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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法国发生了一个非常事件，轰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在大仲马诞生二百周年之际，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后，法国政府做出一个非常决定：给大仲马补办国葬，让他从家乡小镇维莱科特雷搬进巴黎的先贤祠。
先贤祠是何等地方？乃是真正不朽者的圣殿。它始建于一七六四年，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埃芙山上，右依巴黎索邦大学，左拥巴黎高师，俯临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
永久居住在先贤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入住的是伏尔泰和卢梭，即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两位大师，法国现代文明的两座思想灯塔。随后则是十九世纪的两位代表人物：大文豪，共和斗士雨果；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发表《我控诉……》的文学家，社会正义的卫士左拉。二十世纪的法国仿佛进入迷惘的时代，在先贤祠险些出现空缺，最后总算将马尔罗安排进去，虽有以争议替代尴尬之嫌，但这位神主毕竟有人格力量，是当代人类生活状况的勇敢探索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国人仿佛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做出了非常之举，将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不过，法国人虽然素有别出心裁的名声，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如果选错了对象，还是会造成超现实的大笑话。
必是非常之人，才配得上这种非常之举，而大仲马恰恰是这种非常之人。因此，法国这一超越文坛的盛事，只给世人以惊喜，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如果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搞一次差额选举，我敢断定大仲马会赢得多数票，虽然别的候选人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比大仲马可能高出一筹。这就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我拈出“非常”这两个含义宽泛的字眼儿来界定大仲马，就是因为给风格鲜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词，放到大仲马的头上都不大合适。提起雨果便会想到浪漫主义，提起司汤达或者巴尔扎克，必然想到批判现实主义，而提起左拉，则回避不了自然主义。大仲马和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投入了当时在法国刚刚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于一八二九年在巴黎演出又打响了第一炮，可是称大仲马为浪漫派作家，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不少文学批评家称大仲马为通俗作家，这倒有一定道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刮起了小说连载风，于是，连载的通俗小说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了大批通俗小说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等，也都给报纸写过长篇连载小说，但是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当时并驾齐驱的大仲马和欧仁·苏。然而，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那个时期大批通俗小说及其作者，都已湮没无闻了。可是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如《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基度山伯爵》等，在世界上却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赏阅，显示出特别的生命力，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大仲马名下的作品（因为某些作品有合作者）非常庞杂，难以计数，有的材料上称多达五百卷。仅就戏剧和小说而言，他尝试了所有剧种，创作了近九十种剧本，而小说的数量则近百部。这种庞杂也招致批评，说他的作品多有疏漏，流于肤浅，缺乏鲜明的风格。这些指责都有一定道理。大仲马的写作往往高速运转，疏漏明显存在。此外，他搞的不是命题文学，也不专门探讨某一社会问题，只是讲故事，讲好听的故事，求生动而不求深刻，结果创造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大世界，一个不能拿文学精品去衡量的充满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的大世界。
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构成了大仲马的非常世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大仲马一生都那么放诞，夸饰，豪放，张扬。因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么非同寻常，就好像童话，也如同神话。
景非常景。大仲马不像巴尔扎克等人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所。他总是开门见山，起笔就要用故事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本书正文第一句话便是：“话说一六二五年四月头一个星期一，《玫瑰传奇》作者的家乡默恩镇一片混乱，就好像胡格诺新教派要把它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只见妇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读者也一定要跟着跑去，“想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无独有偶，《基度山伯爵》开头一句话也是：“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避风堰瞭望塔上的守望者，望见了从士麦拿经过的里雅斯特
和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紧接着便是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这两部小说一开场，主人公就在变故中亮相，这就决定了故事情节展开和发展的速度，也决定了故事背景的特异和不断变幻。大仲马总把他的主人公置于命运的变化关头，或者历史的动乱时期。不断变幻的特异场景，恰好适应故事情节快速发展的需要，与巴尔扎克“静物写生”式的场景大相径庭。
《基度山伯爵》的主人公邓蒂斯刚刚升为船长，在同心爱的姑娘结婚的婚礼上，因遭诬陷而突然被捕，并且很快被押往伊夫堡终生监禁。于是他开始了由命运安排的非常经历，越狱逃生，找到财宝，报恩又报了仇。非常的经历，自然都发生在非常的场景中：海水环绕的狱堡地牢、荒凉岩岛的山洞，就连沙龙和花园等各种交际场所，也都因为密谋而笼罩着特殊的气氛。
《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背景则是一桩宫闱密谋和拉罗舍尔围城战，场景频频变化，忽而路易十三宫廷，忽而红衣主教府，忽而火枪手卫队队部，忽而乡村客栈，忽而修女院，忽而拉罗舍尔围城战大营，忽而英国首相白金汉宫……每一处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处都因为有参与密谋的人物经过，便丧失了日常的属性，增添了特异的神秘色彩，故而景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大仲马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无意像巴尔扎克等作家那样，绘制社会画卷。基度山伯爵恩仇两报，犹如神话，表面常事掩饰着非常事，事事都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三个火枪手》是历史题材的小说，然而大仲马坦言：“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一比喻不大合乎中国读者的习惯，换言之，历史不过是大仲马讲故事的幌子，他不但善于讲故事，还善于戏说历史。达达尼安的雄心和恋情，同宫闱秘事、国家战事纠缠在一起，事事就都化为非常事了。他和三个伙伴为了挫败红衣主教的阴谋，前往英国取回王后赠给白金汉的十二枚钻石别针，一路险象环生，绝处逢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保全了王后的名誉，但是与权倾朝野的红衣主教结了怨，性命就握在黎世留的手中了。神秘女人米莱狄为了要达达尼安等人的性命，就奉红衣主教之命，去阻止英国首相白金汉发兵，救援被法国大军围困的拉罗舍尔的新教徒。于是，双方暗中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故事情节演进发展，铺张扬厉，逐渐超越社会，超越历史，成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
多少读者的历史知识，是从阅读历史小说中获取的。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三国历史，大半不超过《三国演义》，而有关清朝历史的知识，更是来自各种戏说和历史武侠小说。同样，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也向法国读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通而观之，人类阅读时追求故事情节的兴趣，多少世纪以来并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大仲马的一些小说至今仍然经久不衰。此外，大仲马讲述故事的轻快语调，情节每发展一步同读者的兴趣所达成的默契，也都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
人非常人。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如邓蒂斯、达达尼安等，当初就是普通的海员、乡绅子弟，但是命运（作者的安排）把他们变成了非凡的人物。何止主人公，就连其他重要人物，如路易十三、火枪手卫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红衣主教黎世留、英国首相白金汉、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等这些历史人物，本来都在尘封的历史书中长眠。可是，他们一旦被大仲马拉进小说，就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历史人物摇身变为历史小说人物，从而有了超越历史的非凡之举，他们特异的性格与命运，也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了。
大仲马的小说人物的非凡之举，原动力固然因人而异，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诚、友情、正义感和侠义精神，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贪欲的驱使。他们贪图荣誉、金钱、女人、权力，贪图美酒佳肴，还渴望报仇……由希腊宙斯诸神所开创的贪欲和复仇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发扬光大。从拉伯雷到伏尔泰，再到大仲马，可以说一脉相承。
大仲马笔下人物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马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种贪欲，都最高程度地体现在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例如达达尼安，差不多什么都贪，贪图功名、金钱、地位、女色，等等，正是这些贪欲激发出他的冒险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条充满各种诱惑的人生之路。三个火枪手也各有所贪，连最清高的阿多斯，也还贪酒和复仇，更不用说波尔托斯了。位极人臣的黎世留贪权贪名；国王路易十三贪钱，心胸狭隘又贪图“正义”的名声，让人们称他“正义者路易”。
大仲马在生活中和作品里，都毫不掩饰，甚至炫耀各种欲望，而在他的笔下，不炫耀者便是心怀叵测的人物。当然，在达达尼安和三个伙伴身上，如果没有忠诚和豪爽的一面，贪欲就成了讨厌的东西了。他们四个人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朋友，谁有钱都拿出来大家花，遇到事情也一起行动。达达尼安很想当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枪手卫队副队长的委任状时，还是先去逐个请求三个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绝，而阿多斯填上达达尼安的名字后，达达尼安禁不住流下眼泪，说他今后再也没有朋友了。
大仲马的人物有贪欲而不求安逸，他们认为安逸是仆人和市民过的日子，不冒任何风险，无异于慢慢等死。他们是躁动型的，往往捅马蜂窝，自找麻烦，冒种种危险而乐在其中，凭智慧、勇敢和天意，最后总能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大仲马一生充满贪欲和豪情，过着躁动疯狂的生活。他花费二十余万法郎建造基度山城堡，每天城堡里高朋满座、食客如云，豪华的排场名噪一时。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赚钱，又不断地挥霍，屡次陷入债务麻烦，最后连他的城堡也被廉价拍卖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难同当者却不见一人，这就是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差异。
大仲马深知，惟一借用而无须偿还的东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创造出一个由非凡的人、非凡的故事构成的文学世界。但是千虑还有一失，有一个非常动人、出人意料的故事，没有写进他的作品：在逝世一百三十二年后，大仲马作为这个奇异故事的主人公，完成了从家乡小镇迁入巴黎先贤祠的非凡之举。
李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