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与尼科:1931至1938年
从1931年开始,库尔特一直住在法国南部,其间换租过多处住所。那些年,尼科和玛利亚跟随库尔特接连度过了四个暑假,幸福地享受着动荡岁月里仅有的一段与自己父亲共处的时光。当载着沃尔夫家族孩子们的火车哐当哐当驶离慕尼黑时,寒冷和教条逐渐被阳光和慵懒驱散,这正是德国人长久以来向往南方的原因。淘气的姐弟俩总会用手指拨动车厢厕所的指示牌,把“无人”调成“有人”,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等待上厕所的队伍从车厢的一端排到另一端。火车每到一站,尼科便会溜出车厢,在站台上跑来跑去,直到火车开动的前几秒才不慌不忙地上车,这让姐弟俩的母亲委托负责看护他们的犹太裔友人伊丽莎白·克莱默(Elisabeth Krämer)很是无奈。
到达法国后,姐弟一行最初并没有直奔法国里维埃拉(French Riviera)
的繁荣地带,而是先去了略显荒凉的“滨海区”(Petit Littoral)下海游泳,这里是以尚未开发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渔港为中心的沿海地带。犹太裔德国流亡作家西比尔·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在当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里的人文氛围,她这样记录道:“这里季风常拂海岸,阳光温而不燥,常年显示出朴素的美,与法国人性格里的甜美、犀利、敏锐与睿智相得益彰,再加上随遇而安的法式‘生活方式’(manière de vivre),滋生出一种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美好生活愿景。放眼欧洲乃至寰宇,唯有法国这片土地在战火中让人产生了自由的幻觉。”
尼古拉斯、海伦、玛利亚与伊丽莎白·克莱默
继祖母海伦对度假住所的要求很高,几经挑选后,才为家人选中了适合放松身心的休憩之所,如设在葡萄园内的卡巴侬度假小屋(Le Cabanon)与傍海而建的施伦贝格尔别墅(Villa Schlumberger)。这些地方完全融入自然,所以既没有自来水,也不通电。库尔特和海伦在入住时自带了好几盏油灯、一部手摇留声机和一台装有可充电铅酸电池的电子管收音机。在姐弟俩当中,库尔特更偏爱玛利亚。“我父亲觉得尼科肚里没有一点墨水,”玛利亚曾跟我说,“他和我在一起时可以讨论书籍和艺术。”那时候,玛利亚12岁,身高就已经将近五英尺十英寸(约1.78米),常陪同库尔特出入圣特罗佩的渔人舞会。在那里,常有人操着法语上前搭讪:“ 先生,能允许我和你女儿跳一曲吗 ?”遇到这种情况,库尔特总是会把他们支开。
1931年,我父亲和他的姐姐,在库尔特的陪伴下于圣特罗佩度过了数日无忧无虑的时光。两人有时去采摘无花果,有时跑到塞内基耶甜品铺,把糖果罐里的点心挨个品尝一遍。两人还发现了附近特雷耶·马斯喀特别墅(La Treille Muscate)的小秘密——如果它的主人,作家科莱特(Colette)正在接待宾客,屋外的路灯就会发出绿光,如果没有客人,灯光便会变成红色。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附近的裸体主义聚落住着一位名叫“巴龙·冯·沃尔夫”的德国贵族,他的姓与我爷爷一样。所以,原本写给巴龙的信件常会被误寄到爷爷这里。每次收到信件,他总会用无奈的口吻说:“ 我又得去把信送给那些光着身子的家伙了 。(Ich muss die Post wieder den Nudisten zustellen.)”对于这对姐弟俩来说,游走在破碎家庭间的日子虽然苦涩,却也别有一番滋味,至少能让他们暂时脱离被纳粹主义逐渐蚕食的德国。
尼科、玛利亚和库尔特的合照
在圣特罗佩的最后一个夏天,尼科突然向他父亲宣布,自己已经学会了开车。库尔特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对技术一窍不通,所以感到难以置信,于是让他把驾驶车辆的方法具体地写出来。尼科照做了,整理出一本图文并茂的 汽车操作手册 (Gebrauchsanweisung)。这本手册的内容非常详尽,爷爷大受震撼,甚至一度萌生了将它编辑出版的想法。库尔特最终决定让自己儿子试试身手,于是他俩坐上一辆1929年产的别克四门敞篷汽车,用备用轮胎轻压在油门、刹车与离合踏板上,他让儿子坐在自己腿上握住方向盘。就这样,父子俩开车沿着普罗旺斯的乡间小道一路向前,直到一名警官挥手示意他们停下。
尼科见状,慌忙挪到一旁的副驾驶座上。
“他个子太小,看不到挡风玻璃外面的景色,所以坐我腿上了。”没等警官询问,库尔特抢先开口。
“他不会是在开车吧?”
“不不,绝对不是。”
“请你出示驾照。”
库尔特不仅掏出了驾照,还故意亮出了自己的圣特罗佩警民联谊会会员卡。于是,警官摆摆手给他们放了行。
暂居圣特罗佩的田园牧歌生活虽然闲适,却并没有改变库尔特与海伦的“信仰流亡者”身份。到了1933年秋天,两人被迫沿着海岸线向东搬至山间的拉奇基塔别墅(La Chiquita),在那里可以俯瞰尼斯城。为了挣钱支付房租,两人将屋内的房间转租了出去。第二年3月,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在这里出生了。
流亡他乡期间,库尔特又拍卖了许多图书,同时也出售了一些画作。为了以防万一,他悄悄地把流动资金存放在瑞士和英格兰的银行。事实证明,此举很有先见之明,因为纳粹日后实施了外汇管制。那段时间,爷爷总是密切地关注着新闻,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留一些后路,比如把现金兑换成黄金埋藏起来,或是加入圣特罗佩警民联谊会这类组织。
截至1934年末,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尚未听命于希特勒政府,所以库尔特和海伦决定趁此机会赶紧搬到意大利,于是来到了佛罗伦萨城外的拉斯特拉阿锡尼亚(Lastra a Signa)。当年12月,他在尼斯给黑塞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
虽然我们很喜欢这座房屋和这里的乡间生活,但经济条件已经无法支撑我们继续待下去了。在今年秋天前,一直都有源源不断的房客入住这里,对外宣称是前来看望我们的德国老友。所以,我们挣到了足够的钱来支付房租。但是好景不长,自去年10月以来,德国颁布了新的货币管制政策,禁止德国公民出境消费德国马克。事已至此,我们便打算顺势而为,抓紧调用所有积蓄到意大利购置房产。我们相中了托斯卡纳的一处精致地产,那里不仅有一座房屋,还配备了几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不仅可供我们酿酒、榨油和种植水果蔬菜,还能够出产鸡肉、鸡蛋和牛奶等。只要墨索里尼先生和他的恶魔政治家们不变卦,我希望能在那里一直待下去。
库尔特说自己像个“回归土地运动者”(back-to-the-lander)
。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在1935年3月搬到伊尔摩洛别墅(villa Il Moro)后,便与一家农舍(意大利语:casa colonica)
为邻,其中的农户以帮忙打理别墅附带的田产为生,所抽地租足以养活一家老小。周围村子里的村民都知道,如果遇到急事,可以去找“那个住大房子的德国佬”借用汽车。作为感谢,这些当地的村民也会不定期地上门看望库尔特与海伦。库尔特和海伦现在身在意大利,得以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转租房间的生计。有一天,库尔特得意扬扬地向海伦夸口说:“咱的生意真是
蒸蒸日上
(ein florierendes Geschäft)啊。”不料,海伦立刻讽刺道:“我看是
江河日下
(ein deflorierendes Geschäft)吧。”
库尔特虽然流亡在外,但仍旧十分注重维护自己的儒雅庄园主形象,喜欢在周围村民面前转文弄词。早在莱比锡经营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期间,库尔特为公司争取到了首批审稿人,威利·哈斯便是其中之一,此人回想起在1937年拜访爷爷另一处租住地[位于流亡意大利的最佳登陆地之一厄尔巴岛(Elba)]的经历。据他回忆,他乘坐火车途经多站,最终抵达意大利主岛的最后一站,计划与库尔特在那里碰面。两人一见面,库尔特便迫不及待地让这位老同事讲述途经佛罗伦萨时的见闻。
“我把佛罗伦萨看了个遍。”哈斯回答说。
“那你看到圣阿波罗尼亚修道院(Sant’Apollonia)里卡斯塔尼奥
的壁画了吗?”
“没有啊。”
“那你现在赶紧转身回佛罗伦萨,等看完壁画再回来找我,我今晚就在这儿等你。”
于是,哈斯遵照库尔特的嘱咐,立即原路返回佛罗伦萨。事后,他非常庆幸自己当初听了库尔特的话。
父亲尼科青少年时期的照片,拍摄于某次在伊尔摩洛别墅度假期间
随着库尔特与海伦在意大利乡村逐渐站稳脚跟,他们的儿女尼科和玛利亚也开始期盼着趁学校放假去伊尔摩洛别墅度假。那段时间,库尔特正在为一家慕尼黑出版社筹划一本法语图书的翻译事宜。为了避免因自己的身份与客户扯上麻烦,他特意使用了笔名。1935年,库尔特还用两周的时间接待了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和他的妻子,还有作曲家阿尔玛·马勒·韦尔弗(Alma Mahler Werfel)和她的丈夫,并与他们共同商议创办一家 流亡出版社 (Exilverlag)。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库尔特愈发感到不安,因为他身在一个法西斯政权国家,却持有另一个法西斯国家的护照,这个护照是否能顺利得到续签,完全得看部分法西斯当权者的心情。
《纽伦堡法案》颁布后,库尔特和尼科甚至考虑过如何获得“‘ 雅利安人’血统证明表 ”,因为德国政府规定,任何人想要保留德国公民身份,就必须获得此证件。
尼科的“‘雅利安人’血统证明表”
尼科的“ 血统证明表 ”,内容系他父亲亲手填写,上面盖有“审核通过”的印章。这张表背面的紫色鹰徽万字符章清晰可见,仿佛在昨天才刚刚被盖上去。爷爷填写的内容显示,他的职业是 农民 (Landwirt),而不是为犹太作家或“反动”艺术家出书的出版商。此外,库尔特的母亲玛利亚(即尼科的祖母)的宗教信仰也被爷爷填写成“新教教徒”,理由是玛利亚不仅受洗成了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孩子在出生时也立即接受了洗礼。(注意,左侧表头第五行括号内注有“皈依前的信仰”,意思是填表人须写清皈依前的宗教背景,倘若如实填写,就会暴露玛利亚·马克斯皈依前的身份,所以爷爷在填表时刻意忽略了此要求。)慕尼黑的一位公证员赫普勒(Justizrat Hippler)对此表进行了公证,证词为:“兹证明,表中所填信息与申请人提交给我的原始文档信息一致。”
我爷爷还用工整的字迹为自己填写了一张申请表(该表同样得以保存至今),但自始至终没有将它提交给相关部门审批。此外,爷爷的护照将于1938年11月到期。起初,库尔特为了续签护照四处奔走,填写了成堆的申请书与表格(大多数填写于1937年),甚至忍辱负重,在其中一封申请书的落款处违心地写下了“ 谨致以德国式的问候 ”(mit deutschem Gruß)——这是他所能容忍的最接近“希特勒万岁”的措辞。但最终,库尔特和海伦却选择申请并获得了法国旅行签证(法语:titres de voyage)。“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库尔特在1938年8月致信哈森克勒弗尔时说,“是因为我们俩都不再想要德国护照了。”他心里十分清楚,鉴于自己的复杂身份,向纳粹申请续签护照本就希望渺茫。除了“犹太血统”问题外,纳粹还能轻而易举从他身上挑出其他种种问题。七年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女儿玛利亚被慕尼黑的一家书店解雇,老板给出的理由竟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文化布尔什维克’(ein Kulturbolschewik)”。失去工作的玛利亚只好和新婚丈夫前往弗莱堡谋生。
而在我父亲就读的寄宿制学校,校长恩斯特·赖辛格(Ernst Reisinger)仍在尽其所能为“ 混血儿 ”学生提供保护,最大限度地抵制纳粹势力的影响。为了应对纳粹的审查,这位校长在学校于1938年发出的所有公函中,巧妙地使用了“ 谨致以德国式的问候 ”这类中性措辞,因此得以蒙混过关,我从家族老物件中发现的两封家长会邀请函便是如此。从1939年起,他才被迫开始改用:“ 希特勒万岁 !”据我父亲回忆,这位校长为了和当局周旋,不得不在用人策略上做出了妥协。例如,他曾聘用了一名钢琴教师,此人的丈夫是当地的一名纳粹高级军官。总而言之,为了保护学校中的“一等 混血儿 ”,这位校长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这些“一等 混血儿 ”中,比我父亲年长一级的乌苏拉·朗格(Ursula Lange)在战后嫁给了父亲的表哥伊曼纽尔·默克(Emanuel Merck)。
我们在今天习以为常的“身份认定”,本应是个人选择,在历史上却是由一小撮人主导的“特权”。我找到的一张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顺道府中学的照片提醒我,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身份认证”不是个体能主动决定的,而是被迫要官方认定。这种“认定”如影随形,无人可以逃脱:纳粹当局想要弄清某个人的身份,会往上倒查几代人的家庭背景与宗教信仰文件,一旦产生任何怀疑,便会炮制出各种表格与标准坐实他们的判断。照片中站在后排中间的便是我的父亲尼科,他的黑色短卷发在清一色金发中显得格外醒目。父亲的老师与同学能完全接纳他吗?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了“‘ 雅利安人’血统证明表 ”的认定,父亲真就能隐瞒住自己的身份吗?在这张照片中看到他是一个局外人,如此显著,不禁让我思考他、库尔特以及我自己的犹太根源。要这么做,就不得不追溯远早于大屠杀的日子,这些日子里,德国犹太人已经处于危险境地。父亲的努力适得其反,他越是想融入日耳曼民族,就越发能够感受到自己犹太身份的格格不入。
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顺道府文理中学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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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造访了柏林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 Berlin),其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使用蜿蜒的展廊将建筑内部扭曲的空间连接起来。从空中俯瞰该馆,可以看到一道曲折的线条,仿佛被割断的“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馆内设有永久的展览,全面地向世人展示着德国犹太人的悲惨历史。19世纪初,德国犹太人口仅有几十万,其中大多数都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穷人。后来,像库尔特的母亲玛利亚·马克斯那样的一部分犹太人先富了起来,这些人选择移居城市,渴望融入当地的文化。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德国犹太人虽然踌躇满志,却被无情地排斥在大学教授等工作之外,也不得在军队或政府中担任公职,只能从事律师、医生、商人、工程师或企业家等职业。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许多犹太人不得不改宗基督教。不过,这些人在皈依天主教或新教后,却没有礼拜上帝,而是崇尚人类理性的启明星——知识,将图书馆、博物馆与音乐厅奉为圣所,他们中很多人十分推崇歌德,对于这位哲人的文章信手拈来。歌德认为,宗教信仰易情随事迁,唯有“礼仪教化”之伟力旷日持久。他曾豪言:“懂得艺术与科学之人,自有信仰;不懂之辈,方信宗教。”
在整个19世纪,约有22000名德国犹太人皈依基督教,我的祖辈便在其中。例如,爷爷库尔特的外祖父奥古斯都·卡尔·路德维希·马克斯(August Karl Ludwig Marx)便在1837年皈依基督,那时他才15岁。此人后来入行土木工程师,成了当地的煤矿与铁路大亨。他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却仍坚持将做生意积攒的大部分财富捐赠给犹太慈善团体。这位先人迎娶了同样皈依基督的表妹贝尔塔·伊莎贝拉(Bertha Isabella),也就是我的高外祖母,其父是一名医生兼书画收藏家,他不仅在波恩城的医疗机构担任官职,还坐拥连接波恩与科布伦茨(Koblenz)两地的部分铁路。他们与歌德和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两家人密切交往,前文已说到,少年时期的库尔特有次去看望他的祖母时,意外发现了外祖母和这两家人交往的证据。贝尔塔的父母同样是表兄妹结婚,两人的祖上几辈都是有头有脸的犹太裔莱茵人。
游走在犹太博物馆的各个展厅之间,我看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内容,其中之一便是“受洗的犹太人”这一话题。根据当今的世俗观点,如果一名犹太人选择皈依基督教,那么他将再也不会被视作犹太人。但在历史上,犹太教律和纳粹意识形态却出奇地达成了一致:一个人的生母若是犹太人,那么此人的犹太血统将伴随他从生至死,不会因此生中的任何抉择而发生改变。“受洗的犹太人”这一称呼之所以在19世纪的德国被频频提起,正是因为“皈依后的犹太人”根本没有被当时的社会接纳。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原名Harry Heine)从小在莱茵兰长大,曾发誓决不会皈依基督,但为了拿到所谓“融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于1825年选择“跪倒在基督十字架下”。不过,这个决定很快让他悔不当初,因为“他既为犹太人所不齿,又在基督徒面前低人一等”,成了德国犹太人口中的“里外不是人”。德国裔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在“二战”前逃往美国,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受洗的犹太人”)这样评价道:“这就像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暴发户,真正的精英瞧不上他,下层民众又在背后戳他脊梁骨。犹太人私下里唾骂他是一条向基督世界摇尾乞怜的狗……而在基督社会这边,人们怀疑他别有用心。19世纪70年代,反犹情绪日益高涨,他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受洗的犹太人”在私人生活中因双重身份饱受诟病,在公共文化领域却大放异彩。德国以文化扬名,其很大一部分文化成果便出自犹太裔德国人之手。截至20世纪中期,犹太裔德国人已在各个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科学界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里夏德·维尔施泰特(Richard Willstätter)以及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音乐界也是群英荟萃,如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特霍尔迪(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库尔特·威尔(Kurt Weill);哲学界涌现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和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文学界同样名人辈出,作品曾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过的就有埃尔莎·拉斯克-许勒(Else Lasker-Schüler)、瓦尔特·默林(Walter Mehring)、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和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前文提到的卡夫卡、克劳斯、罗特与韦尔弗等人,虽出生于维也纳或布拉格,但也可被归入犹太裔德语作家之列。不幸的是,德国在民粹主义、军国主义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三股势力的裹挟下,被拖入了战争的旋涡,接连发动三次侵略扩张。在此背景下,木秀于林的犹太裔德国人招来了嫉恨的目光,被妖魔化为与德国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者”,滋生反犹主义的温床就此形成。回望19世纪,无论犹太裔德国人曾做出过怎样的贡献,无论他们取得过怎样的成就,都会遭遇无端的打压与盲目的排挤。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库尔特的母系祖辈,诸如所罗门·冯·哈伯与莫里茨·冯·哈伯等人,被迫自力更生,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最先定居德国的是来自波西米亚、加利西亚与意大利三地的拉比,其中有一位甚至成了特利尔城(Trier)的大拉比。此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伟大的社会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先人。若继续往上追溯至18世纪,家族的一位犹太祖先名叫摩西·沃尔夫(Moses Wolff,注意:此人虽然也姓沃尔夫,但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与库尔特那些信奉新教的父系祖辈没有任何关联)曾担任私人医生,服务的对象是克雷门·奥古斯特(Clemens August)与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Maximilian Friedrich),这两人是莱茵选侯行政圈内的两位选帝侯,拥有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权。家族中像摩西·沃尔夫这样的先人还有不少,他们多在当地各类犹太委员会与理事会中任职。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取得的成就来看,还是从书画收藏的数目上看,家族祖辈都为德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心血。
但在反犹情绪面前,再多的贡献也无济于事。前文中所罗门与莫里茨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在18世纪与19世纪,纵使是地位显赫的德国犹太人,也同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库尔特身上,轮到他重蹈先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