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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降，钱锺书可谓人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和学者之一。在创作上，《围城》以其独具的才情趣味被誉为“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在学术研究上，作者更是以“打通”古今中外、“打通”不同学科的渊博学识与气魄而被时人推崇为令人仰视的“文化昆仑”
。就文学来说，钱锺书的贡献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为代表的中文学术著作，以知识渊博，考证严密和辨析深刻而成为谈文论艺的学术典范；二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导，以及考证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西方传播情况的一系列文章，即在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面的贡献；三是以《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在现代文学园地大放异彩。以往学界对钱锺书研究的论著基本集中在生平传记研究、文学创作研究及学术方法和修辞手法的研究上，对其文学理论则缺乏系统的总结与研究，而对他在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比较和中西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方面的研究，则更为薄弱。他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和对中西文学与文化进行比较交流与互动的一系列英文论著，到目前为止，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本书意在从文学理论、文学交流与文学创作的“三维”文学空间，对钱锺书的文学成就与贡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价。
本书从地域文化环境、家学渊源、严格的新式学校教育、域外文化的影响以及自身俏皮幽默的开放的性格心态等方面，系统考察钱锺书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的形成及特点。认为钱锺书的文艺理论思想，是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他之所以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学术上超越父辈学者，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接纳中西文化并加以选择融汇，拥有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丰富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资源。他对文艺的基本的认识、见解和观点是他青少年时期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碰撞中接受、比较、选择与融合的思想成果。其文艺思想和学术观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强调以审美特性为标志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是其文艺思想的最根本的特点，是统领其各种文艺观的纲。这种以审美特性为标志的文学本体论思想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不看重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联系及文学的认知和教育作用，而是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强调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学性。与20世纪初在苏联流行的“陌生化”的形式主义理论有相通之处。
其二，从文学本体论思想出发，提出“文学不宜定义而有定指”的论断。钱锺书认为中国古代有文体的概念，也有涵盖各种文体的文章的概念，而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文学的概念。认为其他学科都是以其所涉及或研究的内容来给予定义，而文学定义却不是简单地由内容决定的，而是“独言功用”。这里所说的“功用”不是指的社会或政治的实用主义的“功用”，而是指的对欣赏者个体的独特的审美“功用”。就文学自身来说，因为审美是主体性极强的读者个体的体验和欣赏，因其自身的个性气质、学识修养、社会生活经历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审美趣味；此外，其他学科或事物的定义，仅用是与不是的存在判断来衡量，而文学定义却不能仅以是与不是的存在判断来衡量，而更重的是“严美丑之别，雅正之殊”的价值判断。衡量文学的标准是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合而为一的。在讨论文学的定义问题时突出了文学自身的文学性特质。
其三，尊重史实的史家态度。作为文学史家，在编撰文学史时，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要避免像作家作品词典式的平面化与浅显化的材料的堆积，而是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处处显示出自己的发现、真知与个性。钱锺书主张：一要分清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不同的特点、职能及轻重关系；二要求“作史者须如实以出耳”的论从史出的历史主义的原则。认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职能。文学史重的是记述作者在文学发展史上对某时代的文风或文体的贡献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并以此来标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文学批评重的是揭示某些作家作品的独特的风格特点，并评判其艺术的得失或优劣。
其四，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文体特点及渊源流变。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及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及概念不是对等的，而是存在着差异和错位的。钱锺书指出：我国古典文学，文体繁多且各自有其严格的规则或体式，形成分门别类的文学样式，各种文体的规则或体式不能混用或杂糅，否则就叫“失体”。体式之外，传统文论还讲“品类”。所谓“品类”，是指各种体裁尊卑的排定和题材内容的分等。是从作品体裁形式、题材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是否完美即“得体”或“失体”等角度来评判作品的尊卑高下的一套规则或标准。相传的文艺理论书籍，谈文的就仅谈文，说诗的就只谈诗，而没有把各种文体沟通综合产生像西方的“文学”概念。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局限，然而也是它的特点。
此外，钱锺书提出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应以朝代的更迭和作品的风格为参照或标准；重在“考论行文之美”的述史原则；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人化”特点及“文言白话，未容轩轾”的新旧兼容不怀门户之见的学术态度等。
此项考察介绍的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钱锺书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学与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导及考证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西方传播演变的一系列英文论著；二是他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写的学位论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第一部分包括《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 Su Tung-Po’s Literary Backgrond and His Prose-Poetry ）、《还乡》（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 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 ）及一系列的书评、短评等。这些文章的用意多是向西方人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导。
第二部分即对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写的学位论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的翻译与介绍。钱锺书是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先行者，是中西文化沟通的使者。他的一支生花妙笔总是风趣地向中国人讲述着西方文学与文化而又向西方人介绍着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他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写的学位论文就是集中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全面考察17世纪英国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对了解当时英国作家的思想心态与研究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文献参考意义。文章通过考察大量的17世纪英国人的书籍、文章、信件、日记及谈话记录等，让人们了解当时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习惯和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的事物、历史和文化，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好奇、误解和误导。并且钱锺书通过细致的考据和梳理，辨明这些众多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和评论的传承关系和来龙去脉。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一些18世纪英国书籍及报刊中出现过的偶尔提及的例子、文章及其他只言片语，来考察18世纪英国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其中不包括对中国文学和有关中国的神话故事以及有关中国的整本的书籍的翻译，这些是在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钱锺书指出：18世纪英国文学总体上充溢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批评及特指的流行的中国工艺风潮。它看似不是对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反映而是对之的一种矫正。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欣赏不如17世纪的先辈们，对中国人的了解也不及同时代的法国人。18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明总的观点是“静止”；他们对中国人的“智慧”的总结论是“在科学上劣于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性格总评是“诡计多端，偷奸取巧”；对中国古风的总括是“吹嘘、伪饰”。
第二部分考察了18世纪英国文学家写的关于中国题材的故事，特别考证和介绍了《赵氏孤儿》和《好逑传》在英国的翻译和传播。此外还考证和介绍了英文翻译即矫揉造作的中国文学的翻译及关于中国的杂集与论文，包括原著和编辑。这大量而艰苦的考证为研究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首先，诙谐幽默是钱锺书创作的一大特色。钱锺书在承认幽默主体具有高度的机敏和智慧并具备诱发幽默感的客体对象这两大客观的前提条件下，强调幽默是一种脾气性格或心态，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深修养的了悟世事人生的超越感及对人生和命运采取“一笑置之”的“游戏”或“自嘲”的态度；最理想而纯正的幽默表现为智者哲人的有会于心的微笑；幽默具有流动飘忽变化不居的不确定性，不能固定为模式，因此不可模仿和提倡。这种幽默观决定了他作品的幽默风趣的格调。
其二，对哲理思辨的偏爱决定了钱锺书喜欢对一些抽象的观念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思辨，得出一些令人难以逆料而又合情入理的解释。使他能够把对古典文学的体验，把历来人们认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悟，用理性的语言，给人们说出“所以然”来，用逻辑分析和判断的方式给人们以系统清晰的认识。形成其作品的思辨特色。
其三，学识渊博是形成钱锺书创作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个性反映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就是旁征博引，说理深刻；反映在他的创作上就是各种中外典故的巧妙运用。善于想象和联想的才能，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众多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新颖奇特的比喻。
其四，钱锺书从总的语言风格上，追求的是一种“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格调。“太朴不雕”，“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的不露艺术的艺术是钱锺书语言上的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形成亦庄亦谐的新颖而又活泼的作品风格。
概而言之，本书意在从文学理论、文学交流与文学创作的“三维”文学空间对钱锺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力求在以下四个方面对钱锺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与成果：一、真正了解和把握钱锺书学术思想的“潜体系”或“钱体系”，把握其文学本体论的理论基点而不局限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
的“打通”说；二、认识钱锺书在中外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互动上的先行者地位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三、认识形成钱锺书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揭示其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四、凸显在全球化文化竞争的进程中研究钱锺书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不但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具有借鉴和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中华文化地位在世界上的确认和提升，对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对坚定地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