能会严重扭曲和受合理化作用影响，包括被某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影响。一个陌生人在实验室里观察孩子一个小时后对其进行的评估，比父母根据对孩子一生的了解所能给出的评估更有效地反映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或许，与其说这是对这个实验室方法惊人准确性的证明，不如说显示了父母在谈论他们的孩子时偏见有多深。

发展自我控制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获得克制自己和改变自己反应的能力，另一个是学习如何明智而恰当地使用这些能力。前一个任务可能主要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虽然它当然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引导和帮助。另一个则依赖于孩子对文化和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它们重视什么东西的学习。这种区别在有关精神疾病的那一章中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似乎只掌握了其中的一个，而没有掌握另一个，这就是出现问题的原因。

人际关系中的自我

自我不是孤立地出现，而是作为群体和关系中的成员而出现的。孩子的自我发展是为了协商社会关系。自我知识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帮助改善社会环境。一项早期研究（Damon & Hart，1982，1988）要求孩子们描述自己，并阐述他们的答案，解释为什么他们说的这些很重要。孩子们的回答通常强调了人际环境，比如他们的朋友看重其棒球技巧。这些答案表明孩子们已经认识到声誉的核心重要性：重要的是别人如何看待你，因为这预示着他们会接受还是拒绝你。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参考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所以，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根据其他人的价值观来评价他们的自我信念（又是机能自主的体现）。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疑这背后潜藏着他人评价的影子，而且他人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到了青春期，自我跨时间的统一性不断发展，年轻人试图建立起一个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有用且有吸引力的自我。因此，感觉好像是一个人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其他人的价值观，才是重要事情的基础，在道德问题上也是这样。然而，公共自我是在人类生活，也就是社会生活中蓬勃发展的关键。

学习如何互动

成长和儿童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学习如何与他人互动。文化使人们能一起工作，从而创造更多资源，其中首要的就是创造更多的食物。所以一个人必须恰当行事，以便与他人相处。一个人要了解自己当下所属的社会，它的地位等级和规则，它的风险和机遇。很多群居动物都要完成这个任务。对人类儿童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是掌握群体共享信息的主体——它的“信念”（doxa），其中包括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共同理解。

孩子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在学习上受到了很好的引导。刚开始学习分享和轮流行动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很快就变成了第二天性。在许多社会中，成年人几乎在任何环境下都会自发排队，轮流行动。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英国的暴徒排队轮流抢劫商店，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这类事件总是不时地得到报道（McArdle，2011）。

一种被称为过度模仿的行为模式透露了不少东西。这种做法看起来既不理性又浪费，但是比起猿类，人类孩子更常做这种事——所以，人类的进化似乎增加了一种不理性的愚蠢倾向。许多动物都具有社会学习能力，这意味着它们看到别的动物做某件事后，自己也会这么做。关键的区别在于与目标无关的步骤。假设你饿了，看到一个成年人走了进来，走近一个盒子，转身两次，拍拍自己的头顶，然后打开盒子，吃到了一些美味的食物。如果你是一只黑猩猩，你会知道盒子里装着食物，随后会去打开盒子。人类孩子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他们也会模仿转身两次和轻拍头顶的行为。事实上，即使那些已经接触过盒子并且知道如何打开盒子获取食物的孩子，在看过大人的行为后，也会融入这个仪式。人们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发现了这种行为模式，这表明其可能具备强大的进化或先天基础（McGuigan et al.，2007；Nagell et al.，1993；Nielsen et al.，2014；Nielsen & Tomaselli，2010）。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猩猩的行为更聪明。但这表明黑猩猩的思维本质上是独立的。它只是利用其他黑猩猩作为有用的信息来源。人类孩子则想要加入群体，所以为了和其他人一样而做其他人做的事情，本身就是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不仅在学习如何做某件事，而且在学习我们如何做某件事。

过度模仿表明，人类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复制和掌握一个人所在的群体的做事方式，正是成为一个成年人的过程的一部分。人类孩子对文化的了解不亚于或超过对自然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模仿这些仪式。

文化的学习也体现在戏弄行为中，戏弄对成年人来说似乎是小事，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却更为要紧。成年人的互相戏弄通常是打情骂俏或幽默互动的一部分。可对孩子们来说，被戏弄通常是极其不愉快的，尽管随着他们长大，这种伤害似乎会减小。成年人的戏弄通常无伤大雅，这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忘记小时候被戏弄是多么痛苦。多种心理学理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孩子会取笑别人。凯尔特纳（Keltner）及其同事（2001）对相关证据进行了一次重要回顾。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戏弄的所有情况，从工作场所的调情，到导致帮派斗争爆发的数十次相互侮辱，再到孩子们取笑彼此的名字或穿着。

然而，戏弄行为显然有这样一个主题，即它经常聚焦于违反规范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做这种事时会有攻击性，而当他们被如此对待时，他们会感到痛苦（Shapiro et al.，1991）。孩子们正在学习规范，他们处在有关如何行动的隐含规则之下，这些规则构成了他们的社会中共享的知识。当一个人违反了一项规范时，其他儿童（或青少年）会指出这一点，有时是在帮助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会私下讲），但更多时候是以“逮到你了！”的态度公开揭露（试想一下让一个年轻人知道他裤子拉链没拉上的各种方式）。许多学校已经推行反对戏弄行为的规定，因为戏弄可以是霸凌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聚焦于感到不悦的目标对象（受害者），并把敌意（霸凌）单纯归咎于戏弄者。但我认为戏弄行为会经常发生，因为它是一种炫耀方式。戏弄者评点某人违反规范的行为，从而向在场的所有人表明，他很清楚规范是什么。当孩子们努力、竞争，以掌握规范的时候，戏弄他人就成了获胜的一种方式：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你们不知道。 这可能会进阶为残酷和霸凌，但是进阶为这两者的动机可能很微弱，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当有人反驳戏弄者时，对方通常会说：“我只是在开玩笑！”有时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刻薄，但其他时候这话可能说得相当准确和真诚。

戏弄反映了遵守所有复杂而不明确的社会规则的困难性，以及表明自己比别人更好地掌握了某些规则的竞争欲。

信息主体

人类孩子成为一个信息主体，也就是一个交易信息的人。孩子知道有一套信念，也就是一套共享的知识。成长意味着可以接触到这套信念。这一过程不只是获取信息，而是找出其他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以及理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过度模仿反映了对掌握共享信息的渴望，信息内容包括一个人在群体中是如何做事的。

童年后期对性的发现不仅仅是孤独时的领悟。相反，它意味着逐渐理解其他许多人在谈论什么，这些笑话意味着什么，人们在争论什么，以及其他人可能如何误解了某人无辜的评论或行为。它使人们能够参与关于性的对话和辩论。这些都建立在对某种程度的共同理解的假定之上。

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成为信息主体的几个早期迹象（参见Baumeister，Marange，& Vohs，2018；Shteynberg，2015）。首先是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人正在关注的事物上。这一行为在生命极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看！”是一个简单的指令，用来把注意力集中到别人正在看的地方。通常，孩子（即使很年幼）和那些与孩子交流的人会发出这种指令。婴儿似乎能感觉到其他人在注意同一事物。如果其他人也在看某样东西，他们的兴趣会更加高涨。非常年幼的大脑就已经记录了很多人正在看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处理，从而被优先记住。之后，共同注意某物会使人们更加努力，表现得更好，情绪反应也会加强。

联合注意比分享态度或价值观出现得更早。因此，社交大脑的首要要素之一就是学会注意到别人在关注什么，并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到同一个事物上。将注意力聚焦在相同的事物上可能有助于团队协调和共同活动。

叙事自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孩子们获得了多种形式的自我知识，这些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独立。自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具有多种属性，比如特质和能力。同时，它也发展了对自身的叙述性理解。它的生命开始以故事的形式，实际上是以一组故事的形式被理解，其中一些只有几分钟，另一些则跨越多年，融合了多年发生的事。

叙事自我的发展一直是麦克亚当斯（McAdams，2013，2019）著作的焦点。叙事自我的出现与成为一名演员有关。孩子从别人那里学习在各种情况下如何表演。就像专业演员一样，孩子们学会正确地扮演他们的角色，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有时他们的演员训练包括背诵剧本台词。孩子们被教会了说“请”和“谢谢”，有时会被提示“你现在在说什么”。过度模仿模式是这种训练的一部分：孩子试图了解如何在这些社会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内在自我被赋予了充分的代理能力，而这只是为了无误地执行适当的行动。

年长的孩子从一个演员变成了一个行动主体。他们不仅仅按照剧本去做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他们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事件的进程。选择要求自我具有内在一致性，除非它只是随机选择，或者只是依据当下自我最强烈的冲动来选择。选择由在时间上延续的自我，包括其目标和长期价值观来引导。除了纯粹当下的选择（比如吃什么）以外，要做出选择，都需要整合一些对未来（或许还有过去）的想法。

青少年时期，自我会扮演了第三种角色，即叙事的作者。这个人继续在故事中扮演主体角色，但是现在，有了更高的智慧、对社会更深刻的认识，以及对跨时间的自我更全面的理解，自我可以选择和改变故事线。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青少年的任务是为成年生活打下基础。这涉及对职业和伴侣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往往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迥异的故事，从而使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学习如何演绎角色

身份通常意味着在一个群体或系统中扮演一个角色。当一个人问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时，他们的回答会指向那些与其他角色交织在一起的角色。一个角色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与其他角色有关。扮演一个角色（父亲、教师、警察……）意味着以一种特定的、规定的方式与他人互动。

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学习扮演这些角色而实现发展的，这些角色通常与其他扮演互补角色的人相关。我们可以在儿童游戏中观察到这个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几乎所有的游戏都涉及多个角色。通过研究孩子玩的游戏如何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我们可以深入体会孩子们是如何获得角色扮演能力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对此十分关注，她采访了数百个孩子，从2岁的孩童到青少年不等，询问他们最喜欢什么游戏，以及这个游戏怎么玩。她还采访了不同年龄组的老师，询问他们的学生最喜欢什么游戏（Baumeister & Senders，1989）。这些数据是在电子游戏成为童年的重要部分之前收集的。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仅仅是不断接受和扮演角色就是一个挑战。他们可能会玩过家家，几个孩子分别扮演母亲、父亲和小孩的角色。游戏通常始于一场争论，因为有好几个孩子想当母亲，如果真正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她会感到受宠若惊——直到她意识到，对孩子而言，扮演母亲的主要意义在于有权指挥周围的其他孩子。尽管如此，这样的游戏在最年幼的孩子中很受欢迎，若能发现这些游戏与其他游戏相比有什么不足之处，将颇受启发。这些游戏通常没有规则，没有竞争，也没有成败（没有赢家和输家）。角色是稳定的，因为孩子们不交换角色（至少交换角色并不是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轮流扮演妈妈）。角色没有特定的目标，游戏也没有明确的终点。几个玩家在一定程度上互动，支持对方的角色扮演，相比之下，在成年人的游戏（如国际象棋）中，玩家总是试图阻挠对方实现其扮演目标。显然，第一步是简单地理解如何接受一个角色，并且持续扮演它。年幼的孩子喜欢非竞争性的游戏，比如过家家，大概是因为即便没有其他人试图阻挠他们，角色表演对他们来说也已经够难了。非竞争性游戏在5岁左右的孩子中最受欢迎。

几年后，基于角色转换或交换的游戏流行起来。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游戏中的角色互相对立，但是游戏结果取决于运气（如掷骰子）。这些游戏从7岁开始就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它们让孩子们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相互冲突，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是只要结果纯粹取决于运气，自我的执行者就不必做出选择或追求成功的行动。自我的活动可能仅限于将标记沿棋盘移动随机确定的空格数。

这类游戏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捉人游戏。游戏中有两个角色，玩家要从一个角色切换到另一个角色——实际上，切换角色正是这个游戏的关键。要玩捉人游戏，孩子必须已经掌握持续扮演一个角色和发挥其功能的方法（就像玩过家家那样），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步骤，即理解一个人在游戏中的角色会改变。显然，当你是“它”（It，该游戏中捉人的玩家）的时候，你还是同一个人，试图碰到其他玩家；就像当你不是“它”的时候，其他人试图碰到你一样，但是你在游戏中的身份已经改变了。形成“持续自我能扮演不同角色并在角色间转换”这一观念，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成年人的自我要求一个人能做到这两者。此外，捉人游戏有规则，不像过家家，所以这些游戏要求孩子的自我已经达到了能在受到约束的条件下扮演其角色的程度。

第二阶段的游戏按照固定的标准定义角色：如果前一个“它”给你贴上了标签，那么你就是“它”，并且你要一直扮演这个角色，直到你成功碰到其他人。游戏中的角色都有目标，而且关键的是，不同的目标相互对立。“它”的目标是给某个人贴上标签，而其他人的目标是避免被贴上标签。这能让孩子体验竞争和对立，不过是以一种简单而安全的方式进行的。依然不存在真正的失败，除非有人成为“它”，但始终无法给其他人贴上标签（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群体中最年幼、行动最慢的孩子身上，特别是在存在年龄差异时）。

同样短暂流行的还有那些以努力遵守游戏规则为基础的游戏。“西蒙说”（Simon says）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参与者必须模仿带领者的动作，但只有当带领者先说了“西蒙说”时，才需要模仿，如果他没有说这句话还模仿他，参与者就输了。这些游戏体现了孩子的主体自我根据看似随意和棘手的规则来学习调整自己行为的过程。毫无疑问，很多时候生活都是这样展现在孩子面前的，即需要适应看似随机且异想天开的规则。

后来的游戏假定孩子们知道如何遵守规则，因此规则不再是游戏的重点，而只是使游戏能够进行下去。这些游戏就像基于角色转换的游戏那样，只在一定年龄段的孩子（在这个样本中，是8岁左右的孩子）中受欢迎，这表明这些挑战对于特定年龄段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如果假设这些游戏在孩子最为努力地试图掌握自我角色转换的时候很受欢迎，那就有点儿冒险了。这些游戏可能会在孩子即将结束这一艰难过程时变得流行。这可能是这些游戏最有趣的时候，因为它们能帮孩子练习新技能。在如厕训练后，“西蒙说”这种有着随意规则的游戏变得吸引人起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能帮孩子练习应对混乱的规则。

竞争使得角色扮演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其他玩家将试图阻止你成功扮演你的角色。竞争性游戏涉及对立的角色，结果取决于各自的选择和技能。这类游戏的玩家通常是年龄最大的孩子甚至成年人，它们往往会把稳定的主要角色和需要转换的次要角色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玩家具备高能力水平，能进行复杂的角色扮演。在排球运动中，运动员始终属于同一支队伍，但是轮流发球或站在网前。棒球和板球也是如此，运动员被分到不同的防守位置，然后轮流击球。维持一个连续的自我，同时仍能转换角色，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因此以此为基础的游戏到后期才会受欢迎。

随着年龄增长，自我能够越来越精确地衡量自己。由此，游戏也表现出了这种模式。没有人会为简单的游戏记分，比如过家家或捉人游戏。但是很多游戏都需要计分（显然，数字计分法只适用于那些已经能理解数字的孩子）。就自我的发展而言，这意味着自我正在学习评估自己及其表现，不是简单地区分好坏，而是通过一个连续谱——通常，这个连续谱可用于精确的社会比较，能精确到几分之一秒。

从青春期到成年期

青春期阶段需要做出重要选择，这些选择将决定你成年后在社会中的位置——或者接受父母和社会已为你准备好的位置。青少年以反复无常的行为闻名。其中一些可能源于青少年强烈的情绪。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如何抑制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对新的发展反应强烈。但有些行为可能只是角色实验。青少年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与世界相连，并处理生活中的挑战。朋友圈子的变化可以使青少年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可能具有不同的规范，或应对规范的不同方式。

青春期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上文已经提及：一个人进入青春期时，只具备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是已开始拥有成年人的冲动和感觉。除此之外，青少年更擅长从别人的角度看待自己，不过一开始这十分令人不安和畏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会增强，从而发挥控制作用，并调整自我的行为，以使自己为他人所接受。它至少暂时解决了婚姻和事业的重大问题。尝试不同生活方式的需要渐渐淡去，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应对自己所选的生活中的需求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