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齐裕焜

本书是涂秀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课题结项获评“优秀”，结项之后秀虹又做了修改，如今马上要出版了，我通读了书稿，很乐意就此谈谈我对秀虹这一课题的了解。

中国小说刊印研究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建阳为宋元明三代全国刻书中心，建阳刊刻小说在全国占比很大，对古代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所以建阳刊刻小说又是中国小说刊印研究的重中之重，对其版本和文本、评点和插图，以及书坊主、书坊文人、刻工等诸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已发表不少论文论著。学界的研究较多关注名著，对于建阳刊刻小说的整体面貌，尚缺乏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秀虹确定课题目标为：理清建阳刊刻小说文献，系统研究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面貌和地域特征，探讨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此深入和拓展中国小说史研究。

从研究视野上看，秀虹注重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关注和研究建阳刊刻小说。她花了好长时间摸清建阳刊刻小说版本，对建阳刊刻小说版本进行系统整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目前可以明确著录的建阳刊刻小说108部，现存版本190余种，与前人相比大约增加了50多种版本。正是在较为全面把握小说刊刻文献的基础上，她申请了“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这一课题，主要考虑这些问题：建阳刊刻小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具有什么特征，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征，跟地域文化之间有何关系；建阳刻书所处的闽北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怎样的地域特征，地域文化如何跟时代文化相结合，从而促成建阳刊刻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变化；建阳刊刻小说在小说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为古代小说发展提供了什么，有何价值和意义；从微观角度，建阳刊刻小说发展中是否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对小说发展起过关键作用，是否有一些作品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等等。

在研究方法上，秀虹主要受到法国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和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影响和启发，把小说编撰、书坊刊刻、刊本流传等纳入考察重点，关注小说编撰与书坊刊刻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背景、编撰者身份和书坊主修养、小说版本与文本形态及其传播，在中国小说史的宽广视域中探究制约文学发展的内外诸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建阳刊刻小说以建阳书坊和福建刻书为背景，与闽学及福建教育文化关系密切，所以，她很关注相关刻书情况，特别着力讨论建阳及周边地区的教育文化对小说编刊的影响，还原建阳书坊小说刊刻和宋元明三代小说发展的场域，力图构建动态、立体的文学发展过程。

就全书的具体论述而言，有三个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建阳刊刻小说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从文本现象学范畴，考察建阳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包括版本、版式、插图等，从而构建建阳书坊小说刊刻的历史面貌。从不同时代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教育水平、文化政策等角度考察小说编刊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小说稿源、刻工以及读者消费力的考察，结合县志府志、出版史文献等还原建阳刊刻小说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个社会运作过程。借鉴阅读社会学知识，考察建阳图书销售和传播特色与读者定位的关系，建阳刊刻小说以图像丰富著称，主要是适应普通民众通俗阅读、增长知识的需求。

二是建阳刊刻小说的文化学研究。主要以福建区域文化为历史参照，对讲史、公案、神魔三种小说做类型分析，探讨地域文化如何制约、影响并生成建阳刊刻小说的题材类型、思想主题、价值取向，探讨这种制约与生成对小说繁荣与发展的独特意义。建阳地区自宋代以来儒学文化积淀深厚，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这是建阳成为全国刻书中心的“文化资本”。建阳小说刊本多为书坊自编自刊，与福建教育普及、史学积累、法律文化、民间信仰等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受朱子闽学精神影响，建阳刊刻小说以通俗演绎义理为指归，风骨刚健。元代开始至于晚明，建阳成为小说刊刻中心，小说出版占市场份额极大，深刻影响了中国小说史面貌。

三是对小说发展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书中所论小说题材和类型，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秀虹结合闽北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多有独特的补充和发现，新见迭出。比如，通过对建阳书坊刊刻《资治通鉴》类图书的考察，揭示“按鉴”演义的意义；通过建阳刊刻讲史类小说尚未发展成“英雄传奇”类型的考察，发现讲史小说类型分化的发展过程；通过公案小说类型发展过程的分析，既深化公案小说类型特征的研究，又揭示书坊编刊兴趣和能力对小说类型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文学发展必然律中偶然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建阳刊刻小说看似仅生产于一地，繁荣于一时，但通过探析建阳刊刻小说所发现的一系列内在问题，对于发现小说史发展深层动力、还原文学史文化场域等，显然有其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通过秀虹细致、系统地梳理，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与地域特征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打开我们探究古代小说发展与地域文化互动的另一扇窗。建阳刊刻小说兴于宋，盛于明，衰微于明末清初，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时代变迁，折射了不同时代的世风、文风和学术风气，与建阳及周边地区地理人文所形成的文化场域密切相关，也正因于此，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一脉相承。宋代建阳刊刻小说以重知识重学术的文人文言小说为主，元代趋向通俗，但大量讲史平话的刊刻则可见宋代文教传统之延续，只是教育文化更为普及和下移。明代为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繁荣的表现首先在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典范小说大量刊行，其次表现在典范作品影响下的类型小说大量产生，在现存明刊小说中建刻大约占三分之二。明代建刻小说在趋向通俗性趣味性的同时，仍然延续了宋元以来通过小说教化以普及教育的传统，刊刻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从语体来说，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而较少文言小说刊刻；从题材来说，多集中于讲史、神魔、公案三类题材，而极少艳情小说的刊刻；从作品类型来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名著的刊刻与改编占了现存全部刊本的一半，且以简本为主，此外所刊小说多为书坊组织文人编撰，受典范作品影响，艺术成就大体不高；从版式上看，现存小说刊本多为上图下文版式，不少图像雕刻比较粗糙。秀虹的这一判断极为敏锐，建阳刊刻小说在版本、文本、版式及其插图、评点等方面确实有着较为明晰的特征，今天对于一些无书坊标识的刊本，学界往往据此判断刊刻于建阳。建阳刊刻小说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与其经史刊刻传统相关，宋代以来建阳刊刻的经史著作多节本，多纂图，多附音释和评点；也与闽北地区的理学氛围与区域性文化特征、建阳的经济文化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建阳书坊经营策略等方面密切相关。建阳刊刻小说对于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同时，对于文化普及、民族精神传承、国民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各种出版创意，把文化教育从精英阶层向底层普及，在空间层面则从江南、中原向全国推广，并且传播及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广大地区。

小说刊印的研究，很重要在于编刊活动及其意义的发掘，也就是考察小说编撰者和刊刻者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编刊活动。由于古代小说在知识体系和文学文体中的边缘地位，关于小说编刊者及其编刊活动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的一些文献记载，学界多已尽可能做了发掘和研究。在学界研究基础上，秀虹一方面是在福建历史文化、建本刊刻文献等方面下了苦功，宏观呈现小说编刊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很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是结合建阳刻书整体概况的梳理，对一些编刊者和编刊活动做微观考察，论从史出，见微知著。比如对于建阳书坊极负盛名的余象斗及余氏家族，结合公案小说类型兴衰的分析，做了较为具体的描述和深入的讨论。公案小说在建阳刊刻小说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因为建阳编刊小说多依据历史文献编辑而成，公案小说虽然也有其文献来源，但却是少有的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类型。书中对余氏书坊编刊活动的分析，具有历史场景还原的意义，既体现文学史研究的典型性，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学研究深度。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不可能自觉呈现。由于时光流逝，历史面貌已然泯入尘烟，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拭去遮蔽的烟尘，照亮历史本真。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发掘出一些具有本体性、存在性意义的文本、人物和事件，是照亮历史的宝贵光束。秀虹在充分掌握刻书文献和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阐释罗烨《醉翁谈录》、余象斗《廉明公案》等典型文本的意义，以文史互证的方式“返回文学现场”，寻求聚焦建阳刊刻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微光。这些努力非常可贵，对学界同行应有不少启发。

祝愿秀虹，继续努力治学，做一个不懈的“追光者”，不断书写自己亮丽的人生篇章！

2024年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