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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概念有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和文学文体意义之小说的区分。文学文体意义之小说有一部分为书目文献所著录，但俗化之传奇杂俎和说话艺术之话本则不为书目文献所顾。宋代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总数不多，但多为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这样的小说刊刻之文类倾向并非建阳书坊所特有，而是宋代小说刊刻的普遍特征，因为宋代世风和文风重知识、重学术，重知识之实用是宋代文学普遍的价值判断。由于建阳本地和周边地区为宋代文化教育最发达地区，建阳刻书最为重要的特点是重教育、重知识，刻书的内容以正经正史、子部儒家、医书、类书和文人别集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刊刻必然出于知识传播的价值判断。跟刻书中心杭州相比，建阳书坊刊刻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宋人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作品，如曾慥《类说》，洪迈《夷坚志》、《容斋随笔》，张师正《括异志》，司马光《涑水记闻》，王明清《挥麈录》等，这样的稿源质量跟南宋福建文化鼎盛有一定关系。作为理学中心的建阳，同时作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能获得当时文化领域一流水平的稿源。另外，此时建阳也可能刊刻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罗烨《醉翁谈录》这样具有通俗性质的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这类小说的刊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宋代建阳小说刊刻一方面因应全国重知识、重实用的小说风气，另一方面则因书坊经营方式而表现出对趣味性、娱乐性的追求，但都与宋代建阳，乃至福建全省刻书环境密切相关，而建阳乃至全省之刻书，则以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