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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是在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影响与融合的过程中发展与完善起来的。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承载载体的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不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自身在不断地吸收创造中完善与发展。中外文学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对世界，尤其对亚洲近邻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最早的典籍《古事记》记载，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典籍就传到日本。公元四世纪日本开始使用汉字。《日本书纪》载日本显宗天皇元年（485）3月3日，模仿王羲之等的“曲水流觞”，日本皇室在宫廷后院举行曲水诗宴，这是日本汉诗的滥觞。到唐朝更是留下了众多的中日诗人唱酬应和的佳话。《史记》即有“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的记载。
汉字在一世纪时已被朝鲜朝野广泛使用。二世纪后广泛流传的《箜篌引》很明显是模仿我国的《诗经》体。到唐朝时在中国留学的新罗学子诗文颇佳，朴仁范、崔致远等有“新罗十贤”之称，
其中朴仁范为翰林学士。从越南早期神话传说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多相似之处可见中越两国文化交流融合的密切关系。汉武帝时开始在越南推行汉字，使之作为官方的交际工具。到唐朝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均是越南知识分子所倾慕的对象。出现了被越人称为“安南千古文宗”的娴熟地用汉语写诗作文的姜公辅。所以，所谓的“远东文化圈”实际是以中国文化和文学为胚基和触媒而生长发育起来的。在西方，明末清初一些来华传教士开始热衷于译介中国典籍，1590年西班牙人高毋羡（Juan Cobo,？—1592）翻译了第一部汉籍《明心宝鉴》。此后，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随着法国人马若瑟（Joseph Henri M. de Premare，1666—1735）1734年把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翻译成法语，很快这部元杂剧就风靡了欧洲。英国人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法国人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等纷纷以此为蓝本改编成具有本国特色的《中国孤儿》《中国英雄》等。再加上英国人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编译的长篇小说《好逑传》和其他欧洲汉学家翻译的《诗经》及《今古奇观》中的一些小说的问世，欧洲大陆很快刮起了一股“中华风”。
以上我们主要考察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对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既然是文化交流，那么相互碰撞、吸收和融合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形态。从历史看，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大致有三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期是在汉、唐时期。当时的中国以大国的姿态、盛世的自信和阔大的胸襟向世界开放，既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文化播扬四海，又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像鲁迅先生所说“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如此时期佛教乃至印度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其影响既广且深。甚至形成了儒、释、道三家比肩而立的局面。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而且影响到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大量佛经的翻译不仅成就了法显、玄奘、义静等精通汉文和梵文的翻译大师，形成了我国早期的翻译理论，如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而且输入了大量新语汇和新概念，冲破骈文的绳墨套套而形成了一种质朴通俗、骈散相间的新文体——译经体。此外，佛经中的佛理和禅趣开启了中国诗人的智慧和灵感，出现了以禅入诗、以禅说诗的新风气，奇幻的佛教故事也拓展了中国文人的想象空间，出现了志怪和传奇小说，甚至影响到以后的话本、拟话本、戏曲及小说。总之，“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文艺美学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变化，促进了中国文艺美学思潮的演变。……佛家的心性学说推动了中国文艺美学关于艺术家主体的探索，中国文艺美学的主体性意识得以加强。禅宗的顿悟说则有助于增强中国文艺美学的直觉感悟色彩”
。
第二个高峰期是在戊戌变法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交流和学习的机会，逐渐把自己置于封闭落后的境地。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天朝帝国的迷梦，使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看世界。首先是以魏源等人的“以夷制夷”的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模仿洋人的“船坚炮利”创建造船制炮的军工企业和近代军队的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继而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和议会共和掀起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戊戌新政只维持了区区百日，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也很快变成了袁世凯取代清朝皇帝的筹码；进而，一批思想文化的先驱开始以西方的文化思想为参照系来检讨和反省中国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于是一场真正改变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礼教观念，引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上现代理性轨道的五四新文化和文学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域外思想文化的介绍和吸收起了重要的参照和催化的作用。而一批有海外游历或学习经历的知识分子则是介绍和宣传域外文化思想的主体。如编著《普法战纪》，创作《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的王韬，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等。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分支和文化思想的承载体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不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自身从观念、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近代在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方面，虽然严复最早翻译过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等人的诗歌，但真正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是被称为“译界之王”的林纾。他一生翻译了171部西方文学名著。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刊行后风行全国。严复描述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林译小说使中国人真正了解了西方人的心理世界、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也使人们了解了西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能够如此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细腻地描摹人物感情，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视小说戏曲为“末技小道”的观念。可以说，林纾是在文学上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方打开了一个窗口，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极大兴趣。现代文学的大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年轻时无不痴迷于林译小说，从中吸取异域文学的营养，借鉴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技巧。虽然林纾后来激烈地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但实际上他的翻译工作就是一项一直在铺设着新文学生长的温床而挖掘着旧文学的坟墓的异化工程。此外，受政治小说促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启发，梁启超认识到了小说对政治的宣传作用，开始热心地鼓吹政治小说。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极力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社会政治作用，成为所谓“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当然，介绍、引进和接纳域外文学及理论思潮的峰巅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和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各种各样的现代派、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文艺作品和理论都纷纷涌入中国，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四新文学就是在这种开放的，各种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与理论的碰撞与融合的环境中产生、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第三个高峰期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的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文学上也主要是翻译《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反映苏联革命事业或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及介绍并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而对欧美等西方的政治、文化及文学艺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到十年“文革”期间，连苏联的东西也有了修正主义之嫌，古代的和域外的文化和文学都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加以批判，文化交流基本中断，文学翻译成为禁区。中国再次陷入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进入新时期，当我们以开放和进取的姿态主动打开国门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激励着我们大力引进科学技术，改变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与此相应，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方面，也开始大量翻译和介绍国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与文艺思潮。诸如苏联的“解冻”文学，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解释学、新批评以及由本土传统文化孕育而出的新儒家等各种派别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至沓来。显示了人们在“左”的教条和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之后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尽管出现了一些唯新是鹜或食洋不化的偏向，但这种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的共存、碰撞与融合才能真正促进文化和文学的健康而有活力的发展。
钱锺书的文艺思想就是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虽然钱锺书经历了中国接纳外来文化的第二和第三个高峰期。但他的主要文艺思想在第二个高峰期已经基本形成，也就是说，他对文艺的基本的认识、见解和观点是他青少年时期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碰撞中接受、比较、选择与融合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