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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刊刻之小说，若跟全国各地相比，数量不算太少；但若跟建阳刻书总数相比，跟福建刻书总数相比，占比是很少的。在四部皆备的建阳刻书、建宁府乃至福建刻书中，小说是很小的一类。宋代的小说刊刻主要是传统书目所谓小说，或可称为文人小说，跟当时政治文化制度和精英文人的文化风尚密切相关。各地官刻和学者型私家刻书代表上层意识和主流观念，事实上书坊刻书也受官刻和学者型私家刻书风尚影响。
建阳是福建、江西、浙江文化交流的集中区域之一，建阳刻书是建阳周边福建各地和邻近江西、浙江图书刊刻的代表，是浙江、江西文化辐射的集中表现。建阳刊刻小说和所有图书，其稿源、销售和传播都与福建、浙江、江西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交流密切相关。在此，仅略述福建各地刻书，以见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之文化场域之一斑。
两宋时期福建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刻书，刻书地域遍布各州府、军治所，甚至偏僻小县都有刻书。福建各地刻书以官刻为主，也有一些家刻，坊刻则主要集中于建阳。以下在学界研究基础上，结合目前所见文献略为介绍建阳之外的福建全境刻书之盛，以为建阳刊刻小说及建阳坊刻之背景。
福州，所谓“东带沧溟，百川丛会，控清引浊，随潮去来”，“海滨之上，几及洙泗”，“为东南一都会，风俗尊向儒术”。
福州早在北宋时期就以雕刻佛道大藏而举世闻名。有宋两朝全国共刊刻《大藏经》六部、《道藏》一部。其中福州一地在同一时期刊刻了三部大藏，这就是：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刊《崇宁万寿大藏》，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开雕，至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竣工，共雕印佛经六千四百三十四卷，五百八十函（一作五百八十五函），后来陆续增补，至于总卷数六千八百七十卷。福州开元寺刊《毗卢大藏》，又称《福州开元寺大藏经》，简称《福州藏》，徽宗政和二年（1112）开雕，约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前后基本刊竣，全藏凡印六千一百一十七卷，五百六十七函。福州天宁万寿观刊《万寿道藏》，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开雕，至政和八年（1118）刊竣，总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三大藏总卷数近二万卷，雕版超过四十万块，镌字达三亿多字，这个数量不仅大大超过当时福建境内所刻诸书已知卷数的总和，也是另外两个刻书中心浙江和四川无法比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建当时的经济实力、雕版印刷实力与文化地位，也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在福建的兴盛。
经藏的刊刻得到官府的支持，其中道藏是奉旨刊刻，由官府主持并出资刊印。福州的官刻沿此发展，但侧重于正经正史类书籍，也有一些诗文集和方书。在雕版印刷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唐代，刻书多为民间日用之阴阳占卜、小学字书、历书以及佛经。从五代冯道等人发起刊刻儒家经典之后，儒家经典与史书、医书就成为国子监刻书的最重要类型，影响及于各级官刻、各地私刻。宋代福州官刻以正经正史为主，与宋代福建教育的兴盛有关，也与福州作为福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有关。
历代书目多著录宋代福州官刻善本，如：淳祐庚戌（十年，1250）福建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史季温刻宋赵汝愚辑《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宋黄庭坚著、史容注《山谷外集诗注》十七卷。宝祐五年（1257）福州府永泰县学刊宋徐自明撰《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大约开庆元年（1259），福州学宫雕刻宋真德秀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
咸淳年间（1265—1274）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汤汉刻晋陶渊明撰、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福唐郡庠刊《后汉书注》一百二十卷。福州知州蔡幼学刊宋陈傅良撰《止斋先生文集》五十卷。此外，南宋初年据北宋监本覆刻之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注》，其中补版刻工曾于绍兴十九年（1149）刻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则此本应为福州官刻。
宋本传世者有限，但现存文献中多有福州刻书之记载，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列举宋代福州府刻书家14位：黄裳、刘峤、邹柄和邹栩、史浩、汪应辰、詹体仁、郑性之、徐经孙、吴燧、史季温、徐居谊、杨复、杨栋、杨士瀛。
这些人多为任职于此的官员。
泉州地处海隅，海外贸易发达，唐代以来文化兴盛。文化的繁荣和贸易的发达促进了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张秀民曾称南宋泉州刻书为诸州之冠
。
南宋乾道、淳熙、嘉定间，泉州的州学、军学、公使库、郡斋、提举市舶司、书院等大量刻书，书籍通过海运还远销海外。现在可知者如：乾道二年（1166），韩仲通于泉南郡庠刊宋孔传编《孔氏六帖》三十卷。乾道五年（1169），王十朋于泉南郡庠刊宋蔡襄《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淳熙四年（1177），泉州州学刊宋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十二卷。
淳熙八年（1181）、九年，陈应行等于泉州州学刊宋程大昌《禹贡论》二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程大昌《演繁露》十六卷《续演繁露》六卷，宋司马光《潜虚》一卷，宋张敦实《潜虚发微论》等。淳熙九年（1182），胡大正于温陵中和堂刊宋胡寅《读史管见》八十卷。淳熙十年（1183），司马伋于泉州公使库刊宋司马光《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嘉定二年（1209），李大有于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刊宋李纲《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在泉州，但此书并非官刻本，而是敬仰李纲的官员们集资而成的私刻本。嘉定四年（1211），杨楫于同安郡斋刊宋朱熹撰《楚辞辨证》。嘉定十二年（1219），真德秀于温陵郡斋刊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以及唐欧阳詹《欧阳四门集》、宋王十朋《梅溪续集》等。
泉州刻书以官刻为主，坊刻仅见“吴阿老书籍铺”。《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目录最后一页末行落款“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印”。此书原为清代杨继振所藏，后为傅增湘从“厂肆”购得。此本与南宋建安魏仲卿家塾本和万卷堂本的行格款识相同，仅牌记有别。现存十四卷，傅增湘收集到刘须溪评点的元刻类注本与建阳虞平斋元刻类注本残卷，拼配泉州本成二十五卷，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泉州所辖安溪县亦刻书。据《（乾隆）安溪县志》记载，嘉定年间（1208—1224）县令陈宓刊刻《司马温公书仪》、《唐人诗选》等，县令周珒刊刻《西山仁政类编》、《安溪县志》、《竹溪先生奏议》、《宋书》、《后村先生江西诗选》、《张忠献陈复斋修禊序》等。
宋代太平兴国四年（979）析泉州游洋镇，置太平军，寻改兴化军。至太平兴国五年，兴化军辖三县，即兴化、莆田、仙游。兴化军文化教育发达，有“文献名邦”之称，科名之盛，甲于闽中。宋代兴化刻书业繁荣，刻书内容经史子集皆备。由于乡邦名士的带动，兴化刻书数量多，而且得风气之先。早在北宋嘉祐年间，蔡襄就在仙游刊刻自撰《荔枝谱》一卷
。另外，蔡襄小楷手书自著《茶录》，治平元年（1064）在建州漕治镌刻于石，石刻拓本流传至今。
南宋兴化刻书，如：《西铭集解》一卷，大约绍熙三年（1192）前后赵师侠辑刻于兴化军。
《莆阳比事》七卷，宋李俊甫撰，嘉定七年（1214）福清林瑑刊于兴化军。《崇文古诀》二十卷，宋楼昉编撰，宝庆三年（1227）兴化教授陈森刊于郡学。
《艾轩集》二十卷，宋林光朝撰，嘉熙间（1237—1240）知兴化军张友刻于任上，张友同时刊刻其祖父原户部尚书张傃斋撰《张尚书集》若干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前集五十卷，宋刘克庄撰，淳祐八年（1248）林希逸刊于兴化郡庠。在此前后，知兴化军数任官员曾刊刻刘克庄父辈著作：刘克庄季父刘弥邵《易稿》，淳祐间（1241—1252）兴化军教授俞来刊刻；刘克庄二大父刘夙、刘朔遗文十卷、附录五卷、《史记考异》五卷，宝祐年间（1253—1258）眉山宋遇刻于兴化军任上。又，刘克庄与其弟克永曾刊刻其父刘弥正《退斋遗稿》于家塾。《三先生集》，林希逸刻于兴化军，三先生者，莆田林光朝、福清林亦之、福清陈藻，皆为南宋理学家。《楳埜集》，宋徐元杰撰，景定二年（1261）知兴化军徐直谅刊刻。《伸蒙子》三卷，唐林慎思撰，咸淳九年（1273）林元复刊于莆田县学。咸淳间（1265—1274）兴化军教授王庚于郡学刊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十二卷，宋真德秀撰《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又，宋方惟深撰《方秘校集》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著录：“莆田方惟深子通撰……后乃知莆中尝刊板，为十卷……”
宋代兴化刻书特点鲜明，多为兴化军官员刊刻本邑乡贤著作，兼及理学名家著作。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兴化军刊刻小说《开元天宝遗事》
，已见前文所述。
此外，还有不少兴化籍人士在外地刻书，但刻书地点不一定在兴化。如黄汝嘉任豫章郡学教授时刻过不少书。宋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道四年（1168）刊庆元五年（1199）莆田黄汝嘉修补本。黄汝嘉还刊刻过宋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宋饶节《倚松老人诗集》、宋晁冲之《具茨先生诗集》、宋黄庭坚《山谷别集》等。又如嘉定十四年（1221），莆阳许兴裔刻宋赵彦肃《复斋易说》六卷，叶德辉《书林清话》谓此书系许兴裔守严陵时“刻置祠堂”。
漳州刊刻渊源久远，在唐代已有金石镌刻，最著名的是唐咸通四年（863）《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刻碑，俗称“咸通碑”，被称为“天下经幢中第一”。漳州木版年画的历史据说源自宋代，但漳州刻书的历史今知最早为宋淳熙年间（1174—1189）漳州州学教授田澹刊刻漳州先贤高登之文集《东溪集》
。
漳州刻书与朱熹的影响关系密切。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守漳州，在漳州刻印了“四经”（《易》、《书》、《诗》、《春秋》）和“四子”（《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熹《答宋泽之》谓“临漳所刻诸书十余种，谩见远怀”
，《福建古代刻书》列举了《大学章句》、《小学》、《近思录》、《芸阁礼记解》、《楚辞协韵》、《家仪》、《乡仪》、《献寿仪》、《永城学记》、《伊川与方道辅帖》，以及蔡襄的《献寿仪帖》。
漳州为朱子过化之地，朱子理学在漳州影响深远。淳祐八年（1248），漳州通判薛季良于漳州龙江书院刊刻陈淳《北溪先生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陈淳师从朱熹，是朱子门人中重要的理学家。
汀州处于闽西山区，是福建较晚开发的地区，但在宋代也颇为重视教育。现存汀州宋刻本出于县学、郡斋、军州之官刻，其字体更近江浙刊本常见的欧体，瘦长秀丽，刊刻精良，均为世人所重之善本。宋代汀州刻本如：
宋贾昌朝撰《群经音辨》，绍兴十二年（1142）宁化县学覆刻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学本，刻印俱佳，为宋时第三刻。此书为天禄琳琅旧物，汲古阁毛氏藏书，陆贻典曾从毛氏借校自藏明抄本，改正讹字甚多。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四部丛刊续编》第一次印本所收《群经音辨》即据此影印。
宋晁说之撰《嵩山景迂生文集》二十卷，乾道三年（1167）晁说之之孙晁子健刻于临汀郡庠。
宋韦骧撰《钱塘韦先生集》十八卷（现存十四卷），乾道四年（1168）韦骧之孙韦能定刻于临汀郡庠。
宋方夷吾编《方氏编类家藏集要方》二卷，汀州知州陈日华于庆元丁巳（1197）刻于临汀。同一年，陈日华刻其五世祖陈襄《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一卷。
《古算经》，嘉定六年（1213）知汀州军鲍澣之刻于汀州军，毛氏汲古阁据此影抄，极为世人所重。原为徐氏传是楼藏书，今仅存六种，包括《周髀算经》二卷《音义》一卷，《孙子算经》三卷，《九章算经》九卷（存一至五卷），《五曹算经》五卷，《数术记遗》一卷，《张丘建算经》三卷，另有《算学源流》一卷，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为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刻本《算经十书》的翻刻，北宋秘书省原刻本今已很难见到，但由此翻刻本依稀可见原刻之面貌。此本至今纸洁墨莹，开卷生香，墨色如漆，光彩夺目。
闽北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位于武夷山一线，大体可视为同一地理文化区域。随着闽学的兴盛，闽北一带学者云集，书院林立，成为天下士子求学向往之地，也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于是，刻书的规模化生产逐渐集中，建阳的麻沙、崇化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闽北三府刻书可能都与建阳书坊关系密切，在此且略为介绍建阳坊刻之外的三府刻书。
关于建宁府刻书，学界或认为宋代建宁府所在地建安确有刻书，或认为，建宁府所刻图书通常由官府出经费交付书坊刊刻印行。建宁府刻书很多，如：乾道五年（1169），福建路常平提举郑伯熊整理辑校《程氏遗书》、《二程文集》、《经说》诸书，作小字本刻印于建宁府。淳熙二年（1175）建宁知府韩元吉于建安郡斋刻汉戴德撰《大戴礼记》十三卷，淳熙六年（1179）又刻印《古文苑》九卷。嘉定三年（1210）建宁知府李大异刻《皇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嘉定年间（1208—1224）建宁知府蔡幼学刊自撰《育德堂奏议》六卷、《育德堂外制》五卷。嘉定八年（1215）建宁郡斋刻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七十卷，宝庆二年（1226）建宁郡斋刻徐天麟撰《东汉会要》四十卷。项寅孙刊其父项安世撰《周易玩辞》十六卷于建安书院，项寅孙于淳祐间（1241—1252）任福建转运判官，此书或刊于此时。建安书院山长黄镛于景定四年（1263）刻《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并《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至咸淳元年（1265）完工。咸淳间建宁知府吴坚刻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宋邵雍《邵子观物内篇》二卷《外篇》二卷《后录》二卷，邵雍《渔樵问对》一卷，宋张载《张子语录》三卷《后录》二卷，宋胡宏《知言》六卷附录一卷，以及宋朱熹《周易本义》及《朱子语类》、宋祝穆《方舆胜览》等。建宁府还刻过《太平御览》，此书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编成后，有国子监刻本，但已失传，南宋有两刻，一为建宁本，一为蜀刻本。
福建路驻守在建宁的派出机构也有刻书，如绍兴七年（1137）福建转运判官晁谦之刻印其从兄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七十卷；绍兴十七年（1147）福建路转运司刻印宋王怀隐编《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同年建安漕司刻印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十卷；淳熙间（1174—1189）提举茶事的转运司官员许仲启刊《北苑修贡录》；淳祐年间（1241—1252）福建常平提举赵师耕刻《河南程氏遗书》。
官府刻书的内容侧重于经、史、前人文集等，与福州各地官刻相类。建宁府官员之名贤后裔刻印先人著作也比较多，如黄伯思《东观余论》、苏轼《东坡别集》、洪迈《容斋随笔》、蔡幼学编《国朝编年政要》、项安世《周易玩辞》、郑汝谐《东谷易翼传》等，都由作者后人刊于建宁任上。也有后学刊刻先贤著作，最多见的是刻印朱熹著作，如绍定间（1228—1233）陈韡以福建招捕使兼知建宁，于任上刻印朱熹《论语详说》、《孟子要略》，真德秀为之序。咸淳元年（1265）建宁知府吴坚刻印《周易本义》、《朱子语类》等。南宋时期，府治所在地的建安书院曾多次刊刻《晦庵先生文集》。
南剑州位于闽江上游三溪——建溪、沙溪、富屯溪的总汇口，为八闽之襟喉、闽北重镇，文风昌盛，为理学名邦。文化的发展对刻书业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现在可知南宋官刻如：《唐史论断》三卷，宋孙甫著，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南剑州学官张敦颐刻于南剑州庠；《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及《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文》一卷，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南宋宝庆三年（1227）南剑州郡斋刻；《龟山杨文靖公集》三十五卷，宋杨时著，南宋延平郡斋刊
。此外，前述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南剑州学刊刻小说《云仙散录》。
邵武历来为闽北重镇，靠近浙江，名家辈出。宋刻如：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宋李纲撰，嘉定六年（1213）知邵武军陈彭寿刊于邵武郡斋，这是李纲文集首次在邵武刻印。八年后，淄州长山人姜注知邵武军时，又重加搜访，从李纲族孙李国手中录以全帙，重加刻印。绍定五年（1232），长乐人赵以夫任知军，得知李纲文集刻版在前一年邵武府署火灾中缺失五百版，乃于第二年加以补刊。今存于上海图书馆的李纲文集宋刊残本三十八卷，《中国版刻图录》著录为邵武官版，由于是残存孤帙，难以确知是哪种刊本。
《高峰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廖刚撰，乾道七年（1171）邵武军学刻，时廖刚长子廖迟任邵武知军，军学教授闽清人葛元骘为之作序。咸淳七年（1271）郡守吴邦杰因感其书版散失、字迹多漫灭，为传乡邦先贤文献，又命工重修刊印。此两刊本在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就已不见流传。有振绮堂、怡古斋等抄本流传。
《潜虚》一卷，宋司马光撰；《潜虚发微论》一卷，宋张敦实撰，淳熙九年（1182）前邵武刻。此书当时邵武、建阳俱有刻本，但有脱略，因此，淳熙九年，陈应行任泉州教授时参以邵武本重刻于泉州郡庠。
闽北私家刻书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型私家刻书，对书坊刻书，对学术传播，都有着重要意义。宋代闽北一带学者辈出，书院如林，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很多学者刻书。如著名学者游酢就学于洛阳程门，学成回建阳后，把二程语录整理成《河南程氏遗书》十卷刻印出版，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称“游酢家本”。另两位闽学先驱崇安五夫里胡安国和延平罗从彦，也编辑并刻印了《二程遗书》。
闽北的学者型私家刻书尤以朱熹学派人物为代表。朱熹著作相当一部分是在建阳刻印出版的，其中既有书坊刻印，也有其筹资自刻。据方彦寿《建阳刻书史》所录，朱熹在闽、浙、赣、湘刻书达三十多种。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闽北著书讲学，其刻书以建阳刊刻者为多，如《论孟精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庭闻稿录》、《游氏妙旨》、《上蔡语录》，以及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等，都刻于建阳。朱熹刻书的目的，一方面是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所办书院教学之用，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生计，所以也属于商业性刻书。但朱熹刻书没有用公款，都是自己私人筹措经费。朱熹的很多门人也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从事刻书。如蔡元定曾受朱熹委托刊刻朱熹《中庸章句》、《诗集传》。蔡元定长子蔡渊曾为朱熹刊行《周易参同契考异》、《易学启蒙》、《大学章句》。刘爚刊行朱熹《四书集注》。跟随朱熹读书和成长的祝穆，自编自刻《方舆胜览》。
考亭学派之外，建安其他学者如熊克、吴炎、余允文、黄昇等也有刻书。
邵武文风昌盛，私家刻书令人瞩目。如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收藏的《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刘宋裴骃集解，绍兴十年（1140）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刻，这是《史记》的第一部私刻本。又如宋俞鼎孙、俞经辑《儒学警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俞闻中于嘉泰二年（1202）刊于家塾。俞闻中，字梦达，邵武人，承议郎，曾任南剑州通判。《儒学警悟》七集四十一卷，收录宋人著作六种，即《石林燕语辨》、《演繁露》、《嬾真子录》、《考古编》、《扪虱新语》、《萤雪丛说》。
还有不少邵武人刻书于外地，如《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及《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宋范仲淹著，乾道三年（1167）邵武俞翊刊刻于鄱阳。邵武人刻书最有名的是廖莹中，贾似道之党，为人所不齿，但其刻书为人所称道。廖氏世彩堂刊刻之“九经”，“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校勘之精审、用料之讲究、刊印之精美著称。所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淳化阁帖》、《绛州潘氏帖》、《小字帖》、《世彩堂小帖》、《文选》等，也广受赞誉。其中《文选》刊于建宁
。廖莹中长期生活于杭州，其世彩堂应该不在邵武，但与建刻有一定关联。
此外，建阳邻县崇安和浦城等地也刻书。崇安书坊堂号前多冠以武夷之名，如武夷安乐堂、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等。安乐堂以刻各种药书药方而出名，庆元二年（1196）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四十卷。南宋末，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月厓书堂至元朝仍经营，至元二十四年（1287）刻印《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两宋时期闽北浦城文风颇盛，科举发达，人才辈出，刻书不少，但多失传。
历来对建阳刊本评价不高。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关于“以柔木刻之”之说，谢水顺、方彦寿等学者已做多方研究，认为此说与事实不符，是叶梦得想当然之说，建阳本的雕版是就地取材适合于雕刻的梨木、樟木等。事实上，在现存的宋版善本书中，最多的是建阳刻本，不仅量多，而且质高。
宋代建阳刻书也有官刻，如宝庆元年（1225）至绍定元年（1228）刘克庄任建阳知县，刻印建安黄铢《穀城集》五卷，又刻自选《中兴五七言绝句》一书；淳祐十二年（1252），建阳知县赵与迿刻印朱鉴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于县斋。这些官刻书通常都是交付建阳书坊刊刻，或延请建阳书坊的刻工。
建阳刻书以家刻和坊刻为主。学界认为，建阳的家刻多属坊刻营利性质。当时著名的家刻有数十家，常见于文献著录的建阳家刻如黄善夫家塾之敬室、蔡琪家塾、建溪三峰蔡梦弼东塾、建安蔡子文东塾、建安蔡建侯（梅山蔡建侯行甫蔡氏家塾）、建安陈彦甫家塾、建阳龙山书堂、建安刘元起家塾、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麻沙刘仕隆宅、麻沙刘将仕宅、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建安刘叔刚宅（又称刘叔刚一经堂）、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建安蔡行文、建安刘麟、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建安余恭礼宅、建安虞氏家塾、麻沙镇虞叔异宅、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建安魏仲举家塾、建安魏仲立宅、建安魏县尉宅、建安魏忠卿家塾、钱塘王叔边家、建安曾氏家塾、建阳祝穆、建阳熊克等。这里有的属于学者刻书，如祝穆、熊克等；也有的依托家塾，但实际上属于坊刻。
宋代建阳家刻本以刊刻质量好而著称于世，不少善本为后世不断翻刻，广为流传。比如黄善夫家塾刊本《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此书题名《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凡二十五卷。首列《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二篇，分别署“西蜀赵公尧卿”、“状元王公十朋龟龄”所撰。次列《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姓氏》，题“状元王公十朋龟龄纂集”，起自黄庭坚，迄于王十朋三兄弟，《姓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木记。次为《东坡纪年录》，题“仙溪傅藻编纂”。又次为《百家注东坡先生诗门类》，共分79类。次列目录，目后重出双行木记“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正文卷首题书名及作者；每半叶13行，行22至23字不等；小注双行，行25至27字不等；框高19.9厘米，宽13.2厘米；左右双边，双鱼尾间题书名及卷页数。版刻清朗，字体清秀劲正，是麻沙刻本之佳者。此本是苏诗集注传世最早的刊本，以分类编次和汇注百家为特点，在苏诗“五注”、“八注”、“十注”基础上，搜索诸家注释铲繁剔冗而编成。此书自南宋中叶至今流传海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元明两朝，施元之、顾禧的苏诗编年注未见传刻，黄刻类注本遂成为流行的苏轼诗集完整注本，在研究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黄善夫家塾刻本中《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比苏诗类注还更有名。在黄善夫刊刻此本之前，有《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书单行，是注释《史记》的许多著作中最有名的三种。黄善夫刻本合三书为一书，将三家说解分别列于《史记》正文之下，便于学习者兼采诸家之说。此书一出，广受欢迎，为黄善夫家塾刊本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该书校勘细致，镌刻优良，成为明代廖铠、汪谅、王延喆、秦藩朱惟焯四本之祖。明嘉靖年间王延喆以影刻黄善夫本《史记》著称于世。另外，黄善夫还刻了《汉书》一百卷、《后汉书注》一百二十卷，以及《扁鹊仓公传》等，都以刻印精美著称。
另如刘氏刻书、蔡琪刻书、魏仲举刻书等等，精美的善本书籍不胜枚举。
不同于学者刻书注重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官刻本朴素刊刻经史原典，这些家刻出于普通学者编辑，更了解读书士子的需求，为典籍加上了音释和注解，分门别类，便于学习。当然，其中很多也有广告性质，如“百家注”，甚至“五百家注”，打出“陆状元”、“王状元”的旗号，或者直接就是“文场资用”，这些显然是图书的营销手段。所以，建阳的家刻与书坊刻书没有多大性质差异，只是牌记不同而已。其实若以牌记题署来区分刻书性质往往很模糊，如余仁仲万卷堂是宋代有名的书坊，而现存其所刻《礼记》二十卷本署为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又如蔡琪刻书，有的署“蔡琪家塾”，有的署“蔡琪一经堂”。
建阳刻书的主流是坊刻，主要集中于麻沙、崇化二坊。二坊刻书既有相近之处，也似有某些区别。麻沙刻书更近于通常所说的家刻，内容上以正经正史、子部儒家和文人别集为主。崇化刻书，以坊刻为主，内容则四部俱全，而较麻沙刻书更注重通俗性。书坊刻书以营利为目的，刊刻畅销书，编撰名目求新善变，刻印速度快捷迅猛，行销范围无远不至。而一些学者对建阳刻本评价不高，是因为建阳书坊很多，确实有些书坊压缩成本，刻本多为密行小字，校勘粗疏，以书价低廉竞争市场。书坊刻本之间相互抄袭、改头换面重新印刷，以至偷工减料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宋代建阳坊刻以余氏、刘氏、蔡氏、黄氏、虞氏等比较有名，由宋迄明，世代相沿，形成刻书大族。方彦寿著录宋代建阳书坊29家：建安余氏、崇川余氏、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建安余腾夫、建安余唐卿明经堂、建安钱塘王朋甫、建安王懋甫桂堂、麻沙刘智明、麻沙刘氏书坊、麻沙刘仲立、建阳刘诚甫、建安刘德亨、刘氏天香书院、建阳蔡琪一经堂、建安蔡文子行之、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建安陈氏、建安黄及甫、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书铺张金瓯、魏齐贤富学堂（又称毕万裔富学堂）、建安江仲达群玉堂、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建安万卷堂、麻沙万卷堂、建安庆有堂、建阳龙山书堂。这里所列与上文所说家刻有些重复，但家刻与坊刻确实很难区分。
宋代是建阳刻书的全盛期，刻本很多，从叶德辉《书林清话》到现代全国性、地域性印刷史、刻书史著作多有著录。限于篇幅，选列目前所见一部分宋代建阳家刻与坊刻书目，以见建阳小说刊刻背景之一斑。
1.《童溪王先生易传》三十卷，宋王宗传撰，开禧元年（1205）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存。
2.《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疏，宋建安刘叔刚宅刻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存。
3.《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宋建安刘叔刚一经堂刻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卷一至二十九，台北故宫博物院存卷三十至六十。
4.《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汉何休撰，唐陆德明音义，绍熙二年（1191）余仁仲万卷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5.《春秋穀梁传集解》十二卷，晋范宁集解，绍熙二年（1191）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残本。
6.《新雕石林先生尚书传》二十卷，宋叶梦得撰，绍兴二十九年（1159）东阳魏十三郎书铺刻本，日本静冈清见寺、大东急记念文库存残本。
7.《附释文尚书注疏》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庆元年间（1195—1201）建安魏县尉宅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存。
8.《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十二卷，汉郑玄注，南宋建阳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
9.《礼记》二十卷，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上海图书馆存残本。
10.《纂图互注礼记》二十卷，《礼记举要图》一卷，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绍熙年间（1190—1194）福建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11.《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二卷，魏何晏集解，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存。
12.《钜宋广韵》五卷，宋陈彭年等撰，乾道五年（1169）建宁府黄三八郎刻本，上海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存。
13.《钜宋广韵》五卷，宋陈彭年等撰，南宋麻沙刘仕隆宅刻本，日本福井氏崇兰馆旧藏，今私人收藏。
14.《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东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存。
15.《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存残本。
16.《汉书》一百卷，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宋建安黄善夫刻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修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存。
17.《汉书》一百卷，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宋蔡琪家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存残本。
18.《后汉书》九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嘉定元年（1208）建安蔡琪一经堂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存残本。
19.《后汉书》九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宋钱塘王叔边建阳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20.《后汉书》九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宋建安黄善夫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存残本。
21.《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十卷，宋李焘撰，宋毕万裔宅富学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22.《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建安魏仲立宅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存。
23.《重修事物纪原集》二十卷，宋高承编，庆元三年（1197）建安余氏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残本。
24.《类编秘府图书画一元龟》，宋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残本。
25.《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编，绍兴十七年（1147）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
26.《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二卷，题汉河上公章句，宋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存。
27.《老子道德》经二卷，题汉河上公章句，宋建安虞氏家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28.《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十卷，汉扬雄撰，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祕、司马光注；《新增丽泽编次扬子事实品题》一卷，宋吕祖谦辑；《新刊扬子门类题目》一卷，宋陈傅良辑，宋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29.《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二十卷，《近思后录》十四卷，宋建安曾氏家塾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存。
30.《活人事证方》二十卷，宋嘉定九年（1216）建安余恭礼宅刻本，未名藏家存，仅存首册。
31.《新刊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小儿方论》五卷，《医学真经》一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宋杨士瀛撰，詹宏中校定，景定年间（1260—1264）环溪书院刻本，上海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存。
32.《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四十二卷，《目录》一卷，《序例》五卷，宋寇宗奭撰，刘信甫、许洪等校，宋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
33.《杨氏家藏方》二十卷，宋杨倓撰，淳熙五年（1178）序，卷末有淳熙十二年（1185）跋，阮仲猷种德堂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
34.《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外集》一卷，宋嘉泰年间（1201—1204）建安蔡梦弼家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等处存残本。
35.《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唐韩愈撰，宋魏仲举辑注；《序传碑记》一卷，《韩文类谱》十卷，宋魏仲举辑，庆元六年（1200）魏仲举家塾刻本，南京图书馆存。
36.《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说、韩醇等注释，宋魏仲举辑，宋建阳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37.《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目录》一卷，宋苏轼撰，王十朋纂集，宋建安魏忠卿家塾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
38.《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宋苏轼撰，题宋王十朋纂集；《东坡纪年录》一卷，宋傅藻撰，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39.《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诗》二十五卷，宋苏轼撰，题宋王十朋纂集，宋建安黄及甫刻本，日本天理图书馆存残本。
40.《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目录》一卷，《纪年录》一卷，宋苏轼撰，王十朋编，南宋建安万卷堂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存。
41.《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卷，宋吕祖谦辑，南宋麻沙刘将仕宅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存。
42.《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黄庭坚撰，乾道年间（1165—1173）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存。
43.《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六卷，宋孙觌撰，宋李祖尧注，庆元三年（1197）梅山蔡建侯行甫蔡氏家塾刻本，上海图书馆存。
44.《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宋黄昇辑，淳祐九年（1249）刘诚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
从以上列举可见，宋代建阳刻书有其内容特点，以正经正史、子部儒家、医书、类书和文人别集为主。
建阳以经史典籍的刊刻开始它辉煌的刻书历程，这与宋代以来学校的普及、闽学的兴盛密切相关，但也以刻书业的发展、宋代文化的全面兴盛为背景。儒家经典的刊刻向来备受朝廷重视，北宋之前雕印五经、七经以及群经注本，都由朝廷选官校定、国子监颁刻发行，成为世所遵循的定本。南宋时期，一方面国子监财力薄弱，书板多下发诸州郡镂板；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技术全面发展，私刻、坊刻极为兴盛。建阳刻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起来的。在建阳家刻和坊刻中，值得注意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几部大部头的史书刊刻较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刻书业至于宋代才得到大发展，如此大部头史著的刊刻与传播有了物质与技术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福建地方经济繁荣有关，与建阳发达的刻书业有关，还与福建崇儒重教的传统、教育的兴盛有关，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之并力而为。
在经史著作的刊刻中，建阳家刻和坊刻更多经史解读、注释、类编之书，这与福建学校教育兴盛、科举发达密切相关。岳珂《场屋编类之书》曾说：“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
虽然岳珂对此不无贬抑之意，但可见建阳刻书与科举、教育的密切关系。建阳书坊还首创为经史加句读，对此，岳珂相当肯定：“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监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
宋代重科举，经史著作是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而对于攻科举的读书士子来说，为经史加上注释和解读方便了他们的阅读。
与福建各地官刻以及福建之外其他地区刻书相比，以坊刻为主的建阳刻书一开始就具备明确的读者意识，换位思考，从读者需求出发，体现出贴心的服务意识，也体现了书坊民间商业经营的性质。比如同样刊刻经史典籍，建阳书坊在刻书内容和版式上力求创新，费尽心思设计，有所谓的纂图互注本、附释音本、附音重言互注本、监本纂图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本、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本等诸多名目。现存如图文互见的《纂图互注尚书》、《纂图互注礼记》，附有注音解义的《尚书注疏》、《春秋经传集解》、《入注附音资治通鉴》、《增广注释音唐柳先生集》等便是其例。这些附有插图、释音、互注、句读、重言重意等内容的典籍，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因而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
建阳书坊对经史典籍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意加工，体现了书坊传承经典、普及文化、走大众化路线的经营定位，这样的定位成为建阳刻书最为重要的特点。
把宋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置于建阳刻书之中进行整体观照，就能看出宋刻小说重知识重功用的价值观之所由。并且，这样的小说观念、价值判断影响此后元明小说的编刊。
福建为何刻书如此兴盛？福建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建阳，何以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福建文化的发展。
刻书，对于文化交流水平的要求很高。一个地方，既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作为“内秀”，又需要具备思想碰撞、风流激荡而激发文明飞跃的外部条件，才能成就刻书事业，才能成为刻书中心。宋代福建，为刻书提供了这样内外兼修的动力。
福建文化在宋代之前已经过长久的积淀，在唐代已达到一定水平。由于地理上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处在国家统治势力范围的东南大陆最边缘，福建文化经历了西晋以后多次移民大潮的冲击，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东南海滨之“冲积平原”。隋唐寰区一统，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福建成为较发达区域，特别到唐代中后期，福建教育发展速度较快。《八闽通志》卷四十四《学校》序曰：“按旧志，莆人郑露倡学于梁、陈之间，福人薛令之登第于神龙之际，则闽人知学其所来也远矣。而《唐史》则谓自常衮兴学校，而闽人始知学，何欤？盖闽人知学虽已久，至衮大兴学校而始盛也。自时厥后，闽之文物骎骎与上国齿。”
唐末中原战乱，更多逃避战乱的士人进入福建，因为“闽越之江山奇秀，士风深厚”
，更重要的是远离战争，杜牧说：“东闽、两越，宦游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
王氏治闽，轻徭薄税，与民休息，崇儒兴教，“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王审知闽国吸引了大量人才，“中朝士大夫若常侍李洵、翰林承旨韩偓……莫不浮荆襄吴楚，交集于闽”
。晚唐五代，福建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为宋代福建文化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进入宋代之后，福建很快就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
宋代福建地区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其中，粮食生产的富足是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宋真宗时期，福建从印度支那中部占城国引入一种早熟而耐旱的水稻，这种水稻适合在比较贫瘠的土地栽种，以山地为主的福建因此成为重要的产粮区，闽北甚至被称为粮仓。这种水稻的成熟期本来是100天，到了12世纪，聪明的中国农民培育出了60天就能成熟的新品种。“早熟稻的传播像其他粮食作物的传播一样，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南宋（1127—1279），早熟品种的传播范围大概还只限于浙江、苏南、福建和江西”
，这些地区也正是宋代文教最发达的地区，由此亦可见地区文化水平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之间密切的关联。
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吴孝宗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经过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江南地区的文教事业突飞猛进。进入南宋，又由于特别的天时地利，福建成为代表和引领先进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三次兴学，朝廷都要求全国各地建立学校，福建是最热情响应的地区，至南宋末年，福建所属一府、五州、二军、四十八县都新建或修复、扩建了学校，这在宋代是较为突出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州县百分之百设立学校的另一个地区是江南西路。当时全国各路设州学的比率是72%，而全国各路设置县学的平均比率只有44%。
崇宁三年（1104），规定州学定额为100人，县学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但允许扩招，不设上限，福建路的州县学迅速扩充规模。《八闽通志》记载闽清县学增为41区，建宁府学学舍增至三百余间，
《宋史·选举志》记载崇宁五年（1106）浦城县学生隶籍者一千余人
。全闽最大的学校福州州学，弟子员常数百人。福州所属各县县学多数于北宋建立，在崇宁大观兴学高潮中办学规模都很大：怀安县学校舍81区；长溪县学有屋88间；始于唐代的长乐县学在宋元祐三年（1088）重建，为斋12间，养士近100人，崇宁初增至53区；福清县学84区；古田县学91区；永福县学58区；宁德县学47区；罗源县学99区。
南宋，地方教育的重心转移到书院了，福建地方官学总体上继承北宋的制度持续发展，福建科举更为兴盛。绍兴九年（1139）福州知州张浚奏书中说“本州科场赴试，至七千余人，补试终场二千五百五十五人”，从中可见科举之盛。张浚同时说到“今系籍学生五百余人，本学养止二百人额”
，北宋末罢三舍升贡法而给福州州学的学生定额是二百人，对于福州这样的地区来说远远不够，所以，实际系籍人数大大超额。如此兴盛的学校教育，福建在宋代科举及第登科的人数极多，据陈寿祺《福建通志》所录，宋代福建各类科目所取人数近万人。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福建进士科的人数为7144，排名全国第一，且远远多于其他地区，宋代进士人数较多的各路为：两浙东路4858，江南西路3861，两浙西路3646，江南东路2645，成都府路2012，其他各路皆在1700以下。福建进士数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
福建不仅进士及第人数多，而且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众多。宋代共产生118位状元，其中5人籍贯不明，籍贯明确的113位状元中有19人为福建籍。而进士及第后担任重要职务的福建人也很多，两宋三百年官拜宰相的闽人就有十几位。这些科举出身而出将入相者，激励了福建人更为重视教育，南宋绍兴年间，就连文教发展相对全省较晚的汀州，都因知州郑强努力发展教育而“人以不学为耻”
。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陈必复撰文称，福建“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人物之盛，必称七闽”
。《宋史·地理志》称福建此地“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
，“福建出秀才”成为宋代福建地理文化的典型特征。
宋代福建文教之盛不仅表现在官学和科举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表现在书院和理学在全国的影响。福建在北宋就已有一些书院，如侯官县的古灵书院，政和县的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等，但福建大量著名的书院是在南宋由朱熹及其弟子创立的，在朱熹的推动和影响下，书院遍及福建全境。《八闽通志》明确记载了48所宋代书院，如果加上福建各地方志的记录，宋代福建书院大概在80所以上。宋代福建书院的数量排在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江西。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福建的书院为大本营，既是福建文化发展高峰的标志，又对福建人文教育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学案》立案学者共988人，其中福建学者人数最多，为178人，次后为浙江157人，江西149人，四川142人，湖南141人。从中可见福建地区文化水平在全国所处位置。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与科举制度也有关联。但由于福建的书院主要发展于朱熹，都与朱熹及其弟子门人相关，其后也都以朱子理学为主要办学方向。
福建的小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来自中原等发达地区的家族重视童蒙教育。至晚唐五代，王审知不仅开设面向平民的“四门学”，而且也开办童蒙教育的小学。《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谓：“常以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乃令诱掖蒙童，兴行敬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
至于宋代，朝廷要求各州县在办高等教育的儒学外，都要办初等基础教育的小学。在全国普建官立小学的背景下，福建的小学教育更为繁盛，乡学、义斋、家塾、书社等在各县非常普遍。方大琮记载永福县“十家而九书室”，“兹焉入境，听诵声之盈耳”，
“非独士为然，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
。偏远山区永泰也是“家家自以为屈、宋，人人自以为邹、枚”
。很多地方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教育相当普及。
梁克家《三山志》记载了福州乡间的书社情况：
入学 每岁节既五日，各遣子弟入学。或须卜日，则以寅、申、巳、亥吉，亦不过三五日止。凡乡里各有书社，岁前一二月，父兄相与议，求众所誉学识高、行谊全，可以师表后进者某人，即一二有力者，自号为鸠首，以学生姓名若干人，具关子，敬以谒请，曰：“敢屈某人先生来岁为子弟矜式，幸甚。”既肯可，乃以是日备礼延致，诸子弟迎谒再拜，惟恐后。远近闻之，挈箧就舍，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不以老为耻，月率米钱若干，送为司计，为掌膳给赡饮食。先生升堂，揭立规矩，有轻重罚至屏斥，凡五等，曰“不率者视此”。诸生欲授何经，乃日就讲席，唱解敷说。旬遇九日，覆问之，常以岁通一经。若三日、八日，则习诗赋。若经义与论策，讲题命意，有未达，点削涂改，俾自入绳墨，风俗如是，盖旧矣。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诗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巷”。自周希孟、陈烈先生以来，以德行、经术警悟后学，自是乡邑有所推择，莫不尊敬畏服。近三十年以前，尚然也。故知有父兄师友琢磨淬厉，纵不为世用，亦有成德。三十年之后，生以趋试上庠，率游学四方，而先生亦各开门以待来者。事师之礼浸衰，教人之礼甚略，非旧俗也。
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宋代书社的情况：人数规模少则数十人，多至数百人；学生年龄自然是以正常的小学年龄为多，但其中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方面或许是科举考试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可见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对文化学习的渴求；从学习内容来看不止是小学的识字教育，而是水平较高的通经教育，按照科举考试的科目练习诗赋和“经义”、“论策”；教育的方式是“以德行、经术警悟后学”；教育的目标则是“纵不为世用，亦有成德”。从中也可见教育之普及，全民教育或不为夸张。
南宋时期，朱熹的理学思想对福建基础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朱熹无论自立私学还是为官兴学，都以天理人性为讲学宗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知漳州，一到任就着手整顿礼教，大兴社会教化，亲自制订颁布了《谕俗文》和《朱子家法》等一系列有关化民易俗的规则。他还亲自编了小学教材《小学》。
宋代福建刻书之盛，跟文教之繁荣关系密切。福建全境刻书，建阳之外的各地以官刻为主，官刻主要是正经正史，以及教材，科举辅助读物，闽学人物著作，理学著作，还有一些医书、类书等，偶有一些官员刊刻个人文集。建阳的刻书也多此类。引人注目的是各地私家刻书，多以书堂名号刻书，跟家族教育关系密切。而在宋亡以后兴盛的建阳书坊通俗小说编刊，与朱子理学密切相关。
由于人才繁盛，闽人著述也非常繁盛，宋人书目中著录的闽人著述占比非常大。宋代闽人小说类著作不少，如：宁化郑文宝《南唐近事》，浦城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编辑《杨文公谈苑》，仙游蔡襄《荔枝谱》
、《龙寿丹记》，晋江吕夏卿《淮阴节妇传》，延平黄裳《燕华仙传》，将乐廖子孟《黄靖国再生传》，邵武吴处厚《青箱杂记》，浦城章炳文《搜神秘览》，仙游蔡絛《铁围山丛谈》，蒲城何薳《春渚纪闻》，邵武黄伯思《石渠录》，浦城章望之《延漏录》、《曹氏女传》，延平陈正敏《遯斋闲览》，罗源余嗣《出神记》，长乐陈长方《步里客谈》，罗源陈善《扪虱新话》，晋江曾慥《高斋漫录》、《类说》，浦城章渊《槁简赘笔》，福州太平寺僧蒋宝《冥司报应》，浦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邵武廖莹中《江行杂录》等。可见宋代闽人颇尚小说编撰之风气。虽然这些小说当时未必刊于建阳或福建，但很显然，闽人小说著作也是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重要文化背景，闽人的小说著作和小说阅读与接受，无疑是建阳刊刻小说的文化场域之一。
宋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如上文所列举，曾慥《类说》、洪迈《夷坚志》、《容斋随笔》、张师正《括异志》、司马光《涑水记闻》、王明清《挥麈录》等，都是宋代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作品。可以说，建阳书坊出版了当时的一流小说。这跟宋代福建的文化鼎盛有关，宋代福建产生了大量著名文人，也有不少著名文人任职或游历福建，福建文化有能力走出去跟全国交流对话，因此，建阳书坊能获得当时文化领域一流水平的稿源。
宋代建阳书坊刊刻之小说，目前所见虽受限于文献，但或可视之为抽样标本，从中可见建阳刊刻小说、乃至全国刊刻小说之基本样貌。宋代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刊刻，正是宋代重视教育、推重知识的时代风气之反映。
宋代小说刊刻地域颇广，南宋全境各路都有刊刻。主要由于刊本佚失，对于宋代小说刊刻数量的准确统计非常困难。学界有人统计两宋笔记的刊刻分布，尽管“笔记”和“小说”概念不同，而且对于“笔记”的界定也很难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笔记”跟传统书目中小说一家的关系无疑最为密切，所以，我们暂以此作为一个参照，且为表述之便，以下同时使用“小说”和“笔记”两个概念。
顾宏义《两宋笔记研究》统计两宋85种笔记的刊刻分布情况：浙江19种，江西15种，福建11种，江苏9种，安徽6种，湖北5种，四川4种，湖南3种。以州府而论，刻书最多的自然是作为都城的临安府9种，其次则是福建建州6种。这些笔记大半出于官刻，官刻者计有36种，坊刻者14种，其他则为私家刻书以及寺庙刻僧人作品。
这个统计，就具体数字来说或许很难完备，但是就各地刊刻数量的大体顺序和比例来说，应该是大体符合历史情形的，因为浙江、江西、福建处于前三的排序跟宋代办学数量、科举进士人数等情况相吻合，刻书一定是跟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由此也可以见出笔记的刊刻与刻书业的发达、与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兴盛之间密切的关系。从这个统计，一方面可见宋代福建刊刻笔记在全国所处地位；另一方面，可见福建刊刻笔记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之一：福建刻书以建州最，建州刻书之盛以建阳书坊为核心，事实上福建各地刻书之盛都多少与建阳书坊有关系，而建阳书坊刻书兴盛，实与建阳所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建州处于闽北，与江西、浙江接壤，建阳刻书之盛正是得利于浙江江西的刻书、文教之辐射，江西和浙江为建阳刻书提供了作者稿源、流通信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资源和便利。
而福建全境的刻书和文教之盛，是福建刊刻小说的背景，更是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文化场域。学校普及、教育发达、科举兴盛的福建，其小说和笔记的刊刻不限于书坊，也不仅于建宁府。上文所述福建各地刊刻的小说和笔记还有不少，比如：朱胜非《绀珠集》刊刻于汀州，这是一部与《类说》体例相似而规模较小的小说资料类编，卷首有王宗哲绍兴七年（1137）序；《孙公谈圃》，刘延世录孙升所谈，乾道二年（1166）刊刻于汀州；程大昌《演繁露》，淳熙八年（1183）刊于泉州州学；俞鼎孙、俞经编辑《儒学警悟》，收录宋人著作六种，即《石林燕语辨》、《演繁露》、《嬾真子录》、《考古编》、《扪虱新语》和《萤雪丛说》，邵武俞闻中嘉泰二年（1202）刊于家塾；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宋理宗年间（1225—1264）刻于三山学宫；《横渠语录》、《龟山先生语录》，咸淳年间（1265—1274）吴坚刊于福建漕治。此外，上文述及洪迈《容斋随笔》卷一记载，南剑州学曾刊《云仙散录》，兴化军学曾刊《开元天宝遗事》。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小说和笔记，多为官刻，只有《儒学警悟》为私家刻书。其中，《绀珠集》、《孙公谈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于卷十一小说类，是汀州官刻本；《云仙散录》，《直斋书录解题》亦录于卷十一小说类，《开元天宝遗事》，《直斋书录解题》录于卷七传记类，此两书，因记载失真而为洪迈《容斋随笔》严厉批评，以当时的观念，作为笔记是不合格的，但这两者也都由官学刊刻。这些官刻，由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和学校刊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参与策划和刊刻管理，代表了知识精英阶层的价值判断。
知识精英阶层对笔记的认识自不必说，比如《儒学警悟》的丛书名，就很典型地代表了编刊者的认识和用意，俞鼎孙、俞经是把它们作为儒学著作来编辑的。这部丛书收录的宋人著作六种，即《石林燕语辨》、《演繁露》、《嬾真子录》、《考古编》、《扪虱新语》和《萤雪丛说》，皆为考释辩证类笔记，其中亦有些叙事性比较强的篇章，其性质与《涑水记闻》、《挥麈录》、《容斋随笔》等相似，而俞成之跋称其“大概为儒学设，亦为警悟用”
，正是因儒学之博闻需要而编刊。官刻和私家刻书刊刻小说类编（《类说》）和志怪小说集（《括异志》、《夷坚志》）性质的著作，其目的实与笔记刊刻相同，也是出于广见闻长见识的教育目的，因此小说编撰在抒情消遣、搜奇记轶的同时以真实性为叙事原则，这样的小说观念显然是由于跟笔记处于相同的历史语境而形成的共性。
宋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和笔记，显然一方面是因为书坊所在闽北地区文化发达，读书士子众多，小说和笔记有其受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官刻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示范和影响。宋代建阳刊刻之小说，表现了小说尚在雅致书斋而未走向社会大众之时的形态，也体现了宋人对于小说文类之认识。
建阳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在全国处于引领时代思想、时代精神的前沿地位，所以，建阳文化可为全国典型之缩影。宋代闽北理学鼎盛，学校与书院广布，闽北三府，学者群集，文人交往无非讨论学术，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因此对经史及经史考据类著作需求很大。刻书文化，是一个时代主流文化的物化表征。宋代福建，特别是闽北地区，为天下“理窟”，闽北刻书也最形象表现了宋代主流意识的好尚。闽北乃至福建的宋代刻书，无论官刻私刻，主要刻的是经史典籍、理学名著，还有些诗文大家文集，不少为名贤后裔刊刻先人著作，不无展示世传家风、家学渊源之意。现存闽北三府刊刻图书以经史著作为主，如上述，笔记类著作实与经史类著作同类，对于读书人来说是同类的知识与精神需求。
整个闽北乃至福建，好学崇理以为尚，那是一个文人积极向上、议论纵横、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在这样的刻书背景、理学环境下，小说的刊刻必然取相同风尚，否则被视为异类。如《容斋随笔》言“浅妄书”，就得到朱熹的响应，《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记载朱子言：“洪景卢《随笔》中辨得数种伪书皆是。”
这就是闽北小说刊刻和传播的环境。小说受主流文化影响，也是主流文化构成的一部分，刊刻什么类型的小说，什么类型的小说最为兴盛，也体现了主流文化的意志，体现了主流文化对接受群体的影响。
总之，小说发展至于宋代，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观念尚未能完全独立于笔记和其他实用文体而取得独立自足的美学意义，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跟笔记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建阳刊刻的小说类编和志怪小说集，以广见闻、长见识的实用性为主要目标，并由此规范了追求真实的小说编撰原则，正与文人笔记的内在品质相通。笔记往往偏重史事，长于知识和考证，其广见闻和求真实之用意更为明显，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编撰，实与笔记共同受制于当时重知识重教化的实用文学观念。但另一方面，文学文体意义的小说以抒情消遣的创作驱动、搜奇记轶的趣味爱好为内涵，其实也与笔记编撰有相通之处。笔记的特点是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笔记作者固然有出于勤奋而记读书所得者，但大体以闲散而为者多。如洪迈《容斋随笔自序》谓：“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
这种闲散之中不无消遣的意味，人生况味亦在其中。读书所见，见闻所及，有得于心，有趣于胸臆，与搜奇记轶虽然不同，但也都是文人雅好的表现。所以，宋代建阳刊刻之小说（包括笔记），正是小说流连于知识阶层雅致书斋的文本形态。很显然，宋代建阳书坊刊刻《类说》、《括异记》、《夷坚志》等小说，尚无自觉的小说文体独立的意识，他们的小说刊刻观念，是在官刻和家刻的影响下，也就是在精英知识阶层影响下的小说笔记一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