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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阳刻书兴盛以福建经济文化繁荣为背景

建阳刻书兴于宋,以宋代福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为背景。

福建是个区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地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部高大陡峭的武夷山绵延五百多公里作为天然屏障,地貌和气候自成单元,与内陆交通十分不便,与境外文化的交流受到限制。而福建区域内各地交流也有山水阻碍。福建多山,山地丘陵占土地面积90%以上。境内两列主山脉,即西部的武夷山脉和斜贯中部的戴云山脉,由这两列山脉绵延出众多支脉,山峦起伏。在主山脉和支脉中间镶嵌着许多盆地,每一盆地自成一个地理单元。河网密度大,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交溪等众多河流穿行于山间,把山脉和盆地串联在一起。而这些河流又大多自成体系,独自入海。由于众多山脉与河系的分割,福建的地形显得比较零碎,在古代,连绵的群山、茂密的雨林使得人们的来往与交流非常困难,很难产生群体效应的文明跃进。所以,偏于东南一隅的闽地,原本跟楚越文明、中原文明相比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战国时期越人进入闽地,与闽地本土文化碰撞交流,产生了颇为先进的闽越文化。但在闽越国衰落之后,闽地三百年间人烟稀少。直到三国孙吴以后,因为偏安南方,地域褊狭,逐渐重视闽中的经营和开发。又因为江淮以至中原地区长期战乱,闽中相对安宁,江淮以及江淮以北民众相继入闽避乱,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技术,促进了闽地的经济开发。唐代寰区一统,朝廷轻徭薄赋的政策促进了南方包括福建地区的发展。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大潮使福建人口不断增加。笔者据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二十“食货”各府数据统计,北宋福建总人口数为2887075,其中福州将近60万人,闽北三府将近130万人。“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又多了30多万户。南宋中叶,福建人口达到300多万人,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又由于宋代朝廷积极的工商政策和开放的海洋政策,福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面临海洋的地形成为很大优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闽北山区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丰富,朝廷大规模开采银矿、铜矿、铅矿,发展铸钱业和制茶业,闽北建州、南剑州、邵武军成为商品经济活跃地区。且因为五代闽国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再加上福建与江南地区的商业联系密切,福建成为海内外贸易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泉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和国内南北贸易的枢纽,甚至成为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跟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两大港。繁荣的贸易,广阔的市场,为福建工商业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商机,也促进了周边浙江、江西等地的发展。福建与浙江、江西的手工业如制茶、陶瓷、造纸、织棉等非常发达与此相关,而建本书籍,也是内外贸易商品之一。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相互促进。北方移民南下,带来了北方的学术与文化。又由于任职闽地的朝廷官员有意提倡儒学,如晋永嘉间光州危京,晋太元间丹阳陶夔,南朝刘宋时期江左阮弥之、余姚虞愿,南朝齐之何徹等,兴教育,立学堂,教授儒学,六朝以后,闽地逐渐形成了重视教育崇尚儒学的文化氛围。唐代林谞《闽中记》曰:“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 唐代杜佑《通典》谓:“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随着唐末五代大批士人举族入闽,闽人主体为重视教育的中原士族。至于宋代,朝廷重视教育,而福建教育的发展“独先于天下” 。早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朝廷下诏州郡立学之前十几年,福建的南剑、莆田等地就已经设立了州、县学。南剑州学创办于天圣三年(1025),创办后的100年间,有222名南剑州考生在37榜进士考试中及第,使该州学为全国所瞩目。宋代福建共有州、县学约56所,大部分设于北宋年间,到南宋中叶已趋于完善。 官学之外,私学也极为繁盛,聘师办学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当时福州私学遍布全城,弦诵之声,里巷相闻,每个乡里都有书社。梁克家《三山志》引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又引程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 。绍兴九年(1139),张浚奏书称“福唐儒学最盛之地,三岁应诏,盖八千余人” ;至淳熙十三年(1186),福州应试考生不下一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万余人。

由于经济繁荣,教育普及,宋代福建文化全面兴盛。宋人张全真谓:“睠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岂谓中宸之眷,复分南顾之忧。” 正如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前言》说:宋代是福建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有7000余人成为进士,其中在朝廷任职宰辅的官员达50多位。在科技文化各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名家非常多,如科技方面有编纂《武经总要》的曾公亮,天文学卓有建树的苏颂,法医学开山祖宋慈,还有在植物学上有重大成果的蔡襄;文学方面,有杨亿、柳永、张元幹、刘克庄等名家;史学方面,有郑樵、袁枢等大师;宋代闽人在理学方面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寅、罗从彦、李桐、朱熹、陈淳、蔡元定、黄榦等大师级的人物荟萃东南,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朱熹综罗百代的气魄,致精致微的研究,被誉为孔子以后儒学最重要的人物,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教育之发达,是福建刻书兴盛、建阳成为全国刻书中心的重要条件。刻书既是工商业,也是文化事业,刻书业与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宋代福建文学、文化之盛,虽然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区域环境的相对安定、经济贸易的繁荣发达、学校与书院教育的全面兴盛等相关,但其中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刻书业的发达。苏轼在为朋友李常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时曾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 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建阳大量刊刻经史典籍、理学著作和小学、科举教育类图书,这是宋代福建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

文化和教育的兴盛与刻书业的发达,彼此相关,互为条件,形成文化环境的良性循环。繁荣的商业贸易、发达的文化事业,为刻书业提供了流通的市场网络和稿源作者、销售与接受群体,是建阳刻书兴盛的重要背景。建阳书坊刻书以经部史部为大宗,多理学著作,多科举考试参考用书和小学教育启蒙读物。比如类书,《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源流至论》提要谓:“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 现存建阳书坊刊刻类书如《初学记》、《太平御览》、《白孔六贴》、《皇朝类苑》、《全芳备祖集》、《群书会元截江网》、《山堂群书考索》、《事林广记》、《岁时广记》等等,种类和数量很多,可见当时需求之大。而其中不少类书出自闽人编辑,则可见本地的文化积累为刻书业提供的良好条件。《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就著录了不少宋代闽人所编类书,如叶廷珪《海录碎事》,祝穆《事文类聚》,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林駉《源流至论》等。福建文学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是类书编刊的必要基础,而福建和周边地区科举之盛、人才辈出,又不能不说与大量类书和经史类著作的刊刻、传播密切相关。 Cja2GcPzmeifSXJxhllkCJXuxGflHt+S1ZccyBoYNkFBa/xU9g8a2Jo8iPMZc/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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