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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这段往事里，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好，一个学生对老师纯粹的爱慕，两个敏感、羞涩同时又多少有点洁癖的灵魂，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看似疏离的温情。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回忆，他和张爱玲第二次见面时，“她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甚不以为然。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因为我没有看过三毛的作品”。
三毛去世后，张爱玲极少发表意见。也是，说什么都不好。但肯定是想吐槽的，跟一个建筑师聊起这个话题，大概觉得他不是圈内人，她的意见不至于传出去。总之，她对三毛是有些芥蒂，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对三毛的意见，应该与三毛是《滚滚红尘》的编剧有关。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严浩，主人公原型是张爱玲和胡兰成，他们大概率没有问过张爱玲的意见，否则张爱玲一定会反对。
胡兰成出了本《今生今世》之后，许多人想蹭这个热度。台湾作家、胡兰成的超级粉丝朱西宁要写张爱玲的传记，还有出版人居然以请胡兰成作序为诱饵跟张爱玲约稿，张爱玲的反应都是迅速断绝往来，她着实讨厌他们所以为的“佳话”。
她写《小团圆》，初衷是揭示真相，反驳《今生今世》，也不让朱西宁占了先。但她的好友宋淇告诉她，就算这么写，还是有可能被那个“无赖人”缠上，他正着急翻盘，“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当然到了1990年，胡兰成早已去世，占不到什么便宜了。但张爱玲对这段“佳话”，应该还是觉得膈应。而电影槽点还不只这一点，一开头就是林青霞演女主人公，和穷小子谈恋爱，她嫌贫爱富的爹要把人撵走。民国版杰克就冲着老头儿喊：“等我发了财一定回来抢你的女儿！”
这句台词是不是挺吓人？更离谱的是，林青霞爱他爱得要死，摔东西撞墙非得跟他，还拿个玻璃片割腕自杀了，鲜血拖了老长。
问题是张爱玲是不会自杀的，也不会谈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她打小头脑清醒，和父亲闹翻，是因为跟继母吵架，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她从父亲那里逃出来之前，认真地考虑过，母亲没钱，父亲有钱，但父亲的钱不见得就给她花，还耽误了最好的求学时间。权衡利弊之后，她才从父亲家里逃出去，紧急关头，她还冷静地和三轮车夫谈了会儿价格。
《滚滚红尘》里那种很戏剧化的爱情，张爱玲看了怕是要毛骨悚然。她的初恋符合她的个性，窘迫、狼狈，内心震动，沉默不语。
这段感情，她写在《小团圆》里。《小团圆》是自传体小说，张爱玲给宋淇的信里也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她在这部小说里名叫盛九莉。
九莉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对她的到来是迟疑的，原本的人生规划里没有这一环，但既然来了，要强的母亲就要好好培养她，不得不为了她留在中国，与外国男友分手，帮她请五美元一小时的家教，同时，怀疑这个资质有限的女儿是否值得她付出那么多。
小说里写，她生了重病时，她母亲冲进病房，对她吼：“你活着就是害人。”后来九莉才知道，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母亲对医生使了美人计。九莉满心抱歉，但也没有办法，她拿不出什么来对她母亲证明她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在《私语》里，张爱玲写她跑到楼顶上，“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1938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因为战争，转入香港大学读书，但她依然怀疑自己就是母亲口中的“害人精”。有一天，在学校里，九莉收到一个邮包，包得很随意——下面的黄纸都有点破了，里面是一些面额大小不等的钞票，一共八百块。是一个名叫安竹斯的老师寄来的。安竹斯附了一封信，说知道她申请奖学金没有过，请容许他给她的一个小奖学金，如果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相信她一定能够得到全额奖学金。
在九莉眼中，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注意，是这封信而不是这笔钱，九莉等不及地要拿去给她母亲看。母亲很用心地看了信，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怎么能拿人家的？要还给他。”九莉着急起来，说安竹斯先生不是那样的人，他们素无来往，甚至说他不喜欢自己。他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她只是想说，不是她母亲以为的那种“喜欢”。
在《小团圆》里，安竹斯是英国籍的历史教师，出身剑桥，水平很高，但只是个讲师。不愿意住校内，宁可骑很远的车去校外。他的形象是：砖红的脸总带着几分酒意。十分的名士派。
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里也提到他，叫作佛朗士，是英国籍的历史教授，也不住校内，最重要的是，最后也和安竹斯一样，应征入伍，作为后备军死去。
活着的时候，他也是名士派的，造房子养猪，家里不装电灯也不用自来水，不赞成现代物质文明。唯一的一辆破汽车是给用人赶集买菜的。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磁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卍字宁绸作为领带”。
张爱玲像介绍路人甲那样介绍他：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划的先后），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姑庵去看小尼姑。
但是她的这句话曾让我暗自诧异：“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
尽管写得很节制，在张爱玲这里已经破了例。她不太会很正经地夸人，在圣玛丽女校读中学的时候，她写打油诗拿老师开涮，险些不能毕业。她眼界高，再喜欢也耻于赞扬，说胡适也只是说他是五四偶像。像“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话，在她的文中读到，会觉得眼生。
她这样崇拜他，他又是对她这样欣赏与照顾，要是放到琼瑶笔下，马上奔着《窗外》的路子去了。但安竹斯不是那种多情的男教师，除了提问时拿她当撒手锏震慑那些答不出来问题的同学，他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喜欢她，甚至更愿意跟别的女学生开玩笑。但正是这种“不喜欢”，使得他们的交往格外清洁，她也只有收到这样一个人的钱，才会满心欢喜。
张爱玲曾说，爱一个人能爱到跟他拿零花钱的程度，那是很严格的考验。就张爱玲的性格而言，收一个人的钱而不感到压力，那也说明她是真的喜欢他。她说那钱：“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她把那钱拿给她母亲看，第一次在她母亲面前如此有底气吧，她都庆幸她母亲当天喊她去，她一分钟也不能忍。听了九莉对安竹斯先生关系的辩解，她母亲没怎么说话，过了一会儿，让她把钱搁下。她把信折起来，装进信封，收进皮包里，很简单的动作，自己却觉得可疑，看着像是爱上了安竹斯。钱就留在母亲那，那个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她要装出不在乎的样子。
还以为憋着好消息不说，会熬不过那一两天。回去之后那两天的工夫才是真不知道怎么过的，心都急烂了。怕到浅水湾去，一天不去，至少钱还在那里。
她坐立不安地等了两天，再去她母亲住的酒店，听说，那八百块钱，已经被她母亲轻描淡写地在牌桌上输掉了。
不知道她母亲为何单单要拿这笔钱出来赌，也许只是凑巧手边没钱，拿来挪用一下。她母亲虽然貌似浪漫，有过很多情人，内心却粗糙乃至粗鄙，她没有能力理解一个女孩子内心最为温软的感情。
九莉说她就此对母亲死了心，但当时她还是反应不过来，她母亲叫她不要写信，要去安竹斯那里面谢，她也就听从了。安竹斯是可想而知的不耐烦，她自己也尴尬，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出来，这也符合他二人的做派。他的名士做派注定他不喜欢感情黏稠度太强的场景，也只有这样的他，会为她所喜欢。若是他稍露一丝温柔，这段情谊也就立即混浊，也许，她的内心就要“像给针扎了一样”。
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落到实处，有些“喜欢”本身就很好。所以，你发给我奖学金很好，你的不耐烦也很好，若是太平盛世，就这样在我心里留个影子，留个一般人不能挑战的高度也很好，可是，战争来了，它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却让你，死了。
《烬余录》里介绍，战争发生后，英籍教师都应征入伍，佛朗士也在其中，每逢志愿军操演，他总是拖着长腔说：“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然后，他被自己人枪杀了，他在黄昏里回军营去，保持着习惯性的若有所思，“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听上去非常荒谬，但荒谬是他所喜欢的，所以，也还好。
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这些仍然很节制，她只说“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还是像说路人甲。她根本不敢认真写他，因为她那么喜欢他，喜欢到连这喜欢都不可以说，跟自己说都是错。
写《小团圆》，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下笔要用力得多。当盛九莉的女同学告诉她安竹斯先生死去的消息时，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占有欲爆发，觉得你才来几天啊，就知道什么安竹斯先生了。她继续洗袜子，抽泣，抽了半天才迸出几滴痛泪——
本来总还好像以为有一天可以对他解释，其实有什么可解释的？但是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她要跟他解释什么呢？那八百块钱的去向？还是其他她一直不能说出来的话？她不欠他什么话，但是有一份喜欢在那里，她就有对他说点什么的义务。
她想开个玩笑，用玩笑挡痛，所以她突然抬起头来，“在心里对楼上说：‘你待我太好了。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这是她对上帝说的。
这是世界上最伤心的黑色幽默。我觉得她爱他。
历来写女学生爱慕男教师的小说很多，比如琼瑶的《窗外》，还有亦舒的《人淡如菊》，开头还算动人，但主人公都想要个结果，弄到不能收场。张爱玲的这段往事里，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好，一个学生对老师纯粹的爱慕，两个敏感、羞涩同时又多少有点洁癖的灵魂，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看似疏离的温情。
这符合张爱玲的个性，她害怕俗套，害怕完成。她的很多小说里都会讽刺那种戏剧化人格，她不想把人生套入宏大叙事的模板，以此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她更愿意亲身体验生活本身的幽微，转化成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文字。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就是，她是那种小说型人格，而三毛是抒情诗人格。米兰·昆德拉说有两类人格，一类是抒情诗人格，一类是小说人格。小说人格是反抒情的、反浪漫主义的、怀疑论的、批评性的，因此是现代主义的。抒情诗人格正好相反，随时准备上价值，随时准备热泪盈眶，流出的，还常常是米兰·昆德拉所言的“第二滴泪”，我称之为“二手眼泪”。
这样两个人，会谈不一样的恋爱，写不一样的故事，过不一样的人生，永远无法沟通。三毛不明白这点，但张爱玲明白，这或许就是她不愿意跟圈内人谈三毛的缘故，因为一旦说起，就好像她强行做人家人生的解人。她说过，她被她母亲和姑姑训练得对熟人没有任何好奇心，总想着，人家那样做有人家的理由。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对张爱玲来说是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