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左传译文》。现在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盛意，指定我承担“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中的《左传》这一选题，以为驾轻就熟，必然能如何如何云云。这使我非常惶愧。但是我想，温故而知新，这一工作可以有机会对《左传译文》做一些修正和修饰；再则，当时那个译本的目的在于配合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所以对原文的理解一以杨先生的意见为准，有些个人的看法未便立异，现在也正好借选译本以就正于读者。

在过去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之间，有过《左传》是“经”还是“史”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汉代今、古文经的学派之争，另有其政治背景。撇开了前人的陈旧观念，问题是很清楚的。《春秋》“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以解经即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所谓“以传解经，传不违经”；《左传》的性质则不同，它具有解经的成分，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一部以《春秋》为大纲，博采史籍、档案和口头传说而编写的历史书。据司马迁的记载，编写者是孔子的学生“鲁君子左丘明”。但是由于书中接触到的史实，时间下限已经超出左丘明所能见到的范围，所以后代的学者对《左传》作者和写定年代做过许多探讨，至今还没有得出比较权威的结论。我个人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左传》是在左丘明传授的基础上，经过后来儒家学派中的人物写定的，写定的时间应当在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以后的三四十年间。

近几十年，又有人提出《左传》一类历史著作能否算作文学作品的疑问。从学科的划分来说，文学和历史是两回事。史家的职责首先是如实地记录史实。在史书中，他必然对史实作出选择，但只能有所减省而不允许增加；他也可以对史实进行组织，但只能有所突出而不允许虚构。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左传》，立刻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书里记录了不少密室阴谋、闺房私语、个人独白，是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的呢？这是史家甚至标榜写实的文学家所一致忌讳的问题。直到清末，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对小说中的“事实”出处还都一一做了交代，可见它在人们心目中分量之重。第二，周代的史官制度，我们今天已经不大了然。即使如《周礼》所记有大史、小史的组织，《汉书》所记有左史、右史的分工，而且已经有了近似于后世“实录”那样的档案材料，然而《左传》中所记载的那些宏论伟词和末节细事，有许多是在当时的书写条件下无法记录的，有许多则是根本不必记录的。既然如此，那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其史料依据又是什么呢？

问题只能这样回答，就是这些历史记载中掺和了某种虚构。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左传》时说过：“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一册第166页）这真是一语破的之论。从简单的生活经验就近取譬，一个人写自传，对几年前、几十年前的事情，一般只能记得一个大体的轮廓和印象特别深刻的片段，在这样的基础上，依靠逻辑的想象使之鲜明，加以连缀，最终合成整体。所谓“逻辑”，就是在特定时、地、人的条件下，事情经过、言谈对答、思想活动都“必然”如此，主观上并非捏造，客观上也会被承认并非捏造。这种逻辑的想象和文学创作中的虚构“相通”，但是又必须服从于已经发生的史实，因而又“不尽同”。具体到《左传》来说，书中那些为史官无法记录或不必记录的史实，那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描写，应该都是虚构的产物，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其中有的是作者本人的创作，有的是作者利用的原始材料已经就是创作，即人民口头上长期流传的故事传说。

也许正因为如此，《左传》才被列进“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的选题之内。

关于《左传》的文学价值，读者可以在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中找到回答，也可以从本书每篇的说明中看到一些粗浅的意见，这里不再多说。下面对本书的体例作一些交代。

古文今译是一件吃力而不容易使人满意的工作。且不说译文几乎不可能体现原作的神韵，就是忠实表达原作的词义、句义，也常常使人陷于艰窘竭蹶。在先秦古籍中，《左传》并不是难读的书，但其中有些词句的解释，至今仍然是个悬案。写论文可以避开不引，作注释可以含糊其辞，唯独今译却无所遁逃。有的词句，阅读时心知其意，讲解时可以运用多种方式使人领会，而作今译却往往苦于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或句式。所以，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于达到的高标准。不过虽不能至，心里总还是向往的。《左传译文》比较偏重于学术性，希望先做到“信”；这套译注，要求一定的可读性，因而又适当注意了“达”，力求把语句译得流畅一些。此外，译文中尽可能避免出现过于现代化的词语，以免给读者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对一些无法译出的词语，比如官名、称谓，只好照原样不译，而在注释中作适当的说明。

本书选录了五万多字，为原书的四分之一强。选录的着眼点是作品的文学价值。选录时注意到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对一段故事在原书中因为编年排列而被割成两段以上的则加以合并，中空一行作为标志。入选各篇都据内容代拟标题，以清眉目。

注释是译文的辅助，凡译文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再出注。题目下的说明主要是对作品的艺术技巧作简单的提示，并对故事的背景作必要的介绍。为了处理上的方便，故事的背景有时也在有关的注释中加以说明。

译注工作中的主要参考书是杜预《春秋左传集释》、孔颖达《正义》、洪亮吉《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其中杨先生的著作仍然是最主要的参考依据。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陈新同志，以他一贯谨严细致的态度审阅全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又，注释中某些有关礼制的问题，曾得到王文锦同志的帮助。谨在这里一并致真诚的谢意。

沈玉成
1984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