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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言说小说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同情之理解，作历史场域之还原；一种是以现代观念分析，作历史发展之回溯。我们对宋代小说刊刻的讨论，以前者为基础，但兼顾现代观念之回溯。
本书研究对象的确定，首先是立足于现代小说观念，以叙事文学文体的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宋代作为文学发展由雅入俗的转变期，文学文体小说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包含了一部分文学文体小说，而我们现今所谓文学文体小说溢出于传统目录学小说范畴之外的那些著作，又与传统目录学小说概念和小说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使不入传统目录学法眼的白话小说，也往往以传统目录学之小说作为基础。如罗烨《醉翁谈录》之《舌耕叙引·小说开辟》所言：“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夷坚志》等见录于古代书目之小说家类。其中如《太平广记》，今人亦视之为小说总集，但是，编纂于宋代早期的这部小说总集，无论编排体例，还是选录内容，若用今天的小说观念来衡量，都不是出于小说文体的考虑，而其内容之庞杂，恰恰体现了宋代包容杂家博闻和传说补史的小说观念。因此，我们的讨论不能不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概念说起，就宋代部分，也不能不包容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著作。
关于“小说”一词在历史上的内涵丰富和概念差异，前人早有讨论，至少在明代就已有文人认识到“小说”一词指涉不同文体，如郎瑛《七修类稿》指出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跟诗话传记之流的小说是不同的
。而今之学界对小说概念的内涵、小说观念的变化、小说文体的差异更有不少讨论和辨析。
如谭帆、王庆华《“小说”考》一文讨论了“小说”的内涵演变，梳理了小说概念的四种基本内涵：一是无关于政教的“小道”，指谈说浅薄道理的论说性著作，这是先秦两汉时期确立的最早的“小说”文类观，在后世广为延续，影响深广；二是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是指与“杂史”、“杂记”等相近而又相区别的叙事性作品，以南朝梁《殷芸小说》为标志；三是作为口头伎艺名称，指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伎艺，明代文人把说话伎艺视作通俗小说之源；四是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主要指通俗小说，这是明清通俗小说兴起且繁盛之后所确立的“小说”内涵，体现了小说观念的演化。此文对“小说”内涵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小说”概念的演化轨迹，同时指出“小说”概念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具，“小说”指称对象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班固《汉志》的‘小说’观一直影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即与《汉志》一脉相承，《总目》所框范的小说‘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和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在清人的观念中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
段江丽《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也提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先秦时期，‘小说’是一个词语；两汉之际，‘小说’是一种学术流派、学术思想；魏晋至清末民初，‘小说’指经史子集之外的庞杂文类；宋元明清，在小说作为庞杂文类概念的同时，还衍生出另一种内涵，指一种与传统诗歌、戏剧并列的文学文体。其中，前三种内涵均与文体无关，第四种涵义则已经是一种明确的文体概念，而且与现代小说概念高度重合。晚清林纾等人选择以‘小说’一词来作为西方fiction、novel两个词汇的译词，应该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第四种内涵有直接的关联，至少可以说是第四种内涵的合理延伸。”
宋代，是中国文学雅俗交融、俗文学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就小说来说，在笔记杂著、野史传说之外发展出了说话伎艺之小说。因此，学界关于宋代小说的研究，往往兼顾作为文类的小说和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小说。
就宋人的表述来说，似乎可以分为书目文献中的“小说”和文学话语表达中的“小说”，体现的是不同的小说观念。
宋代公私书目都列“小说”类，虽然以现在的小说观念来看，这些书目所谓小说都是庞杂文类的概念，但是，宋代四大书目《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所录多有相同，由此可见，尽管“小说”所指庞杂，但是，当时对小说文类的判断又基本相同，可见为一个时代的文类和小说观念。四大书目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多有考证解题，为今人研究所倚重。《郡斋读书志》有宋代刻本流传，《直斋书录解题》则是清代以来学者据前代残本辑录整理而成。但是，《直斋书录解题》相对晚出，在书目考论中对前代书目多有涉及，可见陈振孙对书目归类等问题是有思考的，《直斋书录解题》对小说文类的认识多少可以代表他所处时代的观念。陈振孙曾任职莆田，“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所录比其他几部宋代书目更多闽人著述，虽然未能一一判断这些著作当时是否有刊本，但作为建阳刻书的地域文化背景还是有其参考价值，故而录《直斋书录解题》之“小说家类”目录如下：
神异经一卷 称东方朔撰
十洲记一卷 称东方朔撰
洞冥记四卷、拾遗一卷 东汉郭宪撰
拾遗记十卷 晋王嘉撰
名山记一卷 晋王嘉撰
殷芸小说十卷 宋殷芸撰
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 宋刘义庆撰
续齐谐记一卷 梁吴均撰
北齐还冤志二卷 颜之推撰
古今同姓名录一卷 梁元帝撰
朝野佥载一卷 唐张鷟撰
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无名氏
冥报记二卷 唐唐临撰
刘餗小说三卷 唐刘餗撰
隋唐嘉话一卷 刘餗撰
博异志一卷 称谷神子撰
辨疑志三卷 唐陆长源撰
宣室志十卷 唐张读撰
封氏见闻记二卷 唐封演撰
刘公佳话一卷 唐韦绚撰
戎幕闲谈一卷 韦绚撰
闻奇录一卷 不著名氏，当为唐末人
柳常侍言旨一卷 唐柳珵撰
幽闲鼓吹一卷 唐张固撰
知命录一卷 唐刘愿撰
前定录一卷 唐钟簵撰
甘泽谣一卷 唐袁郊撰
乾馔子三卷 唐温庭筠撰
尚书故实一卷 唐李绰撰
杂纂一卷 唐李商隐撰
卢氏杂记一卷 唐卢言撰
杜阳杂编三卷 唐苏鹗撰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十卷 唐段成式撰
庐陵官下记二卷 段成式撰
唐阙史三卷 唐高彦休撰
北里志一卷 唐孙棨撰
玉泉笔端三卷又别一卷 不著名氏
云溪友议十二卷 唐范摅撰
传奇六卷 唐裴
撰
三水小牍三卷 唐皇甫枚撰
醉乡日月三卷 唐皇甫松撰
异闻集十卷 唐陈翰撰
卓异记一卷 称李翱撰
大唐说纂四卷 不著名氏
摭言十五卷 唐王定保撰
广摭言十五卷 何晦撰
金华子新编三卷 刘崇远撰，五代时人
耳目记一卷 无名氏
唐朝新纂三卷 石文德撰
豪异秘纂一卷 无名氏
纪闻谭三卷 蜀潘远撰
北梦琐言三十卷 孙光宪撰
后史补三卷 高若拙撰
野人闲话五卷 景焕撰
续野人闲话二卷 不知作者
开颜集三卷 周文规撰
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 张齐贤撰
太平广记五百卷 李昉等修
秘阁闲谈五卷 吴淑撰
广卓异记二十卷 乐史撰
谈苑十五卷 宋庠录杨亿言论
文会谈丛一卷 上官融撰
国老闲谈二卷 称夷门君玉撰，不著姓
洞微志三卷 钱易撰
乘异记三卷 张君房撰
补妒记八卷 王绩编
祖异志十卷 聂田撰
括异志十卷、后志十卷 张师正撰
郡阁雅言二卷 潘若冲撰
茅亭客话十卷 黄休复撰
嘉祐杂志三卷 江休复撰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 沈括撰
苕川子所记三事一卷 不知作者
东斋记事十卷 范镇撰
该闻录十卷 李畋撰
纪闻一卷 李复圭撰
东坡手泽三卷 苏轼撰
艾子一卷 传为苏轼作
龙川略志六卷、别志四卷 苏辙撰
玉壶清话十卷 僧文莹撰
张芸叟杂说一卷 张舜民撰
画墁集一卷 张舜民撰
洛游子一卷 题司马光，非也
麈史三卷 王得臣撰
苏氏谈训十卷 苏象先撰
续世说三卷 孔平仲撰
孙公谈圃三卷 刘延世录孙升所谈
渑水燕谈十卷 王闢之撰
乌台诗话十三卷 朋九万录东坡案相关资料
碧云騢一卷 梅尧臣撰
青箱杂记十卷 吴处厚撰
师友闲谈一卷 李廌撰
剑溪野语三卷 陈正敏撰
冷斋夜话十卷 僧惠洪撰
墨客挥犀十卷、续十卷 不知名氏
搜神秘览三卷 章炳文撰
石林燕语十卷 叶梦得撰
燕语考异十卷 宇文绍奕撰
玉涧杂书十卷 叶梦得撰
岩下放言一卷 叶梦得撰
柏台杂著一卷 石公弼撰
绀珠集十二卷 朱胜非编撰
类说五十卷 曾慥编撰
春渚纪闻十卷 何薳撰
曲洧旧闻一卷、杂书一卷、骫骳说一卷 朱弁撰（朱熹从父）
南游记旧一卷 曾纡撰
翰墨丛纪五卷 滕康撰
铁围山丛谈五卷 蔡絛撰
萍洲可谈三卷 朱彧撰
砚冈笔志一卷 唐稷撰
泊宅编十卷 方勺撰
却扫编三卷 徐度撰
闲燕常谈三卷 董弅撰
唐语林八卷 王谠撰
道山青话一卷 不知何人
复斋闲记四卷 龚相撰
鄞川志五卷 朱翌撰
窗间纪闻一卷 陈子兼撰
枕中记一卷 不著名氏
姚氏残语一卷 姚宽撰
槁简赘笔二卷 章渊撰（章子厚子孙）
老学庵笔记十卷 陆游撰
夷坚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 洪迈撰
睽车志五卷 郭彖撰
经锄堂杂志八卷 倪思撰
续释常谈二十卷 龚颐正撰
北山记事十二卷 王遘撰
云麓漫钞二十卷、续钞二卷 赵彦卫撰
儆告一卷 不著名氏
夷坚志类编三卷 陈昱编
山斋愚见十书一卷 称灌圃耐得翁撰
桯史十五卷 岳珂撰
游宦纪闻十卷 张士南撰
鼠璞一卷 戴埴撰
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 晋张华撰
玄怪录十卷 唐牛僧孺撰
潇湘录十卷 唐李隐撰
龙城录一卷 称柳宗元撰
树萱录一卷 不著名氏
云仙散录一卷 称唐冯贽撰
葆光录三卷 陈纂撰
稽神录六卷 南唐徐铉撰
启颜录八卷 不知作者
清异录二卷 称翰林学士陶穀撰
归田录二卷 欧阳修撰
归田后录十卷 朱定国撰
清夜录一卷 沈括撰
续清夜录一卷 王铚撰
王原叔谈录一卷 王洙之子录其父所言
延漏录一卷 不著名氏。疑为章得象之侄章望之所作
清虚居士随手杂录一卷 王巩撰
石渠录十一卷 黄伯思撰
避暑录话二卷 叶梦得撰
台省因话录一卷 石公弼撰
思远笔录一卷 王寓撰
秀水闲居录三卷 朱胜非撰
闻见后录二十卷 邵某撰
侍儿小名录一卷、续一卷 朋溪居士撰
纪谈录十五卷 传密居士撰
贤异录一卷 无名氏
能改斋漫录十三卷 吴曾撰
挥麈录三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余话一卷 王明清撰
投辖录一卷 王明清撰
吴船录一卷 范成大撰
琐碎录二十卷、后录二十卷 温革撰
鉴诫别录三卷 欧阳邦基撰
乐善录十卷 李昌龄撰
《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书目167种。
另外，《直斋书录解题》之传记类和杂家类中有些作品，后世常泛称为小说，如《古列女传》、《博物志》等。而“传记类”中的一些作品，今人研究中多归于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比如《飞燕外传》、《梁四公记》、《杨妃外传》等。或许正因为“传记类”不少作品符合现代观念中的小说文体特征，因此，在相关研究中不少学者把“传记类”中一些虚构因素不太明显的作品也称为小说，而这些作品实录特征更为明显，比较接近史学意义上的“传记”文类。因此，不妨也通过《直斋书录解题》了解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与史学意义上的传记并列于宋人“传记”观念的情况。且抄录《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书目如下：
古列女传九卷 东观汉纪十卷 高士传十卷 黄帝内传一卷 飞燕外传一卷 西京杂记六卷 襄阳耆旧传五卷 谈薮二卷 梁四公记一卷 景龙文馆记八卷 狄梁公家传三卷 高力士外传一卷 北征杂记一卷 唐年小录八卷 陵园记一卷 凤池历二卷 邺侯家传十卷 牛羊日历一卷 西南备边录一卷 异域归忠传二卷 蛮书十卷 闽川名士传一卷 崔氏日录一卷 开元天宝遗事二卷 入洛记一卷 中朝故事二卷 敦煌新录一卷 唐末泛闻录一卷 杨妃外传一卷 渚宫故事五卷 锦里耆旧传八卷、续传十卷 平蜀实录一卷 秦王贡奉录二卷 家王故事一卷 戊申英政录一卷 玉堂逢辰录二卷 南部新书十卷 唐登科记十五卷 五代登科记一卷 大宋登科记三十二卷 中兴登科小录三卷、姓类一卷 乘轺录一卷 奉使别录一卷 刘氏西行录一卷 契丹讲和记一卷 庆历正旦国信语录一卷 熙宁正旦国信录一卷 接伴送语录一卷 使辽见闻录二卷 奉使鸡林志三十卷 宣和使金录一卷 奉使杂录一卷 馆伴日录一卷 隆兴奉使审议录一卷 揽辔录一卷 北行日录一卷 乾道奉使录一卷 奉使执礼录一卷 使燕录一卷 李公谈录一卷 丁晋公谈录一卷 贾公谈录一卷 王沂公笔录一卷 沂公言行录一卷 王文正家录一卷 寇莱公遗事一卷 乖崖政行语录三卷 安定先生言行录二卷 曹武惠别传一卷 韩魏公家传十卷 韩忠献遗事一卷 魏公语录一卷 魏公别录四卷 杜祁公语录一卷 文潞公私记一卷 唐质肃遗事一卷 韩庄敏遗事一卷 范忠宣言行录二十卷 范太史遗事一卷 傅献简佳话一卷 杜公谈录一卷 道乡语录一卷 丰清敏遗事一卷 宗忠简遗事三卷 吕忠穆家传一卷、逢辰记一卷、遗事一卷 褒德集二卷、易学辨惑一卷 吕氏家塾记一卷 桐阴旧话十卷 熙宁日录四十卷 温公日记一卷 赵康靖日记一卷 刘忠肃行年记一卷 绍圣甲戌日录一卷、元符庚辰日录一卷 文昌杂录六卷 闻见近录一卷 辨欺录一卷 回天录一卷 尽忠补过录一卷 吴丞相手录一卷 岳飞事实六卷、辨诬五卷 丁卯实编一卷 孔子编年五卷 诸葛武侯传一卷 韩文公历官记一卷 欧公本末四卷 皇祐平蛮记二卷 孙威敏征南录一卷 唃厮啰传一卷 陕西聚米图经五卷 元丰平蛮录三卷 元祐分疆录三卷 青唐录一卷 交趾事迹十卷 占城国录一卷 鸡林类事三卷 政和大理入贡录一卷 安南表状一卷 边和录五卷 建炎德安守御录三卷 淮西从军记一卷 顺昌破敌录一卷 滕公守台录一卷 二杨归朝录一卷 逆臣刘豫传一卷 许右丞行状一卷 李忠定行状一卷 翟忠惠家传一卷 艾轩家传一卷 夹漈家传一卷、所著书目附 叶丞相行状一卷 谢修撰行状墓志一卷 朱侍讲行状一卷 紫阳年谱三卷 笃行事实一卷 赵丞相行实一卷、附录二卷 赵忠定行状一卷、谥议一卷 倪文节言行录三卷、遗奏志状碑铭谥议一卷 赵华文行状一卷 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 中兴忠义录三卷 孝史五十卷 孝行录三卷 古今孝悌录二十四卷 廉吏传十卷 南阳先民传二十卷 典刑录十二卷 近世厚德录四卷 救荒活民书三卷 仁和活民书二卷 折狱龟鉴三卷 明刑尽心录二卷 好还集一卷 先贤施仁济世录一卷 莆阳人物志三卷 卧游录一卷 上庠录十卷 上庠后录十二卷 昭明太子事实二卷 祠山家世编年一卷 海神灵应录一卷 鄂国金佗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
很显然，传记类跟小说家类著录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以人物而言，帝王将相之事归于传记类；以事件而言，涉及国家政治、军事、法律、民生之大事，归于传记类。但是，传记类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叙事。因此后来元明很多小说以这些传记类著作为基本素材，比如从《飞燕外传》、《高力士外传》、《杨妃外传》、《天宝遗事》等衍生出不少宫闱题材的小说，比如《折狱龟鉴》等对公案小说的影响，比如《鄂国金佗粹编》等与岳飞故事的关系，等等。后世历史小说大为兴盛和讲史长篇最早成熟，与史部著作的繁盛关系密切，尤其得力于其中以人物为主、重在叙事的传记类著作。
宋代书目文献坚守着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相当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小说概念，其实也就体现了当时知识体系中小说的位置。若在学术话语体系之外划分出相对日常、且自有其脉络承传的文学话语体系，则至少在宋代，文学话语体系中已使用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如南宋洪迈所言：“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而被称为洪迈之言的另一段话更为人所常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这段话见于清人编撰《唐人说荟》之《例言》，据学界考证，此言可能非洪迈所言，而为明人伪托。
但以“小小情事，凄婉欲绝”印证唐传奇诸多名篇，显然因所论恰切而为人们所乐道。
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所言“小说”则是口传的说话艺术：“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此“小说”只是说话四家之一，说话艺术之说经和讲史，也属于后世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说话伎艺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末年就有“俳优小说”，唐代有“人间小说”，宋代说话艺术吸收和融合了文人小说志怪传奇与雅文学诗词艺术的养分，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喜爱，为说话艺术准备的话本或在说话艺术基础上形成的话本，皆为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文本。
宋代之后，随着小说观念的发展，论小说者逐渐从叙事类文体中析出虚构成分较为明显的一类故事，甚至考虑故事类型乃至叙事风格的特征，逐渐明晰了作为文学文体的小说概念内涵和外延所指。明代胡应麟对小说的理解是这样的：“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苑》、《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胡应麟已经明确地把志怪和传奇跟其他文类区别开来，可见小说观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胡应麟所说小说家仍然是包容庞杂文类的概念。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仍然延续的是传统目录学的小说观念，把不入经史子集的杂类归于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跟胡应麟相比还摒弃了传奇类著作，当然，传统目录学更不会关注白话小说，但同样不影响传奇小说和白话小说在文学文体中自然生长、成熟繁盛。
虽然至少在宋代就已经明确使用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但是，此后甚至到晚清的很多文人笔记和公私书目文献中，文类意义上的小说与文学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仍然缠夹不清。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研究者在论及小说刊刻的问题时，立足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同时，往往会适当兼顾小说概念的历史内涵，沿用前人所谓小说概念和作品所指。
上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书目中有的言及雕版情况，《郡斋读书志》也偶有注明版本，但很少，而且，两种书目都极少言及福建刻本。但是，《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书目不少来自福建藏书家藏书，其中不少闽人著作，还有一些曾经刊刻于建阳的著作如《夷坚志》、《挥麈录》等，同样也未言及版本。从当时刻书情况来看，一方面是小说刊刻并不少见，另一方面是福建本地刻书条件较好，因此，估计当时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应当不少，只是目前所见不多，且按所见文献介绍如下。
宋代建阳刊刻小说，首先可说的一类是见于宋人书目且著录为小说的著作：
1.《类说》六十卷，宋曾慥编。此书编成于绍兴六年（1136），绍兴十年始刊于麻沙书坊。宝庆丙戌（1226），建安郡守叶时据麻沙本重刻。麻沙初刻本和宝庆本已亡佚。南宋中叶建阳另有一种刻本，此本现存三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明天启六年（1626），山阴岳钟秀据另一写本重刊于新野，现在能见到的《类说》多卷本，就是这个天启本。
宋人书目如《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都将此书归于小说家，清代《四库全书》则归于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总目》谓：“《类说》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曾慥编。慥字端伯，晋江人。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奉祠家居，撰述甚富。此乃其侨寓银峰时所作，成于绍兴六年。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书初出时，麻沙书坊尝有刊本。后其版亡佚。宝庆丙戌，叶时为建安守，为重锓置于郡斋，今亦不可复见。世所传本，则又明人所重刻也。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但总所取者甚简，此所取者差宽，为稍不同耳。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窜一词。”
2.《括异志》十卷，宋张师正撰。宋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刊行。现存明正德十年（1515）影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为铁琴铜剑楼旧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据此影印。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为“括异志十卷后志十卷”，今《后志》已佚。《四库全书总目》谓：“《括异志》十卷，内府藏本。旧本题宋张师正撰。师正字不疑，熙宁中为辰州帅。《文献通考》载师正擢甲科后，宦游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魏泰为之序。此本不载魏序，盖传写佚之。然王铚《默记》以是书即魏泰作。盖泰为曾布之妇兄，而铚则曾纡之婿，犹及识泰，其言当不诬也。”
清代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括异志》提要谓：“《括异志》十卷，旧钞本。题‘襄国张师正纂’。此书惟见陈氏《书录》，尚有《后志》十卷，惜无之。所记皆北宋名臣异事。每段末注，闻之某某，或云，某笔以相示，则师正亦北宋时人也。目录后有‘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刊行’一行。卷末有‘正德十年岁次乙亥仲春癸丑日虞山逸民俞洪重录毕’二行。（卷首末有‘祝仲子承绪父’、‘南阳叔子藏本’二朱记。）”
3.《夷坚志》，宋洪迈撰。建阳书坊、建宁学府多次刊刻。洪迈编纂《夷坚志》前后时间跨六十年，随编随印，刊刻地点不一，但多次在闽刊行。洪迈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刻《夷坚乙志》序云：“《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版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乾道）八年夏五月，以会稽本别刻于赣，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颇有改定处。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据此可知，《甲志》曾刊于闽，《乙志》再次刊于闽。《夷坚支志戊》卷八《湘乡祥兆》一文后，洪注云：“桃符证应，已载于《癸志》。比得南强笔示本末，始知前说班班得其粗要为未尽，故再记于此，而《癸志》即刊于麻沙书坊，不可芟去矣。”
则《癸志》又刊于闽。
《四库全书》收其《支志》五十卷，归于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四库未收书提要》介绍八十卷本（《甲志》、《乙志》、《丙志》、《丁志》各二十卷）：“宋洪迈撰。影宋钞本。案《夷坚志》十集，每集二十卷。《支志》十集，每集十卷。《三志》十集，每集十卷。《四志》甲乙二集，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小说家唯《太平广记》为卷五百，然卷帙虽繁，乃搜辑众书所成者。其出于一人之手，而卷帙遂有《广记》十之七八者，唯有此书，亦可谓好事之尤者矣。迈每集各自为之序，唯《四乙》未成，不及序，计序三十一篇，篇各出新意……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说，以著其非妄。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四库全书》所收者，乃《支志》五十卷，与此不相涉。此本卷首有元人沈天祐序，称建学所存旧刻闽本残阙，承本路府判张绍先之命，以浙本补全者……”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夷坚志》有四百二十卷，已多散失。洪迈自序《夷坚乙志》谓此书曾在福建、四川、婺州、临安刊刻过，但各地多未刻全四百二十卷。
《夷坚志》的版本，宋以后就亡佚近一半，从历代著录和现存版本看，宋以后主要分三个部分流传，即《夷坚初志》的甲乙丙丁四志八十卷部分，《夷坚支志》、《夷坚三志》的零散卷帙部分，《分类夷坚志》五十一卷部分。
其中，《夷坚初志》的甲乙丙丁四志八十卷为宋刻元修，此底本为宋刻闽本，元代约大德年间（1297—1307）沈天佑《序》云：“今蜀、浙之板不存，独幸闽板犹存于建学。然点检诸卷，遗缺甚多。本路张府判绍先提调学事，勉予访寻旧本补之，奈闽板久缺，诚难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于文房中尚存此书，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然其本虽分甲乙至壬癸为十志，似与今来闽本详略不同，而所载之事，亦大同小异。愚因摭浙本之所有，以补闽本之所无。”
在福建提学张绍先支持下，沈天佑寻访《夷坚志》旧本，此时蜀浙之版已不存，独建版尚存，但缺四十三版，沈天佑从友人周宏翁处借得浙江本补刊完成，遂有宋刻元修后印本传世。
《分类夷坚志》五十一卷则是选编本，建安叶祖荣从《夷坚志》四百二十卷全帙中精选而成，为明清两代《夷坚志》的通行本。现存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洪楩清平山堂刻本，目录次行题“鄱阳洪迈景卢纪述”、“建安叶氏祖荣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皆有此本。
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著录，《夷坚志》在明代以后尚有闽刊，明嘉靖十五年（1536）叶邦荣刊《夷坚志》五十卷。叶邦荣，字仁甫，闽县人，嘉靖元年（1522）进士，安吉知州，有《朴斋集》。
叶邦荣曾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为《龙岩县志》作序。
4.《涑水记闻》，宋司马光撰。绍兴十五年（1145）之前建安刊行，绍兴十五年毁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有五年秋七月）丙午，右承务郎、新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书，曰《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故事。缘曾祖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庶几不惑群听。’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伋特迁一官。初，范冲在史馆，上出光《记闻》，命冲编类进入。冲言：‘此书虽未尽可信，其有补治道亦多。’乃缮写成十册上之。至是秦桧数请禁野史，伋惧罪，遂讳其书，然其书卒行于世。”
5.《挥麈录》二十卷，包括《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余话》二卷，宋王明清撰，宋庆元六年（1200）之后龙山书堂刊。《余话》总目后有龙山书堂刊记：“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疑，诚冠世之异书也……”卷末有赵不谫之跋曰：“《前录》先以刊行，《后录》、《余话》不谫备数昭武日，仲言移书见委……因浼龙山张君，得以继之。”赵不谫，字师厚，庆元六年知邵武军。王明清，字仲言。此本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6.《容斋随笔》五笔七十四卷，宋洪迈撰，宋嘉定十六年（1223）洪伋刻于建宁。此本已佚。明弘治八年（1495）会通馆铜版活字本《五笔》卷后附三跋，其中洪伋之跋与周文炳之跋言及建宁本。另外还存在一种与赣州本行款相同但刻工不同的宋刻本，张元济认为是建宁本之覆刻，孔凡礼认为它是另一种建宁本。
另一类是未见于宋人书目，但今人称之为小说的著作：
1.《醉翁谈录》，罗烨编撰。以天干顺序分为十集，每集二卷。此书未见著录，国内久已失传。现存本由朝鲜传入日本，1941年日本影印出版称之为“观澜阁藏孤本宋椠”。《续修四库全书》据此影印。此书版式、字体具有明显的宋元建本风格，其中部分内容与元代建本《事林广记》重合，选录故事中闽地故事占很大比例，应该是宋末元初建阳书坊刻本。详见下文分析。
2.《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学界一般认为是说经话本。此本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同为日本京都北部高山寺旧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款，据吴自牧《梦粱录》载，“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故学界多判断此本为南宋临安刊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之内容基本相同，是同书另一版本，日本学者矶部彰认为是福建刻本
。
此外，还有一些小说，是附在文人文集中的，比如《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庆元六年（1200）建阳魏仲举家塾刊，其中卷二十一收录《石鼎联句诗序》，为寓言小说；《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附《龙城录》二卷，《龙城录》为小说
，等等。又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麻沙书坊出过苏东坡“大全集”，兼载《志林》、《杂说》之类。
此类非单独刊行者暂且不论。
宋代建阳刊刻小说，其中一部分符合现今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这些著作大概可分为四类，一是小说类编，即《类说》；二是志怪小说集，即《括异志》、《夷坚志》；三是传奇杂俎集，即罗烨《醉翁谈录》；四是说话艺术之话本，即《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而其他未必符合文学文体小说概念的著作，大部分被今人称之为“笔记”，但也有一些接近于所谓“轶事小说”。萧相恺《宋元小说史》谓“轶事小说”：“指的是记载‘史官之所不记’的朝野人物遗闻琐事的短篇文言小说。它与史传的区别，在于它所记叙的多非军国大事，或者即使是军国大事，也只是其中的某一截面，而且，它有更多的虚夸成分，更强的传闻性质，甚至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它和志怪小说的区别在于它所记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而志怪所记的是鬼神怪异的活动。其区别于传奇之处则主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它的描写叙述没有传奇的委婉、绮丽、曲折，篇幅也比传奇短，故事的传奇性一般也不明显。”
如此用否定、排除的方法来界定一种文类，确实是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特殊的艺术形态给后人出了难题。这些轶事小说往往是杂录，从内容来说军国大事、家长里短、文艺学术、工匠园艺无所不录，但也有的涉神仙怪诞之事，作者却又言之凿凿，实在是内容庞杂，难以归类。而建阳所刊刻者，多为考证史实，是不为正史编撰所选择的历史素材，大多不具备小说性质，有的篇章叙事性比较强，但也更近于史传。这类著作，其实是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所谓历史琐闻类笔记和考据辩证类笔记。
比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实为史料笔记。马端临《文献通考》录《涑水记闻》与《温公日记》：
涑水记闻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马光撰。记宾客所谈祖宗朝及当时杂事。
陈氏曰：此书行于世久矣。其间记吕文靖数事，吕氏子孙颇以为讳，盖尝辨之，以为非温公全书，而公之曾孙侍郎伋季思遂从而实之，上章乞毁板。识者以为讥。
温公日记一卷
陈氏曰：司马光熙宁在朝所记。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后奏对、上所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皆记之。起熙宁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兴而止。
巽岩李氏曰：文正公初与刘道原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纪》。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祐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纪》之具也。自嘉祐以前，甲子不详，则号《记闻》；嘉祐以后，乃名《日记》。若《朔记》，则书略成编矣。始文正子孙藏其书祖庙，谨甚，党祸既解，乃稍出之。旋经离乱，多所亡逸。此八九纸草稿，或非全幅，间用故牍，又十数行别书，牍背往往剪开黏缀，事亦有与正史、实录不同者。盖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是，此文正长编法也。
朱熹亦曾说：“《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稿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
可见，《涑水记闻》是司马光为作《资治通鉴后纪》而积累的历史素材，所以，按照所见所闻如实记事，实为历史类著作。对此，宋人书目归类就有分歧，《遂初堂书目》归于小说，《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于史部杂史类，而元人所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史部故事类。
王明清《挥麈录》也是史料笔记。王明清出身史学名家，博学洽闻，熟悉掌故，“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意在继承家学，参与修史，此《挥麈录》为其平生留意朝野之所积累。其《挥麈录》前录卷四之末有自跋，可见其编撰之由。
此跋文历述半生落拓，怀才不遇，志不能伸，怆念家学，感慨涕零。文笔深沉，令人感慨唏嘘。王明清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其《投辖录》、《摭青杂记》作为小说，文学成就为人称道，而《挥麈录》实为史料笔记，但宋人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于小说类。
洪迈《容斋随笔》的特点是考释名物，辩证历史，以其精到的考证议论为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劄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如论《易·说卦》‘寡发’之为‘宣发’，论《豳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为农民出入之时，非指蟋蟀，皆于经义有裨。尤熟于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林学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驳沈括《笔谈》之误。又引‘国史’《梁灏传》证陈正敏《遯斋闲览》所纪八十二岁及第之说为不实。皆极审核。”《四库全书总目》也举了此书一些失误的例子，“然其大致，自为精博。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
《容斋随笔》，宋人书目《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小说类；《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列于杂说类，但“附志”无小说类，小说多列于杂说类；《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家类。清代《四库全书》亦归于杂家类。
事实上，对于“笔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新近出版的顾宏义《两宋笔记研究》在研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笔记”概念作了界定，列举了两宋笔记刊本85种，包括建刻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但未列《涑水记闻》和《容斋随笔》，而列举了另外两部建刻：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绍兴二十三年刊印于麻沙书坊；叶大庆《考古质疑》，据叶释之《序》，宝庆初，叶大庆“分教于建，建素多士，竞相传写，笔札不给。文之先生叶公为锓诸梓”。
这两部著作的性质都是史料或学术笔记。
古人的小说概念包容庞杂，书目文献之小说家类多兼容子史。还有不少归于子部杂家、史部杂史或传记类的著作，在古人的潜意识中其实是被归于小说的。比如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常见之宋代书目未归于小说类，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归于类书类。清代《四库全书》题为《事实类苑》六十三卷，归于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但提要引王士禛称之为“说部”之评论，谓“王士祯《居易录》称为宋人说部之宏构，而有裨于史者，良非诬也”。
前人论及建阳刊本时，每每言及宋代刻本《列女传》，亦称之为小说。这样的称谓归类源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人物传记和小说故事类笔记的传统。虽然历代书目其实是把《列女传》归于杂传或史传类，但是，很可能因为杂传与史传类包含了传奇性质的叙事类作品，这些作品后世称为小说，同类相衍，因此包括《列女传》在内的史传性质的人物传记也被笼统称为小说。
《列女传》，从前学者、收藏家都认为现存最早版本为北宋嘉祐八年（1063）建安书肆余氏靖安勤有堂摹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御制古列女传序》即称“宋嘉定间闽中所刊”。现在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证，认为所谓余氏勤有堂刊本当为元刊本。但是，此本确实由宋代闽人整理编定，北宋嘉祐八年，进士长乐（福州古称）王回对《列女传》作了整理，在此基础上，嘉定七年（1214）武夷蔡骥又作了些调整，此即建安余氏刊刻之底本。
而以宋代建阳刻书条件，且以当地教育之普及、理学之兴盛，由长乐王回、武夷蔡骥编定的《列女传》当时付梓是可能的。
现存《新刊古列女传》享誉甚高，向来被推为小说插图之冠。此本插图125幅，上图下文，图文大概各占页高一半；插图多作双面连式，半叶15行，行16字。《古列女传》插图刻绘质朴生动，人物主要采用白描手法，背景则运用了凹版阴刻的技术，对屏风、几案、树石等大块面图案，采用保留墨版，以简单线条勾出纹饰的手法，通过黑白对比使画面更鲜明。
成熟的雕版技术使之不仅在小说史上，而且在版画艺术史上都有其重要地位。
《列女传》的文体在史传和小说之间，在古代通俗叙事类图书匮乏的时代，它在文化水平不一定很高的闺阁中流传与被阅读的情形，正与后来的小说相似。这也是《列女传》被称为“小说”的原因之一。与《列女传》相似的叙事类通俗读物很多，如《孝经直解》、《日记故事》以及众多的历史知识、掌故类蒙学读物、通俗读物。这些读物一方面是小说生成的直接的营养基，它们不仅提供了小说叙事的基本题材，而且共同培养了小说作者和小说读者的观念和判断，培养了小说作者和小说读者对叙事方式的认同和习惯。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较为模糊的情况下，这些读物都被广义地视作“小说”。这是中国小说存在的实际情形，这样的存在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创作旨意、文本构成方式和接受方式。从这类通俗读物与轶事笔记，可见通俗小说生成场域，正是这些叙事类作品的传播，逐渐推进了小说艺术的发展，而这类叙事作品也始终与古代小说的发展共存。
很显然，宋代建阳刊刻小说主要是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为今人所重而不为传统目录学所载之小说，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醉翁谈录》等，则少见刊本，不仅建阳刻书中少，就是全国刻书中也少有此类小说。虽然不能完全以现存刊本来判断当时通俗小说的刊刻情况，但是，从传播留存概率来说，必然是这类通俗小说的刊刻远远少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俗文学的地位还比较低，因此，与说话艺术相关的话本或俗化传奇的案头文本传播尚未为知识阶层所重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目录学之小说观念以知识性为重，传统目录学之小说因知识性价值而被刊刻和传播。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宋代，已经过魏晋志怪和唐传奇的发展阶段，文人对文学文体小说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受到传统学术体系的影响，宋人对小说文体的价值判断更重其知识性价值。
以建阳所刊小说类编《类说》和小说集《括异志》、《夷坚志》来说，文人创作和编撰的出发点和立意不能说没有文学文体意识。《类说》和《括异志》、《夷坚志》，在古今小说观念中基本被归于小说类，同时，三者都是文人仕途失意之时的消遣之作，体现了传统的文学以抒情的普遍观念。《类说》编撰者曾慥，福建温陵（今泉州）人，北宋名臣曾公亮五世孙，其妻父因投靠金人和张邦昌被窜谪而死，曾慥受牵连而被免官，遂隐居银峰，闭门著述，编成《类说》等著作。《括异志》作者张师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后游宦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
。而洪迈著《夷坚志》，始于其出使金国回来，被弹劾“使金辱命”论罢，出知吉州，后改赣州，在任上建学馆，造浮桥，造福百姓，但是心灰意冷而寄情“夷坚”。《括异志》与《夷坚志》之志怪，与六朝干宝所谓“足以明神道之不诬”
完全不同，作者已是有意为小说，游戏笔墨，寄情乌有之乡，聊遣胸间抑郁之气。《类说》虽为类书，但曾慥同样是不得志而游戏笔墨，寄情于小说类编。
《类说》、《括异志》、《夷坚志》这类小说之编刊，寄情文学的另一面，则是古人对于小说文体娱乐功能的认识：小说之为小道，作意好奇，搜奇辑佚以为乐事。清谈闲适，雅好搜奇，是汉代以来文人之风尚，《类说》、《括异志》、《夷坚志》编撰、刊行正源于此，体现的是文人雅好，士大夫以此自娱自炫。
《类说》之编刊，其传统渊源有二：一为唐宋类书的编刊，《类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所编撰内容以小说为主；二为《太平广记》的编刊，《类说》与之相似的是取材以小说为主，但体例与之不同，所采用之书籍也多有不同。编撰者曾慥自序开篇就说“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
，对文体的认识很明确。跟《太平广记》相比，《类说》引用书目文体更为单纯，就是小说。
《括异志》“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记载的都是朝野人物诡异之事，为志怪小说。
洪迈对于小说的文学文体观念最为自觉。从洪迈自己的几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说文体观念。《夷坚乙志序》：
《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
《夷坚丙志序》自谓“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
。
《夷坚丁志序》：
凡甲丁四书，为千一百有五十事，亡虑三十万言。有观而笑者曰：“《诗》、《书》、《易》、《春秋》，通不赢十万言，司马氏《史记》上下数千年，多才八十万言。子不能玩心圣经，启瞷门户，顾以三十年之久，劳动心口耳目，琐琐从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曼澶支离，连犿丛酿，圣人所不语，扬子云所不读。有是书不能为益毫毛，无是书于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为验，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人何用考信，兹非益可笑与？”予亦笑曰：“六经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妇，姑閟其笑。”
洪迈明确认识到《夷坚志》与《诗》、《书》、《易》、《春秋》等经典的不同，自觉把小说的历史渊源循自司马迁《史记》之文，以及《齐谐》、庄周、干宝以来的“寓言”。若转换成今天的话语表达，搜奇好逸，一言以蔽之：小说的本质是虚构。
然而，洪迈对小说文体的认识还不止于虚构之性质。他显然更强调：虚构之中有“寓言”，惟有道理在其中，虚构之小说才有存在的价值。《容斋随笔》卷一有一篇《浅妄书》，似少见引述，且录之：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颋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颋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同样是“虚构”，《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这些“虚构”在洪迈看来是浅妄可笑的，他认为这些著作没有存在的价值。考察洪迈所举数例，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硬伤”，所以，所谓浅妄所指在于违背史实。细味其数次所言，可知洪迈的小说理论：小说可以谈神怪之事，因为世界之大，谁能说耳目之内所认识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呢？但是，这些故事必须具备基本的真实性，也就是客观呈现而不违于历史事实。
真实性，这个标准自六朝至南宋洪迈都是小说创作和小说接受的重要标准，东晋裴启《语林》，传说就是因为谢安谓其中关于谢安之记载失真，“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从此《语林》失传
。所以，洪迈即使自谓“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但对于《夷坚志》偶载失真之事也非常在意，《夷坚丙志序》为此特别声明订正，并致歉意：“始予萃《夷坚》一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成编，故颇违初心。如甲志中人为飞禽，乙志中建昌黄氏冤、冯当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于诬善。又董氏侠妇人事，亦不尽如所说。盖以告者过，或予听焉不审，为竦然以惭。”
对于书中所记之事不符合事实，洪迈觉得非常惭愧。
当然，从“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可见，洪迈显然对鬼神之事虚妄特性又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认识本身是存在矛盾的。因此，《夷坚志》中这类表达往往前后自相龃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小说为史部之遗的传统观念对洪迈的影响，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主流的观念认为小说价值在于其广见闻、长知识、益教化的实用功能。
但洪迈其实对传统所谓“小说”所包含的文类差异有着明确认识，所以，他能一手写二书。他的《夷坚志》与《容斋随笔》，从书名到文类、题材选择、语言风格，有其明显分别。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谓：“例如《容斋随笔》，按传统的小说观说，也属‘小说’，但它与《夷坚志》明显不同，属于考辨性质的。洪迈分别独立撰述，表明他对《夷坚志》小说性质的清晰把握。《容斋随笔》虽亦有故事，多为历史性质，重在评述，与《夷坚志》的关注角度与笔法迥然有别。”
两相比较，洪迈对于《容斋随笔》更为珍重自豪。《容斋续笔》卷首洪迈自序曰：
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
洪迈以《容斋随笔》自豪，不仅是因为皇帝的认可和表扬，更重要的在于《容斋随笔》这类笔记的性质——“议论”，不仅不违历史和生活真实，而且表现学问根底，补益于学问，裨益于世教。这正是小说知识价值的判断。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不仅对于考辨性的笔记，对于志怪小说，人们也看重它的学问与教化功用。所以，曾慥编《类说》，引圣人之训以证“小道可观”，强调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
此说有类于《诗》之“兴观群怨”之功能论。宋代宝庆刊本叶时之序谓“前言往行，君子贵于多识；稗官小说，良史列之九流”，“博士或有志于圣门‘友多闻’之训，当谓不为无补”。
明代岳钟秀重刊《类说》，也强调的是此书有益学问的功能：“上自紫盖黄垆，下及昆虫草木，无不包罗焉；内而修身养命，外而经国字甿，无不该遍焉；食息起居之节，怡情玩物之宜，无不冥搜而骈集焉，若是乎弗类也者。独其取类极博而择类极精，珠汇璧萃，语语会心，事事中解。虽云无远弗届乎，与彼荒唐俶诡之书弗类也；虽云无细不备乎，与彼凡庸俚俗之书弗类也。无问人之见与未见，总为人间世不可少者，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其说也长而其为类也大矣。粤稽古人淹贯灵通，多是神明寄会，或不借照于记事之珠。乃今胜士韵流，往往寓聪明于耳目。倘按籍而有获焉，则平日用之不误、问之不知者，一旦印证于斯编，宁不触类而称快也哉！”
《括异志》，时人的推崇也在于作者张师正“经史沿革，讲摩纵横；文章诗歌，举笔则就”
。而以志怪为主的《夷坚志》，由于卷帙繁多，其中亦有不少非志怪篇目，宋代何异专门把《夷坚志》中非志怪因素的篇章摘编成册，刊刻发行。何异《容斋随笔序》曰：“仆又尝于陈日华晔尽得《夷坚十志》与《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间诗词杂著、药饵符咒之属，以类相从，编刻于湖阴之计台，疏为十卷，览者便之。仆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于人事，资鉴戒而佐辩博，非《夷坚》所宜收者，别为一书，亦可得十卷。”
何异的摘编，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文类观念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夷坚志》的价值判断，重知识重教化而轻志怪。
在古人的小说观念中，虽然考辨笔记或轶事笔记也被视为小说，但与志怪小说相比，笔记显然更为古代知识阶层所推重。明代弘治年间李翰就明确称《容斋随笔》“比所作《夷坚志》、《支志》、《盘州集》，踔有正趣”
。推重笔记的人群主要是知识阶层，推重的原因主要在于历史文化知识的考释和辩证。
如《容斋随笔》，嘉定赣州刻本卷首何异之序称其“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
。此后明清刻本之序亦称道于此。清代康熙年间洪璟谓：“其书自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以及诗词文翰、医卜星历之类，无不纪载，而多所辨证。昔人尝称其考据精确，议论高简，如执权度而称量万物，不差累黍，欧、曾之徒所不及也……其嘉惠来学，为读书稽古之益者，岂为少哉！”
明弘治李翰之序洋洋洒洒，极为赞叹洪迈之才、《容斋随笔》之于读书君子之价值：“书必符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读者要非无益之言也。夫天下之事，万有不齐，而可以凭藉者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犹百川万折，必归于海。否则涉于荒唐缪悠，绝类离索，以盲聩人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驰声于墨札之场者，嘘英吐华，争相著作，浩渺连舻，策氏籍名，不可纪极，嗜博者亦必珍如拱璧，而把玩之不辍焉。文敏公洪景卢，博洽通儒，为宋学士。出镇浙东，归自越府，谢绝外事，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积廿余年，率皆成书，名曰《随笔》，谦言顺笔录之云尔。加以《续笔》、《三笔》、《四笔》，绝于《五笔》，莫非随之之意，总若干万言。比所作《夷坚志》、《支志》、《盘州集》，踔有正趣。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予得而览之，大豁襟抱，洞归正理，如跻明堂，而胸中楼阁四通八达也。惜乎传之未广，不得人挟而家置。因命纹梓，播之方舆，以弘博雅之君子，而凡志于格物致知者，资之亦可以穷天下之理云。”
明代崇祯年间马元调的序则叙述自己阅读《容斋随笔》的收获，以证明《容斋随笔》对读书君子的价值：“壬子秋，寓长干报恩僧舍，得略识一时知名士，每集必数十人，论及古今成败及文章得失，忿争不决者，元调辄片言以解，此书之助为多。间以示玉绳周子，读之尽卷，惘然曰；‘古人学问如是，吾侪穷措大，纵欲留意，顾安所得书，又安所得暇日乎？’”“自后读《随笔》渐熟，又推其意以渐读他书，如执权度称量万物，爽者鲜矣。每逢同侪，必劝令读是书……”马元调序还引述其师子柔先生言：“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书，其考据精确，议论高简，读书作文之法尽是矣……考据议论之书，莫备于两宋，然北则三刘、沈括，南则文敏兄弟，欧、曾辈似不及也。”
从这些序言，可见古人对笔记的推重主要在于它有益学问、有益世教的功能。也正因为受历史语境影响，文学文体的小说观念与笔记趋同，因此，曾慥强调《类说》广见闻的意义，洪迈追求《夷坚志》叙事真实的原则。
重视小说的学术价值、实用功能，一方面是小说观念的传统所自。我们若把小说类著作放置于传统的书目分类系统中，能更清楚地看出，传统的小说观念是从知识系统的角度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书目文献自古以来就是学术思想和知识分类的集中体现，从刘歆父子的六略分书，到魏晋时期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图书分类其实是知识分类，体现了古人对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的认识，而其中的子部小说家，就处在这个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形成的文化场域之中。子部小说家，无论在六部分类还是四部分类中都是个特殊的类别，确实就是经史子集、特别是经史之中无法归类的著作被归于小说家，也正是从补充经史认识的角度，肯定小说家这类著作的知识价值。
另一方面则由宋代的世风、文风所决定。宋太祖曾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
这话虽然针对的是“帝王之子”，但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事实上也是宋代对于文学普遍的价值判断。宋太宗把《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且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
宋太宗下令编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中《太平广记》主要引用书目为野史杂传小说，宋太宗正是从开卷有益的角度肯定其知识作用。但《太平广记》编成并刻版之后，时人认为小说非关国计民生紧急之事，并未印行，从中更可见当世对文学实用价值的判断。宋代自立国之日起，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就是君臣朝野心中痼疾，当世的政治、教育、知识不能不首先指向这个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宋太宗重视文学的知识性实用功能，根本原因应该在此。宋代名臣倡导志士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亦源于此。所以，求实、重理、重政治、重教化，是由宋代国家安全而决定的世风、文风，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的风格面貌由此形成，小说之重才学、重议论也因于此。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宋代建阳刻书的内容以正经正史、子部儒家、医书、类书和文人别集为主。其中官刻的内容侧重于经、史、前人文集等，尤以正经正史为多；学者型家刻对建阳刻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家刻和坊刻也以正经正史为多，《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几部大部头的史书刊刻较多，同时，刊刻了大量经史解读、注释、类编之书。显然，建阳刻书最为重要的特点是重教育重知识。我们把宋代建阳刊刻的小说放置于宋代建阳刊刻的所有图书之中，更能看出小说在其中的位置，也能明白小说之刊刻，出于知识传播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