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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环境、家学渊源、严格的新式学校教育和域外文化的影响以及自身俏皮幽默的开放的性格和心态，使钱锺书能接纳中西文化并加以选择融汇，拥有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丰富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资源，这是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学术上超越父辈学者的重要原因。他的文艺及学术思想就是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虽然他经历了中国接纳外来文化的第二和第三个高峰期。但他的主要文艺思想在第二个高峰期已经基本形成，也就是说，他对文艺的基本的认识、见解和观点是他青少年时期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碰撞中接受、比较、选择与融合的思想成果。
钱锺书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编》，前者为随心所欲的传统诗话式的“赏析之作”，后者则是涉及传统的经、史、子、集及外国的文、史、哲的类于《容斋随笔》《日知录》式的文化随笔。两书中虽不时有令人会心而笑、拍案叫绝的赏析及文艺美学思想的闪光，但却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加之作者在《读〈拉奥孔〉》中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基于此，有些人就认为钱锺书是根本反对或不屑于建立理论体系。其实，这种看法是与实际不符的。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一直是钱锺书青年，甚至中年时期的夙愿。钱锺书的同学邹文海回忆40年代与钱锺书谈论《围城》和杨绛的剧本时，曾正色告诉钱锺书，希望他的令名“不在他写的小说。以锺书之才，应该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锺书君深受西洋治学方法的熏陶，又不以词章家名，甚少旧有的门户家派之见，更兼猎涉广博，实在是写文学史最适当的人。他听了我的话也颇为动容，说要勉励以成朋友的愿望。”
其实，邹文海不知道，早在1933年，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时，已经预备写“中国文学史”并梦想写“哲学家文学史”了。在那年10月他发表的《作者五人》的结尾，他写道：“我有时梦想着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一切把糊涂当神秘、呐喊当辩证、自登广告当著作的人，恐怕在这本梦想的书里是没有地位的——不管他们的东西在世界上，不，在书架上占据着多大地位。所以，你看，这本文学史是当不得人名字典或点鬼簿用的。”
当然，这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没有出版或许根本就没有动笔，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钱锺书对那些“人名字典或点鬼簿用”的文学史的批评和不满以及他对作家作品的审美态度和取舍标准。并据此推测他已经预备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神采风貌了。遗憾的是，他的《中国文学史》一直未能面世，按照钱锺书的说法：“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分外的甜；”
“作者最好的诗是作者还没写出来的诗。”
所以我一直在想，钱锺书最好的小说应该是《百合心》，而最好的学术著作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的《中国文学史》，但我们还是读到了他为他的文学史写的一篇长达一万余言的序论，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这篇序论，连同他那时发表的一系列述评和理论文章，表现了他早期的美学思想和他建立理论体系的愿望。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狂放不羁的文章中看到青年钱锺书“方且负才使气，”“以为兴酣可摇五岳，笔落足扫千军”
的气概。而钱锺书之所以终于没有在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或许是由于时代的变化，阅历的增加，“尽退虚锋”，于是以“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不愿“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
，因而认定“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
或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气候不适于它的带有独特个性的理论体系萌芽和生长，而气候好转时作者却已感到“学焉未能，老之已至”
！以与时间赛跑的心态来尽快地把自己的学识积累公之于世，裨益后人，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构筑系统的理论体系了，这无论是对钱锺书本人还是对研究者和读者，都是一桩很大的遗憾。虽然我们现在发掘探讨和研究钱锺书的文艺思想对弥补这种遗憾是一项无可奈何的举措，但是对于我们认识钱锺书这样一个大家的思想发展轨迹，了解和掌握钱学的风格特点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项切实而有用的工作。
钱锺书的文艺思想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在清华上学前后即已初步形成，其标志就是他那时期发表的一批理论文章及书评中表现出来的自出胸意与众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正像他的老同学郑朝宗先生说的，“从没听他说过一句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他的话跟他的诗一样富有独创性。你不一定肯相信他的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些话都是经过千思百虑然后发出来的。一切浮光掠影式的皮相之谈，他决不肯随便出口”
。考察钱锺书一生的著述，可以说《围城》和《谈艺录》、《管锥编》给他带来了创作和学术上的巨大声誉，而他的文艺思想却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不隔》、《落日颂》、《新文学的源流》、《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谈中国诗》、《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与张君晓峰书》及《七缀集》所收的文艺理论及批评文章中。这里我们就以这些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把他最重要的文艺思想标举出来并分析其独具的特点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