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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阳刊刻小说在文体类型等方面跟福建文教发达关系密切。若从小说文本的角度，因为作品大体并非原创于福建，因而文本内容未必与福建文化直接相关。但宋代建阳刊罗烨《醉翁谈录》一书非常特别，此书选材偏重闽人闽地闽事，很可能是建阳书坊聘请文人编撰，偶然间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文学史标本。同时，由罗烨《醉翁谈录》，引起我们关注现存另一种《醉翁谈录》，即金盈之编撰《醉翁谈录》。金盈之《醉翁谈录》未见宋元刊本，无法判断宋元时期建阳书坊是否刊刻过此书，但它涉及不少福建题材，选录文本跟建刻书籍颇有关联，此书的早期编刊很可能也跟建阳书坊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我们的讨论就从两种《醉翁谈录》说起，以此作为例证，或可略为想象与还原建阳刊刻小说之语境。
现存宋人编撰《醉翁谈录》两种，一为从政郎新衡州录事参军金盈之编撰，一为庐陵罗烨编撰。两种《醉翁谈录》有关联，两者有七则内容相同，即罗编丁集卷一《花衢记录》所选七则，全部见于金编卷七卷八《平康巷陌记》，但除此之外两书内容不同。
金盈之《醉翁谈录》八卷，内容多为唐宋著作的抄录，学界研究已指出其中题材最晚的时代是宋代嘉定（1208—1224）。而从以下几则书写大体可以确定此书编撰时代即为嘉定：一是卷一《名公佳制·史丞相上梁文》题目注明“嘉定己巳敕赐府第”
，嘉定己巳即嘉定二年（1209），史弥远升任丞相的第二年。史弥远在宁宗嘉定之后虽然仍居理宗朝相位，但是因潜谋废立、逼死宁宗指定继承人赵竑等，朝廷内外颇有非议。此书列此上梁文于全书卷首，大抵应该是嘉定年间所为。二是卷二《荣贵要览·戊辰亲恩游御园录》谓：“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临轩策进士。辛酉壬戌，胪唱于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应一人，以六月戊寅讲乡会于聚景园……”
嘉定戊辰即嘉定改元的公元1208年。此文对人物、御园处所多有注释，行文方式似为当时记事。三是卷六《禅林丛录·冯相坐禅》谓：“近代冯相于中书退朝之暇，未始不以坐禅为念……”
此冯相乃南宋绍兴时的冯楫。以嘉定时期称绍兴年间（1131—1162）为“近代”，时间上正好相当。综合这几则可见，此书编撰时间应该就是嘉定时期。
罗烨《醉翁谈录》，前人定为宋末元初刊本，虽然所据《吴氏寄夫歌》、《王氏诗回吴上舍》并非元代故事，但此书其他篇目还可看到一些时间标注。比如乙集卷二《姑苏钱氏归乡壁记于道》提到“宋理宗即位之二十二年”
，这一年是淳祐六年（1246）。另外，乙集卷一《静女私通陈彦臣》的判案官员福建宪台王刚中，附会的很可能是宋末景炎元年（1276）以福州城降元的王刚中。如此，可见罗编成书时间晚于嘉定，在金编之后。
金编卷一《名公佳制》十则中有两则闽人之事。一是《竹石铭》之刘文伯，绍兴年间建阳人，曾中乡举，万历《建阳县志》卷六“隐逸”有传，谓其文得朱松、刘子翚称许。二是《弃竹杖诗》之刘夔，建州崇安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此卷所谓“名公佳制”或记载史弥远、胡直孺、司马光之事，或抄录洪适、黄庭坚之文，皆名闻天下之人，刘文伯、刘夔虽然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跟他们相比略逊一筹，但在闽北无疑是知名人物。
金编卷二《荣贵要览》五篇，其中第一篇《戊辰亲恩游御园录》跟其他四篇宫廷记事有所不同，这一篇虽也介绍御园，但叙事重心为建安昭武（即邵武）讲乡会，不仅介绍嘉定元年新科进士建安昭武三十人，而且如数家珍列出十五位闽北名宦姓氏，又言“调官较艺中都者三十人同席”
，如此表现闽北人才之盛。接着列举了在鉴远堂、翠光亭、会芳堂等处分别进行的“讲团拜、更衣、会素食五杯、分茶、劝酒七盏荤食”等活动程序，介绍了御园景观，此则末句为“凡四五十所，足迹止到此而已”，如此口吻，似乎原作者是亲自参加了建安昭武讲乡会的一员。金盈之未必为原作者，但选录这样不无炫耀的介绍可见金编对闽北人事的偏重。
金编卷六《禅林丛录》跟其他几卷的名公、荣贵、京城、琐闼等不同，除了最末一篇《冯相坐禅》涉及名宦冯楫，其他十七则基本为村野僧尼之事，不太可能出于名家手笔。其中呈现的佛教俗化和普及化形态不太可能出现在唐代及之前，下火文在南宋的禅宗语录中才开始出现，《醉僧溺死与下火》一文中出现了柳永词“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些都证明这一卷记载的是宋代禅林之事。叙事方式比较像当代生活的记录，比如《贺叶僧下山娶尼疏》多有小字注释：
“共惟好龙胄子，坠鹊外孙”注：“叶僧乃张家甥。”
“世路多歧，须藉与权而蹋白”注：“与权，行者名，先叶下山。”
“歆教象弟钉船，恼得马爷荡桨”注：“弟有妻父跛，名马，故云。”
不长的一篇短文有十处注释，主要是对人名的解释，涉及人物的身份、职业、身体特点等，都可见记事的真实性。这些故事当中，《了禅师与觉和尚下火》明确记载为建州建阳之事：“这汉是建州建阳措大。”
《崇荐龚老与傅磨下火》、《崇和尚与妓下火》之“崇”应该是指崇安，罗编《醉翁谈录》多处如此用法；《祭逃禅虚一居士文》之“北苑”则是宋代闽北著名茶苑。卷六《禅林丛录》主要是与释家相关的各类疏文像赞，叙事性质、文体风格相似，有可能大部分都是闽北之事。此书宋代故事中闽北题材占比较大，表现出编撰者对闽北的熟悉和偏爱。而这些闽北之事和卷六《禅林丛录》中《冯相坐禅》之外的十七则，皆未见载于金编之前的著作，可能即为金盈之编撰或采录，其中如下火文应为禅林即兴之作的采录。由此推测，金盈之可能就是闽北或邻近地区人。
金编中有一些内容可证明此书之选编跟建刻关系密切。比如卷一《名公佳制》之《约朋友结课檄书》、《御书扇铭》、《清醇酒颂》皆见于宋代建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此本首有绍熙元年（1190）许开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约朋友结课檄书》一文，作者标署为黄庭坚，此文未见于《豫章黄先生文集》。《御书扇铭》为孙觌之作，见于孙觌《鸿庆居士集》，其中“后十四年”、“儒先酋酋”、“天纵笔始”
几处文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与之不同，写作“后十七年”、“儒先酋（首）尊”、“天纵笔妙”
，金编《醉翁谈录》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相同。如此可见，金编《醉翁谈录》很可能参考了《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网罗繁富但失之冗滥，亦为宋代书坊编刊普及而趋于通俗化的典型著作。金编之取材，可见其适俗之取向。
以上可见金编与建阳刻书关系密切，虽然不能就此证明金编出自建刻，但是，或可见金编亦处于建本传播的文化圈内。
金盈之的生平不可考，仅能从其《醉翁谈录》卷首题署获知金盈之为“从政郎新衡州录事参军”
。罗烨的生平亦不可考，同样只能从其《醉翁谈录》卷首题署知其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衡州跟庐陵相距不远，衡州、庐陵和刻书中心建阳之间交通相对便捷，历来交流频繁。两本《醉翁谈录》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宋代小说编撰与建刻之间关联的可能。
由于金盈之《醉翁谈录》现存未见宋元刊本，未能确定其最早的编刊地点，而罗烨《醉翁谈录》现存本被认为是宋刊本，至少可确定其出于宋末元初，因此，下文主要分析罗烨《醉翁谈录》的相关情况。
福建由于特别的地理位置，在宋代以前的叙事文学视野中很少受到关注。而罗烨《醉翁谈录》却很特别，这部与说话艺术关系密切的“传奇集和杂俎集”
，其选编有着明显的闽地视角，与闽地文化关系密切。但罗烨的选编显然不仅仅面向闽地，选录故事发生地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虽然未必自觉，却在客观上呈现了宋元以前叙事文学区域变化的纵向发展过程，与文学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而一路向南的区域流变规律相暗合。因此，罗烨《醉翁谈录》偏重闽地的选材，无意中凸显了文学发展链条上历来未受关注的一环。
罗烨《醉翁谈录》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分十集，每集二卷。甲集卷一相当于本书之叙引，甲集卷二开始的十九卷则为本书正文。甲集卷一列举了很多说话篇目，前人多有考证叙录，但因文本形态不确定难以展开题材性质的分析，故暂不涉及，且取甲集卷二至癸集卷二的十九卷进行文本分析。其中基本可确定为唐五代以及之前的故事二十八篇
，多为各时代京城故事，以今日省份论，涉及山西（平陆、太原、魏国安邑）三篇，河南三篇，甘肃（天水）一篇，湖南二篇，湖北二篇，四川（广汉）一篇，江苏（建康、广陵）四篇，浙江（会稽、剡县、天台山）二篇。北宋以来的故事四十篇，其中涉及河南（汴京、伊川）八篇，陕西（华阴）一篇，山东（莱州、兖州、齐州）三篇，四川（成都，阆中）二篇，湖北（鄂州、峡州）二篇，湖南（潭州、潇湘）五篇，江西（婺源）一篇，广东（广州、岭右）二篇，江苏（金陵、姑苏、镇江、徐州）七篇，浙江（会稽、临安、处州、东阳、山阴、三衢、秀州）十篇，福建（福州、建州、昭武、南剑、莆阳）十七篇。
另外，戊集两卷为宋代翁元广题咏建州歌妓，共录五十五首诗歌。可见，这十九卷故事发生地涉及全国南北各地，但其中闽地故事最多。所谓闽地故事是指闽人闽事，即故事发生地或故事主人公与闽地相关，在此概称之为“闽地故事”。
《醉翁谈录》中闽地故事篇目所占比例，若不论篇幅长短而以篇数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强；以卷数而论，闽地故事的卷数大约占全书一半，其中乙集卷一、丙集卷二、戊集卷一卷二全卷为闽地之事，乙集卷二、丙集卷一大约一半为闽地故事，其余各卷也间有闽地故事。而在闽地故事中，又以闽北（建州、昭武、南剑）的故事最多，且基本集中于南宋时期。此前文学史上有过黄璞《闽川文士传》等闽地题材的史传性叙事作品，但在全国性选材的叙事作品中如此集中、大量表现闽地故事则极为少见，不能不引人注目。
以下一一列举《醉翁谈录》之闽地故事。
乙集卷一《烟粉欢合》：《林叔茂私挈楚娘》、《静女私通陈彦臣》。
乙集卷二《妇人题咏》：《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吴氏寄夫歌》、《王氏诗回吴上舍》。
丙集卷一《宝窗妙语》：《黄季仲不挟贵以易娶》、《僧行因祸致福》。
丙集卷二《花衢实录》四篇皆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柳永之事。
丁集卷二《嘲戏绮语》：《王次公借驴骂僧》。
戊集卷一《烟花品藻》，卷二《烟花诗集》，二卷吟咏建州五十五位歌妓。
庚集卷一《闺房贤淑》：《曹氏廉不受赠》。
庚集卷二《花判公案》：《判暨师奴从良状》、《判妓执照状》、《富沙守收妓附籍》。
癸集卷二《重圆故事》：《钱穆离妻而后再合》。
文学的发生与人群流动密切相关，因此，交通要道沿线经常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故事发生的密集区域。《醉翁谈录》的闽地故事，故事发生地或者主人公所属地基本都在“福州—延平—建安—邵武”这一条线上。从福州到邵武这条路线是自古以来出入闽地最重要的一条通道，福州和闽北也是宋以前闽地最为发达的两个区域，通过闽北陆路与江右、吴越往北地区交往最为密切。
乙集卷一《烟粉欢合》之《林叔茂私挈楚娘》是南宋故事，男主人公是三山（今福州）林叔茂，赴皇都（今杭州）参加省试，跟名妓楚娘两情相眷。林叔茂当年未中，后科高中，授建昌教授，两人设计，林叔茂带着楚娘潜逃归闽。林叔茂家中有妻李氏，初不能容，楚娘怀怨，李氏同情，三人并衾而卧，三山城里传为笑谈。
《静女私通陈彦臣》应是《绿窗新话》中《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改编。谓延平簪缨之家连静女与邻居陈彦臣两情相好，某日私会被连母所闻，解官囚禁，得福建宪台王刚中花判，两人结为夫妻。
乙集卷二《妇人题咏》之《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秦人韩玉父，因离乱而家钱塘，儿时曾向易安居士学诗，及笄，与闽人林子建有终身偕老之约。林得官归闽后杳无音讯。韩携女奴，自钱塘往三山寻找林，但林已官盱江，韩只好返回延平，经顺昌、昭武而去。
《吴氏寄夫歌》，叙昭武吴贤良之女，因夫婿在太学三年无音讯，吴女作歌相寄。《王氏诗回吴上舍》，叙三山吴仁叔在太学，附家书归，而误封一幅白纸，妻子写诗一首以复。这两篇，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醉翁谈录》出版前言称为元代故事。但其中吴贤良，字伯固，可能即为宋代邵武人吴处厚，宋元间其故事盛行，《事林广记·风月锦囊》多有记载。又据李剑国考证，此两篇所言“太学”、“斋”、“上舍”等，乃宋代国学制度，与元无涉。
丙集卷一《宝窗妙语》之《黄季仲不挟贵以易娶》，叙处州林五郎，独生女素姐一眼失明，聘请福州人黄季仲教之读书至十二岁。素姐十六岁，议亲未有成者，林五郎夫妇商量招赘黄先生。因贫富不等，黄再四拒绝，但林家慰之曰义如半子，不必患贫，黄因诺之。黄准备今秋科举，暂不成亲。当年秋，黄预乡荐，赴春官，获功名，但未发家书，林家以为见弃，郁郁不乐。一日，黄荣归，具袍笏拜于林家。林家大喜，遂令毕亲。黄后历荣贵，事林氏夫妇如亲生父母。
《僧行因祸致福》，叙建之崇邑（建州崇安，今武夷山市）之东隅寺僧，福州人，俗姓林，因法事见一寡妇家女儿貌美，遂令徒弟法庆还俗结亲，林僧厚与资给，频繁往来其家。法庆遇到其妻与林僧对饮，杖及林僧，并加以腐刑。
丙集卷二《花衢实录》四篇《柳屯田耆卿》、《耆卿讥张生恋妓》、《三妓挟耆卿作词》、《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皆建州崇安人柳永之事。
丁集卷二《嘲戏绮语》九则中，明确时代的多唐前之事。其中《王次公借驴骂僧》为闽地故事，但向来被误读。原文如下：
建安南陵王次公，一日放骡，误入贵安寺和尚麦园，伤残其麦不少，僧骂詈不已。其仆闻之，归告于王。明日，王乃跨骡携仆往见其僧。王问僧曰：“夜来秃驴吃了和尚多少麦？此驴在家本无事，才出家后无礼！”既而呼其仆来：“去却鞍辔，牵那秃驴进来打，且看我打它下唇和上唇也动。”
此故事常被选录，一般被解读为东汉建安年间南陵人王次公的故事。但从这一故事所述佛教之世俗化、“和尚”的称谓等看来，不可能发生在东汉时代。因为东汉时期乃佛教传入早期，可能尚无寺院的建立，当时一般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和尚”也还没有成为一般出家人的称谓。故此文之“建安”不是年号，而是地名，即建州（治所今福建建瓯）。另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十六《寺观》载，建阳县有贵安寺，建于唐大顺元年（890）。以此也可证实，《王次公借驴骂僧》记载的是闽地故事。
戊集卷一《烟花品藻》，卷二《烟花诗集》，此二卷吟咏建州55位歌妓。《烟花品藻》小序曰：
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樽，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意，其词轻重，各当其实，人竞传之。
《烟花品藻》录诸妓为：吴玑（红梅）、杨倩（冰仙）、吴瑛（白莲）、萧瑢（茉莉）、范如（荼蘼）、冯倩（垂丝海棠）、王艳（扬州琼花）、余菲（蔷薇）、李楚（黄菊）、童韵（林檎）、吴琼（蕙花）、钱美（百合）、李真（木芙蓉）、陈双（海棠）、王新（柳花）、薛英（鬓边娇）、吴华（紫薇）、张颜（梨花）、林艳（石榴）、游韶（山茶）、许秀（桃花）、兰娘（含笑）、张娘（萱草）、陈靓（迎春）、兰云（碧桃）、刘瑛（李花）、王赛（史君子）、丘盼（白菊）。《烟花诗集》录诸妓为：林美（御戴）、魏翠（木瓜）、李韶（木兰）、张燕（惜春）、游秀（栀子）、罗赛（石竹）、张意（夜合）、田秀（鸡冠）、刘珏（旱莲）、萧琼（刺桐花）、詹雅（碧蝉儿）、张惠（仙掌）、吴嫱（芭蕉）、程芳（牵牛）、陈瑛（金凤）、陈云（芦花）、郑倩（金樱）、张莹（槐花）、严秀（樱粟）、张素（金钱）、余芙（蓼花）、黄素（松花）、杨艳（勃姑樱）、潘桂（映山红）、王端（褊豆）、魏蕣（木鳖）、彭楚（荠花）。
戊集这两卷非叙事文体，因此，诗体叙事之寓言已无法想象，但是，人名（艺名）亦为社会生活、时代文化表征之一，人名加上花名和花事吟咏，隐藏着丰富的生活场景和深厚的社会意蕴。55种花名本身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时空色彩，这里大部分花名通常不见于文学作品，在传统文人的抒情言志诗文中不屑言及，比如鸡冠、仙掌、扁豆、木鳖等。说来连花草都隐含着花语的文化层级。55种花，恰恰还原了宋时生活空间的花草植物世界，所描绘的应该是闽北建宁府的庭院和原野。因为花语有一定的写实性，翁元广这些诗篇被收入宋代陈景沂之《全芳备祖》，清代康熙年间编入《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
庚集卷一《闺房贤淑》之《曹氏廉不受赠》，叙曹修古卒，故僚馈赠葬资，曹氏幼女廉不受赠。曹修古（？—1033），字述之，建州建安人。此篇谓其“累迁御史，持宪无阿曲，言事失职，知闽之兴化军，期年而卒”
。
庚集卷二《花判公案》中有三篇涉及闽人闽地：《判暨师奴从良状》，叙东阳妓暨师奴移往崇安充弟子，已经漕司落籍，后再归建阳，县宰花判。《判妓执照状》谓柳耆卿宰华阴之日，有妓女为不羁子弟所骗，柳耆卿借古人诗句花判。《富沙守收妓附籍》，叙延平妓女因讼窜到富沙，本州移文乞押回，富沙太守丁侍郎花判。
癸集卷二《离妻复合》之《钱穆离妻而后再合》，谓钱穆为莆阳人，幼而聪敏，长而好学，丰姿粹美，骨气轩昂，人以为奇男子，但贫不能自立，因兄在福州南禅寺为僧，名慧聪，钱穆往依之。慧聪往蜀川云游，钱穆与之偕行。及至峡州，于旅邸遇富室萧文贵，喜钱穆之才，请钱穆教其子弟，且为其娶妻。四年后，钱穆思乡，携妻归莆阳，路上遇狂风巨浪，妻子所在船只不知所在。夫妻分离后，皆以为对方亡故。妻家招媒议亲已另定婚，钱穆忽然梦见妻子说将要另嫁，立即赶到峡州，夫妻复合。
《醉翁谈录》中闽地故事涉及三山（福州）、延平（南剑）、建安（建州、富沙）、崇安、建阳、昭武、顺昌、莆阳等地名，其间道路方向都很准确。这些故事中准确的地名，为我们想象宋人社会生活构建了广阔而立体的地理空间。其中有一些小地名，尤其具有还原历史生活的意义。比如乙集卷二之《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
妾本秦人，先大父尝仕，朝乱离落，因家钱塘。儿时，易安居士教以学诗。及笄，方择所从，有一上舍林君子建，为言者有终身偕老之约，妾信之。去年夏，林得官，归闽，妾倾囊以助其行，林许“秋冬间遣骑迎汝”。久之杳然，何其食言耶！不免携女奴，自钱塘而之三山。至夏，林已官盱江矣，因而复回延平，经由顺昌，假道昭武而去。叹客履之可厌，笑人事之可乖。因理发漠口铺，谩题数语，留于壁间。妇人从夫者也，士君子其无诮。
【题壁曰】
南行逾万山，复入武阳路。黎明与鸡兴，理发漠口铺。盱江在何所？极目烟水暮。生平良自珍，羞为浪子负！知君非秋胡，强颜且西去。
韩玉父的行程：自钱塘往三山寻夫林子建，因林官盱江，复回延平，经顺昌，假道昭武而去。在这条出入闽地最古老的道路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名颇为值得关注：漠口铺。漠口铺是邵武一个很小的地名，在《嘉靖邵武府志》卷二的“山川河流”中介绍：“三涧傅于勋溪，合于漠口。”漠口铺是三溪合流之处，在邵武府封域图中可看到，“漠口铺”位于邵武府北面往铅山方向，自此北去江西广信府铅山县界三百里，西北到江西建昌府新城县界一百六十里。
明代《天下水陆路程》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的路程参考：建昌府（盱江），陆路六十里—硝石，六十里—五福，三十里—杉关，三十里—纸马街，六十里—光泽县，百二十里—邵武府。
所以，这位弱女子站在漫漫长途当中那个微小的漠口铺，茫然而凄楚：“盱江在何所？极目烟水暮。”令人感慨同情。
《醉翁谈录》中的一些作品，典型地表现了闽地突出的社会现象。
如丙集卷一《宝窗妙语》之《僧行因祸致富》，谓“建之崇邑之东隅，有一寺，其僧乃福州人也，俗姓林，衣钵甚厚，尤善斡运”
。这是当时闽地佛寺僧人的真实写照。闽地寺庙、僧人之多，五代以来或为全国之最，而闽北僧人多来自福州地区，僧人不法，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九谓“释教蔓延，世未能尽”，并载录建宁道佥事张俭义《处寺田议》，曰：“切见建宁一府，寺观之田，半于农牧亩，所赖有宋诸儒流风遗韵未泯，其民耻为僧道，而为僧者多系福清县江阴里及莆田、长乐沿海之民，隐变军盐匠灶户籍，祖父子孙兄弟叔侄原籍娶妻生子，止以法名占据袭充，或一家而住三寺两寺，或一人而管三庵四庵，或典拨田亩，厚私藏而累里甲以粮差，或举放私债，索重息而致佃人于逃窜，或奸淫妻女而谋杀本父本夫，或装饰盗情而致死愚夫愚妇，争端百出，健讼屡年。”
从《醉翁谈录》如此大量的闽地故事可见，其选编有意无意地偏向闽地题材。《醉翁谈录》编者罗烨是庐陵人，庐陵离闽北不远，宋元明三代大量江西文人到闽北谋生，往往服务于建阳书坊，庐陵罗烨很可能也是其中一员。
《醉翁谈录》并非全部篇章都来自闽地创作，也并非仅仅面向闽地而编，从《舌耕叙引》之《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来看，编者视野开阔，他讨论的是说话艺术而非某地说话艺术，他所面向的是全国的说话艺术、说话艺人和普通读者。在这样全国性选材的作品集中偏向闽地取材，隐含了编撰者罗烨对读者接受视野和阅读期待的判断。《醉翁谈录》的选材潜在地呈现了文学表现视野的历史地图，其中闽地叙事已然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之中。
一个地域如何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之中？一般来说，以它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实力。文学表现视野的地域性与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历代帝都和经济长期繁荣的一些地区广为世人瞩目，在文学史上占尽篇幅，是叙事文学最常见的表现地域。而闽地，则由于特别的地理条件，缺乏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长期未能有飞跃性的文化发展，又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闽地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宋代以前很少进入叙事文学的视野。《太平广记》一部大书，其中闽地题材篇目包括草木虫鱼杂著类在内只有六十多条。
但宋代以来，大量文人笔记关注闽地人事物产，如陶穀《清异录》、徐铉《稽神录》、吴淑《江淮异人录》、张洎《贾氏谭录》、郑文宝《南唐近事》、钱易《南部新书》、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欧阳修《归田录》、张师正《括异志》和《倦游杂录》、司马光《涑水记闻》、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刘斧《青琐高议》等等，数量之多很难完全统计。一些出仕闽地的文人著述记载了大量闽人闽事，如洪迈编撰的《夷坚志》，其中有大量的闽地见闻。洪迈饶州人，曾任福州教授、建宁知府。而大量进入仕途、进入政治文化中心的闽籍士人笔记也颇多闽人闽事，如建州浦城人杨亿口述之《杨文公谈苑》十五卷，记其平生见闻，涉及文人轶事、民情风俗，邵武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记朝野杂事，都多有闽人之事。
《醉翁谈录》中大量的闽地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产生的。毫无疑问，宋代文学叙事如此密集关注闽人闽事，正是因为当时闽地文化的崛起和闽地在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
跟近邻江西和浙江相比，福建是后发展地区。但从六朝至五代，因为战乱产生的几波移民大潮推进了闽地文明的进程，至唐末五代，闽地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较发达区域之一。而进入宋代，闽地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一跃而为全国最发达地区，成为南方有名的文化大省之一。就这样，闽地以不容忽视的强劲势态闯入了主流文化的视野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占据着中心话题。这就是《醉翁谈录》故事中闽地男女主人公如此活跃的时代背景，闽地为他们支撑起了强势的经济文化底气。而且，闽地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以读书人居多，也源于闽地教育文化发达的真实背景。
罗烨《醉翁谈录》的闽地题材故事又以闽北故事为多，也正体现了当时闽地文化以闽北最盛的历史事实。上文所述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二《荣贵要览》首为《戊辰亲恩游御园录》，表现了文人话语论述闽地文化的热情。嘉定元年（1208），当年中进士者，建安邵武有三十人之多，因此在京城借御园开同乡会。可见闽地特别是闽北人才之盛，显贵荣耀。《醉翁谈录》中的闽北故事主要集中于南宋时期，也正是南宋闽北文化发展的映射。
因为文化鼎盛，宋代闽北建阳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阳刻书文化，是罗烨《醉翁谈录》选材偏重闽地更为直接的背景条件。从《醉翁谈录》部分资料的来源、现存刊本的版式特征可见，此书编撰与建阳刻书关系密切，庐陵罗烨很可能就是在闽地编撰此书。
罗烨《醉翁谈录》现存本一般认定为宋元刊本，未署刊刻书坊之名，但很可能是建阳刻本，其有力旁证是建阳刻本《事林广记》，《醉翁谈录》与《事林广记》在内容上关系密切，在版式上非常相似。
《事林广记》原本成书于宋绍定（1228—1233）以后
，原书作者为建州崇安人陈元靓，但宋代刊本不传。当前学界介绍《事林广记》现存版本二十种
，包括元刻本三种，明刻本七种，刊刻年代不详者六种，明钞本二种，日本德川幕府时代钞本一种，和刻本一种。其中元明刻本十种皆为建刻，即：元至顺（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
，元至元庚辰（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刻本
，元西园精舍刊本
，明洪武壬申（二十五年，1392）梅溪书院刊本
，永乐戊戌（十六年，1418）翠园精舍刊本
，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福建刘廷宾等刊本
，弘治辛亥（四年，1491）云衢菊庄刊本
，弘治壬子（五年，1492）詹氏进德精舍刊本
，弘治丙辰（九年，1496）詹氏进德精舍刊本
，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余氏敬贤堂刊本
。《事林广记》现存每一版本都经增补新编，都已非陈元靓原编之貌。其中元代后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和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二年（1325）本，此二种版本与《醉翁谈录》在内容上关系密切
。
郑氏积诚堂本分卷方式与《醉翁谈录》一样，也是按照天干分为十集，每集分上下二卷。当然，这种分集分卷方式在宋元时期很常见。但不仅如此，郑氏积诚堂本辛集卷下《风月笑林》还有不少篇章与《醉翁谈录》相同。
郑氏积诚堂本《事林广记》之《风月笑林》可能因为重复编排，编排了二组“嘲戏绮谈”，后一组“嘲戏绮谈”一共三十篇，而《醉翁谈录》丁集卷二的《嘲戏绮语》一共九篇，二者有七篇相同，即：《嘲人不识羞》，《杜正伦谈任環怕妻》，《嘲人好色》，《夫嘲妻丑》（《醉翁谈录》题为“夫嘲妻青黑”），《嘲请酒不醉》，《借驴骂僧》（《醉翁谈录》题为“王次公借驴骂僧”），《嘲人面似猿猴》。
郑氏积诚堂本《风月笑林》“烟花判笔”一共十七篇，《醉翁谈录》之《花判公案》则一共十五篇，两者重合的十三篇，即：《判妓执照状》，《判妓告假赛愿》，《判僧奸情》，《富沙守收妓附籍》，《判暨师奴从良状》、《张状元判妓状》，《黄判院判戴氏论云》，《判夫出改嫁状》，《判渡子不孝罪》，《断人冒称进士》，《判娼妓为妻》，《丞相判李淳娘供状》，《判和尚相打》。这十三篇从题目到正文都基本相同，只存少许字词差异。郑氏积诚堂本“烟花判笔”中另两篇亦见于《醉翁谈录》：《判静女私通陈彦臣》，见于《醉翁谈录》乙集卷一《烟粉欢合》之《静女私通陈彦臣》；《判阿麟琼娘争婚》，见于《醉翁谈录》甲集卷二《私情公案》之《张氏夜奔吕星哥》。这两篇文字二本差别较大，《事林广记》本文字简短，主要录其判词，《醉翁谈录》本则有较为细致的故事情节。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二年（1325）本也是按天干分为十集，每集卷数不一。癸集卷十三亦有《花判公案》和《嘲戏绮语》。其《花判公案》十四篇，其中十三篇与《醉翁谈录》庚集卷二“花判公案”相同，连篇目顺序都相同。其中《判夫出改嫁状》一篇，不但正文文字相同，而且连其中“嫁”、“稼”二字多次通用都完全相同。其《嘲戏绮语》也多有相同。
事实上，《醉翁谈录》与《事林广记》之间的密切关系，还不止于部分内容的相同相似，《醉翁谈录》与《事林广记》的一些版本在版刻款式、字体上也基本相同。
罗烨《醉翁谈录》孤本存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影印。此本卷首版面款式如下（图一）：
第一行：“新编醉翁谈录卷之一”，长圆形墨底白字（阴刻）“甲集”。
第二行：“庐陵罗烨编”。
第三行：长圆形墨底白字（阴刻）“舌耕叙引”，此为门类标题，四字之上刻一花鱼尾，此装饰图案为门类标题的标识。
第四行：“小说引子”，此为小标题。
正文中常见圆形、长圆形墨底白字（阴刻）以突出文字内容，如分类数字“一”、“二”、“三”，如“歌云”，如篇目分类“不负心类”等。
《事林广记》元代的三种刊本中，西园精舍刊本未见，所见至顺（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与后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图二）之影印，其版面款式都和《醉翁谈录》相同，卷首之标题、卷数、作者等内容的排列和款式相同，文中类目或篇目也多以椭圆形墨底白字（阴刻）标识。其字体也大体相同。宋代刻书字体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浙本多欧体，蜀本多柳体，建本多颜体。元代建本仍沿袭颜体风格的字体。《醉翁谈录》与此二种《事林广记》的字体接近颜体，风格类似唐楷，这是建阳刊本的常见字体。
图一 《醉翁谈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图二 后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
《事林广记》，中华再造善本
而这样的版面款式为闽刻所常见，如元泰定甲子（元年，1324）建安刘氏日新书堂刊《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
、泰定甲子麻沙吴氏友于堂刊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泰定丙寅（1326）庐陵武溪书院刊本（内封书名上方题“西园精舍”，可见为西园精舍承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
，至元庚辰（后至元六年，1340）梅轩蔡氏刊《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
，至正元年（1341）建安虞氏务本堂刻《赵子昂诗集》
，元碧山精舍刻本《新编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图三）
，明代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等，都与《醉翁谈录》、椿庄书院和积诚堂刊本《事林广记》版面款式相同，字体相似。在《四部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丛书中，能看到不少闽刻本与《醉翁谈录》的版面款式相类似，其中的花鱼尾和近于颜体的字体尤其独特而显眼，与其他地区的刻本风格判然有别。
图三 元碧山精舍刻本《新编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华再造善本
当然，版本的判断较为复杂，此只可作为旁证参考。但从《醉翁谈录》与《事林广记》内容和版式上的相似性，结合上文所述《醉翁谈录》取材的地域特征，基本可以判断：《醉翁谈录》是闽刊本。
由于《醉翁谈录》和《事林广记》都可能存在改版新编的问题，因此，孰先孰后难以断定，但显然二者具有相同的编刊背景。作为宋元时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建阳刊刻了大量图书，《事林广记》一类的类书就很多，其中不少类书出自闽北本地文人编辑。《事林广记》的编撰者陈元靓还编有《岁时广记》。建阳刊刻的小说或故事类通俗读物的数量也不少，如前文所述《括异志》、《列女传》等，曾慥《类说》和洪迈《夷坚志》还多次刊刻于建宁（建阳）。《醉翁谈录》甲集所列小说名目不少出于《夷坚志》，庚集《闺房贤淑》的故事多见于《列女传》和祝穆所编《事文类聚》，戊集翁元广咏花诗之五首亦见于《全芳备祖集》，壬集《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的故事梗概见于《岁时广记》，还有不少传奇见于曾慥《类说》。《醉翁谈录》与建阳编刊图书之间的关系或可进一步讨论，闽北浓厚的编书氛围、书坊刻书提供的阅读和取材便利，无疑是罗烨编辑《醉翁谈录》的重要条件。
关于《醉翁谈录》的编者庐陵罗烨，未见历史文献记载，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个说话艺人，但从《醉翁谈录》题材内容上的特点以及刊刻风格、与《事林广记》的关系看，罗烨应该是建阳书坊聘请的编辑，本地刊刻的图书为他提供了编辑图书的资源，但他的《醉翁谈录》应该同时取材于当时的说话艺术。
文学发展的路线就像一条河流，由北至南的河道流淌至宋代，承载了北方大量迁移人口的闽地成为重要的文化“冲积平原”。以此，《醉翁谈录》偏重闽地叙事的现象具有折射宋代文学发展图景的意义，为宋代文学地图的完整描绘增添重要一笔。然而《醉翁谈录》的意义不仅于此，《醉翁谈录》并非单纯的闽地叙事作品，它的选材遍及南北各地，藉由宋代闽地叙事溯其文学地理发展源流，我们可以探讨《醉翁谈录》作为个案所呈现的文学史价值。
当我们把《醉翁谈录》选编的所有篇目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地域排列，一眼就能看出这部传奇杂俎集的独特性，它的选材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具有如此宽广的覆盖面，包容了宋代之前各个历史时段南北不同地域的故事，不同时期故事发生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自六朝至宋代一路向南的地域流变特点。《醉翁谈录》的故事选材暗合了文学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的区域流变规律，其中故事情节所呈现的人群流动反映了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变化进程，表现了地域间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对文学地理研究具有场景还原的文本内证意义。
《醉翁谈录》的故事选编所呈现的地域流变特点，与学界对文学史地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相暗合。文学地理研究通过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已得出这样的认识：唐五代以前的文学以京城为核心，向周边辐射，与文明的兴起和政治文化活动轨迹同频，文学家的地域分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集中，而“从秦汉到南北朝，始于长安首都圈，然后经过以黄河流域为主导向以长江流域为主导的演变，最终重心落在东晋南朝的建康首都圈”。“从隋唐到南宋，重新始于长安首都圈，也同样经过以黄河流域为主导向长江流域为主导的演变，最终重心落在南宋的临安首都圈。”
在《醉翁谈录》所选录的篇章中，不同时期故事主人公集中的区域正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唐五代之前的故事发生地最为集中的是京城，二十八篇故事大部分涉及各时代的京城，其中十六篇涉及唐代京城。但以黄河流域为主导的故事发生中心，逐渐演变和落脚于长江流域。在唐五代故事中，京师以外，涉及长江流域的故事已多于黄河流域。宋代的故事仍然比较多选择京城故事，可确定为北宋故事的十六篇，其中六篇故事与汴京相关，还有二篇涉及河南。此外，北宋故事涉及北方地区的只有四篇，而涉及南方地区或南方人的有十一篇。但《醉翁谈录》所呈现的宋代文学地图远远不止于当前文学地理研究所关注的临安首都圈，在罗烨选编的宋代尤其是南宋故事中，京城故事的重心地位已相对下滑。大概跟南宋时期半壁江山的视野有关，罗烨所选宋代故事以黄河以南为主，故事发生地从北宋以前的聚焦京城，变为南宋区域各地的普遍关注，而这恰恰表现了宋代文学、教育、文化全面发展繁荣的趋势和面貌。当然，其中闽地故事集中而表现的闽地文化盛况，则是当前文学地理研究关注不多的，但一路向南，开发而倚重闽地，恰恰是宋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两相对比，《醉翁谈录》所选故事的地域分布与文学地理规律性认识的暗合，显示了《醉翁谈录》选编有其未必自觉的内在逻辑和结构。
《醉翁谈录》故事发生地也正是文学兴盛的地区。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的发展基本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频，而小说故事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折射；另一方面也因为，《醉翁谈录》虽然与说话艺术相关而有明显的俗化特征，但主要来源还是文人叙事、文人笔记，因此，表现对象主要还是读书人，很多故事还涉及主人公的文学书写，因此故事发生地与文学兴盛地相吻合是必然的。
小说故事情节的本质是人群活动与交往的表现，故事所呈现的人群流动，反映了文化的时代特征和交流路径、变化进程。《醉翁谈录》选录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学中心，而且蕴含了地域间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醉翁谈录》的故事选编不仅呈现了中国文学自唐前至宋代由北向南变迁的地理历史过程，而且对文学地理的研究具有场景还原的文本内证意义。
比如涉及唐代京城的故事大多呈现了主人公在京城和其他地域之间的迁移活动。辛集卷一《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主人公柳毅为湘人
，进京赶考，落第，从京城回湘。故事的结尾，柳毅得到龙宫丰厚馈赠，“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徙居金陵，娶卢氏女……开元中……遂与妻归于洞庭，莫知其迹”
。《裴航遇云英于蓝桥》：“裴航因下第，游于鄂渚，买舟于襄汉”，遇樊夫人；“航遂饰装归辇下”，经过蓝桥驿，遇云英，求婚不得，归京师。
癸集卷一《无双王仙客终谐》，无双仙客自京师“历西蜀下峡，寓居于渚宫，悄不闻京兆之耗。遂归襄阳别业，与无双偕老矣”。《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男主人公郑元和荥阳人，“应举之长安”，在李娃的帮助下“登甲科”，授成都府参军。
这些传奇都是中唐以后的作品，故事主人公从京师往西蜀、往湘楚、进入长江下游的行走路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蜀地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因为交通的阻隔，在初盛唐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蜀地被视为极偏僻之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南北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更为根本的是，交通得到了改善，开成年间（836—840），自散关至剑门新修一千一百里驿路，蜀地与外界交流逐渐加强，尤其是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城的交流变得相当普遍，蜀地的文化迅速发展，此地六朝时期没有出现文学家，隋唐五代时期出了十九个文学家。
荆楚文化区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襄州地处南北要冲，与东西水运的交会点荆州相邻，所谓“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历来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中唐以后经济更为繁荣。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运河漕路经常被阻，江汉漕运线地位上升，江淮租赋有一半以上由江陵转陆运至襄州再北输长安，襄州和荆州因此成为重要的财货集结地和转运地。荆楚文化在唐代进一步发展，出现的文学家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很大。
而长江下游的金陵、广陵，早在六朝时期已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其经济之发达、商业之繁华为天下之最。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主要奔向东南地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仰给东南。韩愈《孟生诗》云：“秦吴修且阻，两地无数金。”无数人群奔走于“修且阻”的秦吴之间。《醉翁谈录》中的故事为我们还原了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图景，其间地域交流的细节和场景。这些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唐五代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二个文化中心区域之间的密切交流，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学区域因人群的频繁流动而流播、扩大，与长江流域的襄汉、湖湘至于吴地广泛交流。京师以外，涉及长江流域的故事多于黄河流域。如己集卷一《梁意娘与李生诗曲引》为潇湘故事；卷二《赵旭得青童君为妻》主人公赵旭天水人，家于广陵，终于益州，故事发生地以广陵为中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是关联密切的文化共同区域，以黄河流域为主导的故事发生中心，逐渐演变和落脚于长江流域。
宋代，正如文学活动的中心区域由黄河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故事发生地的集中区域也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流转。《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的主人公韩玉父之自叙保留了文学地域流变的典型范例：“妾本秦人，先大父尝仕，朝乱离落，因家钱塘。儿时，易安居士致以学诗。”因为出仕和战乱的原因，黄河流域的“秦人”家于钱塘，易安居士也因为战乱的原因避居钱塘，韩玉父得以跟从易安居士学诗。
勾连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南北大运河沿线是故事发生集中地区。如广陵、镇江、苏州、杭州、徐州等地。南北大运河与海河、淮河、钱塘江几大水系相沟通，把沿线的通都大邑联系成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人群来往便利，文学传播迅速。这也是隋唐以后黄河流域的文明迅速向南方地区传播和推进的重要条件。
《醉翁谈录》北宋故事中十一篇涉及南方地区或南方人，这些故事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人群从北方到南方的行走轨迹，而且多走水路，可见水路交通之进步，是宋代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如《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男女主人公张生与李氏汴京人，“自汴涉淮，至苏州居焉”。张生寻父至秀州，又与越英成婚姻。李氏“税舟抵秀”，见张生再娶，三人共争，告于包待制。
又如《张时与福娘再会》，“张时，字逢辰，河南人也。少年游学至建康”，与福娘交往的故事发生于建康，五年后与福娘再会于湖南。故事中建康与湖南之间的交通亦走水路：“未几，张时中高选。五年之间，为湖南运干。方赴上（任），于江下舣舟。忽见小舟中有一妇人，素服淡妆，坐于舟中，高声呼：‘张逢辰。’张时视之，乃福娘也。移舟相近，问其所以，方知张尚书近日不禄，其子差人操舟先送福娘归去。”
《醉翁谈录》乙集卷二《金陵真氏有诗才》，真氏金陵人，婚嫁至临安。此为南方吴越间故事。此篇出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原作真氏为“慎氏”，毗陵（今江苏常州）庆亭人，嫁到蕲春（今属湖北）。但《醉翁谈录》改为宋哲宗年间“元祐中”，改毗陵庆亭为金陵，改蕲春为临安。把时代改近，把地点改为更有名的通都大邑，这样的改写很可能针对更为普遍的受众，令人觉得更为亲切。金陵为六朝故都，知名度自不必说，把“蕲春”改为“临安”，则反映了杭州在唐以后的迅速发展，特别因南宋“行在”升为“临安府”，更为天下瞩目。
南宋故事全部以南方地区为故事发生地，这与南宋半壁江山的历史情形相吻合。从这些故事可见，南宋全境人群交往频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南方地区的全面开发，原来那些偏远地区也有了较为频繁的人群流动，比如岭南地区。如乙集卷二《姑苏钱氏归乡壁记于道》，诗后跋曰：“予吴人也，世本良家子。顷因丧乱，父母以妻里人朱横，时年未笄耳。宋理宗即位之二十二年，横因商于岭右，妾两偕过此。不幸去岁秋，横竟殁于瘴乡。栖迟之踪，无以自处，因携其遗孤以归故乡。”
叙事主人公为姑苏人氏，随夫经商于岭右，丈夫不幸殁后，妻子归途题诗，文学的传播因此自吴及粤。
地理位置与岭南相似的闽地，因为特别的编书条件和故事选编视角，闽地与外地的交流在《醉翁谈录》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北宋的闽地故事以柳永为代表，建州人柳永，寄情于金陵、京华市井艳冶之地，也曾判案于陕西华阴，也曾买舟经南剑往福州，所过之处无不留下词章。无论故事是否虚构，词作且不论其雅俗，客观上表现了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在不同地域的交融、传播和影响。北宋故事中还有一则《曹氏廉不受赠》，叙曹修古女儿在父亲身后不受赙赠之事。此事见于宋代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宋代祝穆《事文类聚》、明代胡我琨《钱通》等多所转录，亦载入《宋史》之《曹修古传》。建州人曹修古进士出身，任职之地除京城之外，还历任饶州、歙州、南剑州、兴化军等地，为宋代著名的“四御史”之一，其女儿的修养见其家教。宋代闽地多出名臣文士，闽北为“道南理窟”，曹修古女儿的故事背后有其父辈和乡贤因为求学、出仕而行走、交流的地域文化背景，但因《醉翁谈录》小说体例和趣味的选择，不载此类史事，借曹修古女儿故事，可略窥其一斑。
戊集卷一《烟花品藻》记南宋之事，小序谓“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丘郎中丘砺乃昫山（今属江苏）人，政和八年（1118）王嘉榜进士
，有著作《易议》、《超然类稿》、《杜诗集句》，绍兴年间知建州，后来“除福建提举兼提刑改转运判官，在建凡十年”
，以其“儒雅之才”
，对闽地必然影响很大。翁元广当为江浙一带诗人，在当时颇为知名，宋元诗文集多选其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选其文《祭五旁庵主人》，《后村千家诗》选其诗《渔父》，《诗林万选》录其诗《题临江茶阁》，宋代陈起编《江湖小集》卷三、卷四《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集翁元广之句共八十七句，其以花喻人的品花诗为《全芳备祖集》、《广群芳谱》等植物类书所选。丘砺与翁元广在建安的文学活动，亦可见文学在地域间传播途径之一斑。
南宋的闽地故事记载了闽人与南方各地交流之频繁。如乙集卷一《林叔茂私挈楚娘》，“三山林叔茂，初来赴省”，与“皇都名娼楚娘”相恋。后来林叔茂授建昌教授，携楚娘经衢城回到三山城。
乙集卷二《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闽人林子建与韩玉父相遇于钱塘，林子建得官回闽，韩玉父自钱塘至三山寻找林子建，林子建已官盱江，韩玉父“复回延平，经由顺昌，假道昭武去”
。乙集卷二《吴氏寄夫歌》，吴氏之夫从昭武往京城入太学；《王氏诗回吴上舍》，王氏之夫吴仁叔从三山往京城入太学。丙集卷一《黄季仲不挟贵以易娶》福州人黄季仲寓居处州，馆于林家。庚集卷二《判暨师奴从良状》，暨师奴从东阳移往崇安，又到建阳。癸集卷二《钱穆离妻而后再合》，钱穆，莆阳（今福建莆田）人，“有兄在福州南禅寺为僧，名慧聪。钱穆往依之。一日，慧聪欲去蜀川云游，以观山川之胜。穆于是与之偕行。及至峡州时，有一富室萧文贵者，与穆相会于旅邸中”。
人群流动频繁，既是宋代闽地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又是此地经济文化发达的表征。
《醉翁谈录》所选南宋故事中闽地叙事占绝对比例，自然有着闽地编刊的特别因缘，但根本的原因是闽地在南宋时期文化的崛起。闽地唐代以前未见著名的本土文学家，但从唐代后期开始，闽地文学发展迅猛，并长期保持优势，如上文所述，唐代后期闽地著名文学家在全国行政区域的排名是第七（19人），北宋位列第六（30人），至南宋已位列第三（78人）。
在《醉翁谈录》中，不仅故事发生地的集中区域与文学活动中心重合，而且所选故事大多涉及主人公的诗词题咏，客观上表现了文学创作的状态与传播的途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闽地位于主流文化传播的东南大陆终端，闽地故事中的闽人多具文学写作能力，在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同时具备施与受的能力，可与其他地域平等交流。以此，亦可证明闽地因文化传播的“冲积”和历史发展的“沉积”而已成为文化中心之一，宋代所谓“海滨邹鲁”之称其实也包含了文化中心的意思。
女子诗文之才历来备受小说叙事之关注，在《醉翁谈录》中也不例外，相关篇目大约占全书四分之一。而梳理《醉翁谈录》女子诗才故事的地域分布令人颇为吃惊，因为这些故事非常巧合地印证了六朝至宋代文学中心和地域流变的特征。
《醉翁谈录》女子诗才故事地域分布如下：
唐前：庚集卷一《道韫才辨》，会稽；癸集卷一《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建康，往长安。
唐代：乙集卷二《唐宫人制短袍诗》、《六岁女吟诗》，丁集卷一《花衢记录》（“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长安。
五代：己集卷一《梁意娘与李生诗曲引》，潇湘。
北宋：壬集卷二《华春娘题诗遇君亮成亲》，开封或齐州；乙集卷二《金陵真氏有诗才》，金陵、临安。
南宋以来：甲集卷二《张氏夜奔吕星哥》，会稽往成都；乙集卷一《林叔茂私挈楚娘》临安往三山；《静女私通陈彦臣》，延平；乙集卷二《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钱塘往三山；《姑苏钱氏归乡壁记于道》岭右归姑苏；《吴氏寄夫歌》，昭武；《王氏诗回吴上舍》，三山。
这些故事虽然只是各个时代故事的偶然撷取，但是，却如此巧合地表现了各个时代文学兴盛的中心地域，和不同时代中心地域的流变、地域之间的影响。东晋谢氏和陈朝皇族都是从中原迁移至江南的家族，谢氏和陈氏文学之盛，正表现了六朝时期文学中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流转的历史情形。唐五代以京城为中心，向长江流域辐射和流转。北宋，仍以京城为中心，向运河沿岸、向长江流域辐射和流转。南宋，吴越地区与长江流域文学繁荣，以京城临安或吴越地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影响及于闽粤，闽地成为南方文学中心之一。从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女子受教育和女子的诗文才能一定是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所以，女子诗文之才亦是衡量本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女子诗才故事的地域分布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学流变规律是在情理之中的。而《醉翁谈录》中南宋女子诗才故事的地域流布，正是南宋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之缩影。
《醉翁谈录》编者罗烨未必具备对说话艺术或小说艺术作理论总结的意识，但他在概述“舌耕”的艺术特点和题材分类后，选择了不同时代的作品分门别类编录，却有似于当前文学教育中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意义。《醉翁谈录》的选编未必具备明确的理性分析意识，以当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认识水平来说，作品的选编未必能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考虑，但很巧的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偶然抄录的作品却如此具有时代和地域的代表性，从而使得这部《醉翁谈录》成为同时期同类编著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类小型类书。不过，它显然不是经过文学史全部搜索罗列而作综合分析的典范，当时与它相同性质的著作也可能不止一部，而它可能只是偶然流传了下来。然而，这个文学史上偶然的个案，却是个饶有趣味、值得仔细品味内涵的个案，因为它如此典型地表现了偶然之中的必然律。
无论选编原因、成书条件如何，《醉翁谈录》为文学发展的地理过程提供了清晰细致的场景性“内证”，其题材构成所体现的文学区域变化规律正好暗合今人对文学地理过程的认知，殊可宝贵。这部传奇杂俎集对长时段文学史的关注所表现出的宏阔视野，呈现了编著者的历史意识，显示了宋人对文学史和文学地图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也提示了小说文献在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对文学史认识的独特意义。作为个案，《醉翁谈录》似可启发我们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而《醉翁谈录》不限于福建一地的广阔选材视野，同时也证明了建阳书坊在当时小说刊刻中的地位，以及建阳书坊面向全国市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