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痴迷技术的男孩，到被时代抛弃的“废君”

尼科：1921至1939年

库尔特：1924至1933年

在德国逐渐站稳脚跟后，我爷爷库尔特把家安在了慕尼黑的皇后大街。他在楼上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间儿童房：屋内的浅棕色地毡与焦油皂散发出独特的香味，房门特意采用了皮革软包设计，门板上点缀有黄铜门钉。但是，库尔特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我的父亲尼科和姑姑玛利亚只能在儿童房内活动，不可以跑出保姆的看护范围。文学家登门拜访时，遇见孩子们的机会也不多。泰戈尔就是其中一位，但他那次顺道留在爷爷家吃午饭时，我的爸爸还没有出生。“泰戈尔留着灰白色的长须，举止沉稳，令人敬畏，”库尔特在四十年后回忆道，“所以我三岁的女儿完全把他当成了上帝下凡，乖巧地坐在他的大腿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除周末的午餐外，沃尔夫家的孩子平常不与父母一同吃饭，他们的每日餐食都是固定的菜谱——午餐是奥地利清炖牛肉（Tafelspitz）配菠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尼科都会像仓鼠一样把食物塞满两腮，等到午睡时再悄悄地吐出来。保姆梅勒妮·齐特琴（Melanie Zieher）严格执行库尔特制定的家规，因此被孩子们称为“警察”：她不仅禁止孩子们在吃饭时喝水（因为喝水胀肚，孩子们吃不下饭就会营养不良），而且还刻板地遵守弗莱彻法则（Fletcherism），要求孩子们吃东西细嚼慢咽，直到食物在口中变成液体。此外，由于餐食中盐分很少，嘴馋的玛利亚和尼科便会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地舔墙。

保姆梅勒妮一生未婚，曾诞下一名私生子，但因无力抚养，最终只能将孩子送人。因此，梅勒妮将未得到满足的母性全部投入到了本职工作中。当库尔特家的孩子们因吃饭问题同家长斗智斗勇时，梅勒妮总会站在孩子们这边，悄悄地把自己的工餐分给他们。“‘警察’、玛利亚和我是一伙儿的，”家父曾跟我说，“我母亲自己一伙儿。这里不算我父亲，因为我们平常根本见不着他。”当时我父亲已有三岁。有趣的是，奶奶的一位好友——意大利驻慕尼黑领事曾送给爸爸一只名叫佐施（Zoschl）的毛绒熊作为礼物，梅勒妮也把这个毛绒熊当成孩子一样照顾。

1925年的一天，库尔特携全家前往瑞士旅游，但在途经恩加丁（Engadine）的贝尔格尔山谷时，他驾驶的别克车突然发生故障，抛锚在通往索里奥村（Soglio）的上坡。这条土路又陡又窄，全家人进退两难。见此情况，尼科非常着急，于是跳下车，气急败坏地用拳头捶打车身。库尔特却淡定地坐在驾驶室内，甚至都没有弄脏自己的白手套。作为一个技术白痴，他坚信一定能等到某个手艺高超的好心人出现，因为自己总有这样的好运气。

与我的技术白痴爷爷不同，爸爸总是好奇各种物件的工作原理。例如，在家里听唱片机播放音乐时，尼科认为唱片机里一定藏着会唱歌的小人儿。再比如，照相师在按下相机附带的气压灯泡时，常对孩子们说：“看，小鸟飞来啦！”（Watch for the birdie!） 但尼科是个头脑清晰的男孩儿，他发现从来没有什么小鸟出现，于是逐渐意识到，这句听烦了的话只不过是摄影师用来骗小孩的招数。不过，尼科天生乐观，像这样“上当受骗”后，也不会撒泼打滚。相比之下，姑姑玛利亚的性格则有些泼辣。有一次，年仅十岁的她穿着漂亮的衣服去逛慕尼黑的英国公园。两位举止优雅的妇人看到如此可爱的小女孩，便忍不住拿她逗乐，不时发出惊叹声。玛利亚听到后非常生气，索性一下子跳入泥坑，一边打滚，一边大声尖叫：“两个丑女人，胖得像猪！（Schweine Dame!）”面对女儿当众撒泼，库尔特与伊丽莎白的反应大相径庭：伊丽莎白站在一旁尴尬不已，库尔特却乐得哈哈大笑。就这样，两人因育儿观念产生了分歧，他们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玛利亚性格强势，人高马大，所以总能争得爷爷的偏爱，而作为家中老二的尼科却不行。玛利亚还常常带弟弟玩一种名叫“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过家家。在游戏中，玛利亚自称是“库尔特·沃尔夫”，强迫尼科扮演赫特莱恩夫人（Frau Hertlein），对他呼来喝去。尼科一开始很不情愿，但想到玛利亚比他大整整三岁，而且还高出他一头，只得乖乖从命。

这种“妈不在爹不爱”的成长环境，对我父亲也有益处。父母总是不在身边，他不再奢求他们的关注，不像他总会引人注意的姐姐玛利亚，她常常悄悄溜进母亲的衣帽间，然后关上房门，找出丝巾，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享受它的质地和香气。就这样，尼科一天天长大，有一副好脾气，也练就了自得其乐的本领，沉醉于研究各种工艺，令家庭其他成员羡慕不已。但是，出生在一个四体不勤的文人世家，想要成为一名巧匠，就得抓住一切机会勤加练习。于是，爸爸拆开了家中的各个钟表，弄明白它们的工作原理后，又把它们重新组装好。有一次，他甚至拆掉了他母亲的缝纫机，然后又把它恢复原样。在多出一个零件的情况下，这台缝纫机居然还能正常工作。“你早晚能得诺贝尔奖，”玛利亚见状，在一旁揶揄道，“我老了就指望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尼科的兴趣会转向书籍、绘画和音乐，但那会儿没有什么能与机械小玩意儿、汽车和飞机竞争。他总是要去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看火车头和飞行器，“警察”实在是受够了，家里只得雇了其他人来做。

1925年春，我的祖父母租住在佛罗伦萨市郊费埃索（Fiesole）的坎塔加利别墅（Villa Cantagalli）内。这座别墅建在托斯卡纳区的山坡上，费利斯·卡索拉蒂（Felice Casorati）创作了我祖父母的肖像画。尼科和玛利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个春天将是他们童年最后的美好时光。在伊丽莎白常倚坐的别墅花园的院墙之外，在托斯卡纳的山丘之外，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袭。

第二年，库尔特又拍卖掉一批手中的祖本与摇篮本藏书，总售价约37.5万帝国马克（价值约等同于现在的126万美元）。在库尔特再次获得稳定收入前，这笔巨款支撑他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那时候，德国的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用我小叔克里斯蒂安的话说，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财富在面前消失”。库尔特虽然是一个追求享乐的人，但在这样的通货膨胀面前，也学会了精打细算。即便如此，到了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还是使爷爷的公司陷入了财务困境。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夫妻感情也在这期间走到了尽头。

“我有喜事儿要和你分享，”1928年圣诞节刚过，伊丽莎白写信给她已寡居的母亲克拉拉·默克说，“我俩早就想给家里添个新丁，玛利亚和尼科也一直想要个弟弟。这个夏天，这个小家伙就要降临啦。这些年，我俩一直想要再生个孩子，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期盼他从我肚子里出来那一刻。当然，为了要这个孩子，我们也是克服了种种顾虑，这些等咱们见面时再细说。”

这些顾虑可能和生意有关，因为到伊丽莎白写信前，库尔特已经暂停了大部分出版活动。当然，他们也可能是担心伊丽莎白是否还有能力再生一个孩子：一是因为她已经38岁了，二是因为她在七年前生下我父亲后，便罹患肾盂炎住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她在信中没有言明的事实——她和库尔特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

在结婚后不久，库尔特便养成了给岳母写信的习惯。两人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书信往来，他也十分尊重克拉拉的建议。1929年2月末，库尔特在一封信中详细地向岳母汇报了她女儿怀孕的情况。“在过去几周里，伊丽莎白总感觉不舒服。从这周一开始，她还得了重度流感，一直高烧不退，无法下床。”一周后，库尔特在信中继续写道，“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们所愿，伊丽莎白的病情正在恶化。”又过了两周，库尔特的文字更加沉重：“伊丽莎白有出血状况，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妙。以防万一，产科医生把她送到了医院。”

仅仅两天后，也就是3月21日，这场磨难终于结束。“今天这封信里，我告诉您的全是坏消息，”库尔特在信中这样写道，“伊丽莎白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分娩，在今早生出的却是死胎。阿尔布雷希特医生（Dr. Albrecht）告诉我，那是个男孩。”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夭折的叔叔，因为我父亲从未跟我提起。在知道这件事后，我也没有追问更多的内容。

经历这次难产，我的奶奶患上了败血病，卧床两个多月才病愈出院。

*

多年后，库尔特这样描述刚结婚时的感受：“婚姻如牢笼。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我从办公室回家，看到伊丽莎白就在门口等我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对于此事，我的奶奶在更晚的时候跟玛利亚解释说：“我那时候太年轻，不理解他的想法。”

家人不太清楚库尔特什么时候开始和其他女人有染。更重要的是，他们弄不懂库尔特风流成性的动机——是想一直脚踏几条船？还是想追求新鲜感，随时准备抽身？前一种猜测源于家中一位表亲。据他所说，库尔特会定期召集情妇到慕尼黑的一家酒店，在大厅内边喝咖啡边聊天。他不仅擅于操纵聊天的话题，还能在打情骂俏间不时地关心每位情妇的近况。［用这种咖啡茶话会（Kaffeeklatsch）的形式，是避免误会，表明每位女士都地位平等，没有哪一个是被包养的。］另一位表亲则支持后一种猜测。他说：“库尔特总坐长途列车出行，常在夜间出手猎艳，江湖人称‘夜车老司机（Night Train）’。”

实际上，库尔特可能是两种情况通吃。他认为自己在情场中更善于迎合，而不是榨取。他常把歌德（Goethe）的一句名言挂在嘴边：“如果一个人的品行远在我之上，那我别无选择，唯有以爱示之。”这句话的本意是形容管理者尊贤爱才，但是经过曲解，便为滥交行为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有一次，姑姑玛利亚告诉我，库尔特在晚年时曾向她坦白，年轻时沉迷女色浪费了他太多时间，不然他可能会成为更优秀的出版商。“说起你爷爷年轻时做的风流事，重点压根不是做爱，而是勾引。他就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

库尔特的风流最终结出了野果。据我所知，他在外面只有一名私生子。这个孩子名叫依诺克（Enoch），出生于1926年7月7日，比我的父亲小五岁，孩子的母亲安妮玛丽·冯·普特卡莫（Annemarie von Puttkamer）不仅是爷爷公司的翻译，而且还是库尔特老战友杰斯科·冯·普特卡莫（Jesko von Puttkamer）的女儿。得知丈夫老战友的女儿喜得千金，我奶奶比任何人都高兴，亲手做了一整套婴儿装给安妮玛丽，完全不知道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丈夫与情妇诞下的。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真相很快暴露了。

1929年暮春，就在伊丽莎白难产出院后不久，库尔特便告诉她“不想再维持这段婚姻”。这一年6月，我的曾外祖母克拉拉·默克（即爷爷的岳母）前来慕尼黑看望夫妻俩，却得知了两口子即将分手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6月15日早上，库尔特驾车送他的岳母前往慕尼黑车站乘坐返回达姆施塔特的列车，并且专门进入车厢将她安顿妥当，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列车还没驶出站台，默克就因悲伤过度突发中风逝世。

但是，“不想再维持这段婚姻”并不意味着“必须要离婚”。在分手前，一家四口仍如往常一样维持家庭生活，甚至共同前往恩加丁度假，这已经是 1930年圣诞节的事情了。这段时间里，伊丽莎白也和生产住院期间精心照顾她的产科医生阿尔布雷希特确立了关系。库尔特的日记记录了他们分手前的生活乱状—— 2月5日：E（伊丽莎白）、阿尔布雷希特和AvP（安妮玛丽·冯·普特卡莫）……E同阿尔布雷希特在一起；3月13日：伊丽莎白陪阿尔布雷希特过夜；5月3日：AvP把依诺克带来了 。

1930年5月16日，伊丽莎白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库尔特最后一次与我共进早餐。到了8点钟，他就驾车离开了。”对她来说，这无疑是“最糟糕的一天”。为了缓和心情，她来到慕尼黑的植物园，聆听一位心理分析师讲述如何调节情绪，在那里挨过了一下午的时间。这位医师来自达姆施塔特，此前曾帮助伊丽莎白治疗神经紧张综合征。

不久之后，汉斯·阿尔布雷希特明确表示想要与伊丽莎白结婚。于是，她主动向库尔特提出了离婚，并在第二年初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时的德国法国规定，夫妻想要解除婚姻关系，必须有一方承认自己是过错方，并且过错方需公布自己的婚内出轨对象。库尔特按照规定履行了手续，但在指认出轨对象时，他考虑到自己的情人都是社会地位显赫的贵妇，不能因此影响到她们的名誉，于是找来了一名女工顶包。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这位女工到底真是他交往的其中一名女友，还只是被骗来或雇来当庭做伪证。但从离婚协议书上来看，库尔特承认：“从1930年春开始，与面包师的妻子艾达·波林杰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两人常常在私会时接吻和爱抚对方身体。”

尼科和玛利亚并没有因为父母的离婚感到太多痛苦，因为这段婚姻并非全是怨恨，父母陪伴姐弟俩的时间也并没有那么多。相反，他们似乎都已做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你爸爸可不一般，他虽不爱说话，对父母的事很少发表意见，但心里什么都懂，”我的姑姑在1996年去世前不久告诉我，“依我看，父母离婚和再婚没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觉得这很正常，而且他们把新欢带入我们的生活，反而让我们的经历比别人更丰富。我在小时候就有一个想法：长大后结两次婚，这样我就能有一个很不错的‘扩充’家庭了。”

1931年3月，我奶奶与阿尔布雷希特医生完婚，定居在慕尼黑的宁芬堡区。他俩走到一起，全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十年前阿尔布雷希特医生给我奶奶接生时，简直紧张到手足无措。现在想来，他那时大概就已被这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了。不久，尼科和玛利亚也搬来和他们同住，四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爱好演奏小提琴与中提琴，擅长水彩画，性格中自带巴伐利亚州农民的豪爽。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业余魔术师，加入了魔术师协会（Der Magische Zirkel），常进入私人住宅表演。出于以上原因，尼科和玛利亚很快便喜欢上了这位继父，常听他讲述产房里发生的故事，全不顾他们的母亲有多尴尬，其中有一件事令他们难忘：深更半夜，焦急万分的护士走出医院，正好在路边遇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于是激动地喊出声来：“ 阿尔布雷希特医生，快来！她的宫颈口已经开到五马克硬币大小了！ ”

伊丽莎白觉得，阿尔布雷希特这样毫不避讳地与孩子们谈论生理问题有些不妥。所以，可能是为了让孩子们避开此类话题，奶奶加入了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强行让孩子们诵读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的文章，并且把他们拖去市内的音乐厅做礼拜。但这么做为时已晚，玛利亚早已在继父的影响下变得我行我素，最终因性格叛逆被寄宿学校开除。1931年的一天，玛利亚被赶出学校。那天，她早已各自成家的父母亲都沉浸在自己的新生活中，谁都不愿去慕尼黑车站接她。年仅13岁的玛利亚只好独自一人拖着行李箱走回家。

相比不成器的姐姐，尼科立志成为“教化中产阶层”的接班人，此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文理中学毕业考试。他选择在慕尼黑的马克西米利安文理中学（Maximilians-Gymnasium）就读。但是，尼科有些抵触这所学校的教学模式，所以他很少交作业，但天冷或下雨的时候除外——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他只能坐有轨电车上学，而坐车的时间正是补作业的好时机。

从那时起，德国政府已经开始走上法西斯道路。1933年2月，法西斯分子制造了嫁祸于德国共产党的国会纵火案。此后不久，德国议会于1933年3月通过了《授权法案》（Enabling Act），该法案对《魏玛宪法》做出了修正，授予希特勒不受议会限制的充分立法权。1934年8月，我父亲正和我奶奶在瑞士度假时，突然听到一则重大新闻：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逝世，希特勒继任总统职位，并自封为“元首”（Führer）。第二年，纳粹党在每年一次的党代会上通过了《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该法案正式褫夺了45万名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的身份从“帝国公民”降至“国家臣民”。这样一来，还有5万名身份特殊的德国人在身份认定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的先辈是犹太人，但已皈依了基督教。在纳粹看来，犹太人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种族，如果某个德国犹太人只有母系祖辈接受过基督教洗礼（譬如库尔特这种情况：只有外祖父母受洗），那么此人不可以被认定为真正的基督徒。因此，这部分德国犹太人获得基督徒身份的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有三代以内的父系祖辈皈依基督教。不过，如果你属于纳粹所说的“混血儿”（Mischling，共分为两等，父母中有一方具有雅利安人血统的，被称为“一等混血”，其后代被称为“二等混血”），便可以暂时保留公民身份，但在纳粹看来并不完全属于日耳曼民族。

就在这一年，在重读了相当于六年级的课程后，尼科与马克西米利安文理中学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该生毫无上进心，对每一门课程都漫不经心，”这所学校在1934—1935学年末的成绩单中给出了这样的评语，“在重修了本年级课程后，才勉强达到及格标准。”

不过，尼科与学校之间的不快并没有持续太久。1935年，年满14岁的尼科在这年秋天离开了马克西米利安文理中学，前往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顺道府文理中学（Landheim Schondorf）。在这所寄宿制学校，尼科终于如鱼得水：他不仅可以参加帆船与摄影课程，还有机会设计和搭建戏剧布景，这些内容需要用到数学与拉丁语，所以他对这两门课的兴趣愈发浓厚。他甚至还参加了布鲁克曼出版社（Bruckmann）举办的商标设计征集评选，并获得一等奖，作品中，一座桥（Brücke）和一个人（Mann）的形象交叠在一起。“他在顺道府文理中学混得风生水起，可谓文体双全，”玛利亚曾告诉我，“最主要的是，他摆脱了我的阴影。但说实话，我以前只是吓唬他，并没有恶意。”

从1939年开始，尼科的母亲经常翻看他学校的学生名册，并在一部分学生的名字旁标出纳粹万字符。这些标记得以保存至今，所对应的学生的父母均是地位显赫的纳粹党徒，如纳粹宣传画师埃尔克·埃贝尔（Elk Eber）、基尔籍海军上将赫尔曼·伯姆（Hermann Boehm）、纳粹党卫队区队长（SS-Oberführer）恩斯特·波埃普列（Ernst Boepple）。波埃普列因在德军占领波兰后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于1950年在克拉科夫（Krakow）被处以绞刑。通过此名单，我们可以看出，纳粹势力已渗透进校园。但在尼科就读于顺道府文理中学期间，该校的校长致力于教化事业，接收了大量的“混血儿”学生，使这座校园成为暂未受到纳粹“一体化”政策（Gleichschaltung） 过多染指的安息之所。

但是，在每周三的晚饭后，我父亲仍需要穿上棕色制服，戴上纳粹万字符臂章，在年长学生的带领下，与学校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一同前去参加每周的俱乐部晚会（Heimabend）。“在晚会上，他们不仅向我们灌输假大空的废话，还歪曲‘一战’的史实，大肆宣扬德国在‘一战’中惨遭出卖和蹂躏，”他曾告诉我，“会上还含沙射影地提到反犹主义的东西。我们只得假装欣然接受，不然就会给父母或者学校带来麻烦。”

尼科还提到，学校还有少数比他血统更纯正的犹太人，他们被纳粹禁止参加晚会。“说实话，我们非常羡慕他们。”

*

我爷爷虽然私生活混乱，但在企业经营困难时，仍能够严格地坚守自己的底线。1930年6月23日，他在写给韦尔弗的信中这样说道：

恕我无能，我不愿再继续维持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运转……公司的经营状况已让我身心俱疲。在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感觉自己慢慢地灯尽油枯。等到通胀结束和物价回稳那天，我恐怕兜里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有大量的库存书，但他们都是用劣质纸张印刷而成。通胀刚发生时，图书的销量并没有受到影响，我和其他书商一样误判了形势，雇佣大量员工扩张业务。我觉得，这些在通胀期间与我共克时艰的员工，我务必尽最大努力把他们留下来……虽然公司的现金流断裂，虽然读者品位骤变导致大量的库存图书滞销，虽然宣布破产在现阶段看来并非什么丢脸的事情，我也不愿意走出这一步，更不愿意步这时期很多书商的后尘——因破产而沦为债权人、印刷商和装订商操纵的傀儡。我虽然身无分文……但我愿尽可能地抛售资产来偿还债务（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会拖欠任何债务）。

“公司的业务为何停滞了一段时间？”库尔特日后曾在一篇笔记中扪心自问，“我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没有任何新颖作品出现的迹象。”作为一名以标新立异为卖点的书商，库尔特以往出版的作品有表现主义、泰戈尔诗作和弗莱彻主义，这些作品一经出版便会被抢购一空。但仅仅五年后，他出版的800册卡夫卡首部单行本作品竟有半数滞销。除卡夫卡外，其他作家［如穆齐尔（Musil）、罗特（Roth）、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也历经数年才找到拥趸。不过，库尔特还是在那段困难时期坚持出版了这些作家的作品，把它们当成是延期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才到期兑付的债券。事后证明，他很有先见之明。“库尔特·沃尔夫看中的作品，如今很多都成了经典之作。”《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在1970年这样评价道，“所以他有资格对外宣称，当初虽凭借一腔热情做出了冲动的决定，但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后果已得到了弥补。”

库尔特并没有解释公众口味变化的具体原因。不过，据我猜测，这应该与纳粹不久后开始推行的“一体化”政策有关。此外，1929年，经济大危机等事件爆发，不仅加速了纳粹的崛起，而且对图书业造成了重创，库尔特的出版社更是首当其冲。正如另一位德国出版商在多年后所说，在种种不利因素的联合打击下，我的爷爷“被时代抛弃，宛如被大革命废黜的君主”。

他意志有些消沉，只能与远在莱比锡的老搭档在书信往来中互相宽慰对方。1930年3月，韦尔弗在信中嘱咐爷爷，即使再难，也一定要坚守他们曾经共同打造的事业。“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是德国最后一场诗歌运动保留下来的文学火种，”他这样写道，“对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的诗人，无论他们在今日的声名如何，我们必须明确，他们都是富有诗意之辈，都是甘愿在战争中献身的勇士，在他们身后，将再无来者。我们今日所目睹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只有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望过去，才能对我们都置身其中的这场运动做出公允的评价。”

出版业萧条的十年间，库尔特一直在裁员，但却在1925年雇佣了一名员工，此人将会改变爷爷的人生轨迹，并终将对美国的出版业产生重大影响。

我的继祖母名叫海伦·莫泽尔（Helen Mosel），于1906年出生在南塞尔维亚的温泉小镇弗拉涅斯卡巴尼亚（Vranjska Banja）。她的母亲约瑟芬·菲施霍夫（Josephine Fischhof）是一名维也纳裔记者，父亲路德维希（路易斯）·莫泽尔［Ludwig（Louis）Mosel］是一名工程师，出生于莱茵兰，曾被派往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从事电气化工作。由于担心海伦和她的三个弟弟妹妹在公立学校里感染上霍乱，莫泽尔夫妇决定让孩子们在家学习，并为他们聘请了私人教师。海伦四岁时便开始读书。她出生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短，所以走路有点跛。但是海伦对此并不在意，反而以此为借口闭门不出，沉浸在书籍的世界中，以识字知书为乐。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此后不久，海伦的父母便离婚了，海伦的父亲路易斯彻底地抛弃了这个家庭，所以海伦发誓再也不会提起他的名字。海伦母亲带着孩子们先去了维也纳，后又颠沛至柏林。1918年，“一战”仍在继续，柏林城内粮食短缺，海伦和孩子们再次流落到巴伐利亚乡村。海伦虽然在四处漂泊中度过了童年时光，也经历了父母婚姻破裂带来的伤痛，但在书籍的熏陶下，最终蜕变为一名早熟的少女。

1920年，海伦的母亲让她入学顺道府文理中学，成为一名走读生。我的父亲尼科日后在巴伐利亚州就读的正是这所学校。海伦是该校接收的首批女生之一。到了15岁时，海伦已经掌握了英语和法语，通读了许多经典名著，因此获得了跳级的资格。海伦17岁时，法兰克福附近几个富裕家庭通过学校了解到她的情况，决定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资助她，于是雇佣她担任保姆和家庭教师。其中一位雇主是海伦同学的母亲，此人也认识库尔特，于是帮助海伦在库尔特的公司谋得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无薪实习工作。实习期结束后，海伦继续担任库尔特的秘书。她还担任过飞马出版社（Pegasus Press）的编辑。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艺术类书籍出版社，在接收万神殿出版社剩余资产的基础上成立，但不久后也陷入了财务危机。海伦只好再次跳槽，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总部设在日内瓦）下辖的一家机构（性质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翻译。

到了1928年秋，海伦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库尔特的日记中。仔细翻阅提及海伦名字的篇目，不难发现，它们在抬头记录的地点均为格勒诺布尔（Grenoble）、芒通（Menton）、尼斯（Nice）和巴黎。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在1929年整整一年中，爷爷和海伦二人一同游历了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士和北非。海伦也在给家人的多封书信中公开了这段已经拉开帷幕但前景不明的恋情。与海伦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爷爷本性难移，仍在多个女人间周旋。这些情妇个个非富即贵，与她们相比，海伦这个清贫的22岁实习生显得平平无奇。因此，海伦十分珍惜与库尔特在一起的每分每秒。1930年3月，她在给弟弟乔治写信时这样说道：“跟他在一起时，我变得患得患失，却无处诉说。我沉醉在每一句甜言蜜语中，但心里却很清楚，他的车随时会在街角停下，片刻的温存瞬间就会化为泡影。”

不过，当海伦意识到库尔特在情感上是那么依赖她时，便坦然接受了这个男人周围莺燕环绕的事实，并找到了更好的方法与情妇们共处。“与其一整年都在与其他情妇争夺一个（库尔特）这样的男人，不如每年拿出一周的时间与这个男人独处，然后剩下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度过。”她在这年9月再次给乔治写信时说道，“爱一个人，无须完全占有。爱必适度，方能彼此相知，并被情感的力量联结起来，地久天长。若爱至此，亦能跨越距离，消弭嫉妒，抚平怨恨。”到了1931年夏，海伦彻底俘获了库尔特的心，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库尔特偕海伦旅居欧洲期间，刻意避开了德国，因为在他看来，“那里的氛围已经阴郁到令人作呕，”他在1931年11月致信沃尔特·哈森克勒弗尔时写道，“你只需要在那里待上五分钟……便可以感受到末世降临的绝望，这种情绪肆意蔓延，已将大多数人折磨到精神失常。”与此同时，他还在写给韦尔弗的信中提道：“这个秋天，我一直在养精蓄锐，每天睡觉，游泳，散步，等到状态彻底恢复时，或许会思忖下一步做什么。”

但实际上，库尔特并未能真正放松下来，对于未来的迷惘一直折磨着他。为缓解压力，他暴饮暴食，结果导致体重猛涨了近30磅 。不仅如此，“焦虑”与“疲惫不堪”等字眼也经常出现在他那段时间写给别人的书信中。“长期赋闲在家让我患得患失，简直要把我待废了……真不如让我从事目标明确的工作。”1931年3月，他向一位友人表达了内心的苦闷，“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才能，真心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1933年1月初，库尔特偕海伦来到柏林，他此行的目的想在外交部的文化政策司［今德国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的前身］谋得一份差事。两人住进了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 上的一家小旅店，在那里待了数周，度过了战前在德国的最后时光——等他们下一次再回到德国时，已是“二战”之后了。短居柏林期间，库尔特去看过几次牙医，有时也会带着海伦四处留意公寓出租信息。两人还结识了一些友人，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担心纳粹会找出各种借口扫除其夺权道路上的阻碍。曾与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签约的作家罗特注意到，一批宣扬纳粹主张的报刊在当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的报亭内：“刚刚冒出来的报刊有《民族观察报》（ Völkischer Ratgeber ）、《战斗联盟》（ Kampfbund ）、《德意志斗争报》（ Deutscher Ring ）、《德意志日报》（ Deutsches Tagblatt ），它们和当时其他所有新兴报刊一样，无一例外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纳粹的思想烙印。”

其实，库尔特的犹太血统尚不足以引起纳粹的注意，其资助“反动”文学艺术的行为才是他被纳粹视为眼中钉的主要原因。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他想在外交部谋得文职的愿望便也因此成了泡影。计划落空后，库尔特带海伦搬出了库达姆大街上的小旅店，来到弗里德瑙镇（Friedenau）内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社区，住进了一间家具齐全的公寓——该公寓的原主人名叫哈森克勒费尔（Hasenclever），在不久前撇下这间屋子仓促地逃往了法国。公寓外门铃旁的门牌上写着另一个前房客的名字“西格丽德·恩格斯特伦”（Sigrid Engström），这个“雅利安式”的名字似乎令公寓躲过一劫，没有受到“褐衫党”暴徒的冲击。“我们此刻深陷法西斯主义的旋涡，”海伦在2月17日写给弟弟的信件中说道，“你在收音机上听到过‘希特勒’这个名字吗？……光是听到这名字，就足以让人心惊胆寒……可我没法一直管着自己的嘴不说话，迟早我会忍不住发表关于‘ 元首 ’的不当言论，并因此会被捕。与其这样，我不如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九天后，海伦再次给弟弟写信。她在信中断言，奉行纳粹主义无异于“退化为蛮夷”，如此一来，“文明之人将无法求得半点生存空间。”海伦还补充说道，“日耳曼民族的劣根性在于不满足于实在的东西。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不满意，他们厌倦了平淡的生活，所以亲手打碎了它……他们不安于常态，所以唯恐天下不乱。”

就在写信的第二天，德国国会大厦被烧毁。当天，库尔特和海伦通过收音机听到了纳粹议员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嚣张的咆哮。“这帮人简直是疯子，”库尔特气得喊出了声，“收拾东西！咱们赶紧跑！”

两天后，他们离开柏林，途经巴黎，最后来到伦敦，并于3月27日在伦敦成婚。与此同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从瑞士寄来一封信。“报纸里都是令人难过的离谱消息，”黑塞在信中写道，“所以我把它们撇到一边，不想让自己受到影响。人们别无阵线可选，只得接受铁腕政策与恐怖专制。但幸运的是，‘上帝之国（Kingdom of God）’、大学或‘无形教会（invisible church）’总是向我们敞开大门。”

同年5月，一群学生获得了戈培尔（Goebbel，纳粹宣传部长）的支持，在“褐衫党”暴徒的怂恿下，聚集于柏林贝贝尔广场（Bebelplatz）上的歌剧院前，公然用书堆点燃篝火。被焚毁的书籍中，有不少出自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

库尔特当时怎么知道已经到了必须逃离德国的时候呢？这可是一项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定，需要当机立断的果敢与撇家舍业的勇气。“决定去留的随机应变是一门智慧，有这种智慧，你几十年前就能写出传世巨著了。”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这样写道。库尔特能从德国逃出生天，是得益于自我保护型人格的天赋，还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不论如何，自逃离德国的那一刻起，他和海伦还将一次次凭借这种直觉躲过劫难。

此时，我父亲尼科仍在德国国内读书，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已永远无法回国。他和姑姑玛利亚很快便接受了父亲的再婚妻子。每逢学校放假，姐弟俩都会出国探亲，造访库尔特与海伦暂居的一个又一个地中海住所。在尼科看来，顺道府文理中学虽然被希特勒青年团玷污，但或多或少保留了德国的“礼仪教化”，尚未完全被“蛮夷化”。在这所学校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仍然醉心于学习手工与艺术，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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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库尔特与海伦共同的朋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并非对纳粹言听计从之徒，而是民众，对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即经验的真实），真与伪之间的区别（即思想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

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了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在这本书中，汉娜忽略了一点——被极权蒙蔽者往往会自欺欺人。今天，德国和美国的公民基本都有机构来检查和整理出自“新闻自由”的内容。但在纳粹统治时期，许多德国人却甘愿受到宣传机构的蒙蔽与误导。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记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流亡海外期间为此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

我父亲刚刚记事的那几年，德国处于史学家所说的“施特雷泽曼时代”（Stresemann era，1924年至1929年），这是德国历史上一段短暂的平稳时期，得名于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此人善于运用外交手段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出生于1900年后的那代德国人从小到大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似乎并不太习惯“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平静。小时候，他们总是把来自前线的战报当成体育赛事的比分与彼此分享，长大后，他们亲历了《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在魏玛共和国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时期，常常目睹自己的母亲或年轻的妻子装满几大筐纸钞去市场购物。在哈夫纳看来，这代人经历过最为动荡的十年（1914—1924），可以说早已习惯于——

生活的全部内容都由公共领域免费供给，这种公共生活还为他们提供原料，制造了诸种深层情感，制造了爱与恨、欢乐与悲伤，这种生活还为他们提供了全部感知与兴奋——可能伴有物资短缺、饥饿、死亡、动荡与危机。如今，公共供给戛然而止，令这些人陷入无助、赤贫、被剥夺、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境地。他们从未想过独自生活，不会享受和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不知道如何将普通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更不懂得如何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当政局重归安宁，当个体重获自由时，这代人并不认为得到了新时代的馈赠，反而感到怅然若失。

我的父亲尼科出身“教化中产阶层”，并没有上述感受，却十分仰慕经历过十年动荡的那代人。但那一代大多数德国人都对战后的时代剧变感到不知所措，因而在生活中屡屡碰壁，最终变得激进，哈夫纳继续写道：

只有某个受过文化熏陶的阶层能一如既往地从书籍、音乐、独立思考和创造个人的“哲学”中找到精神寄托与生活乐趣。这个阶层的人数虽然不少，但从比例上看仍然属于小众阶层……除了这个阶层以外，其余德国人一直在空虚无聊中蹉跎光阴……

在德国东部与北部的广袤平原，单调乏味的氛围自古至今笼罩着色彩单调的城市，城里的政府机构与企业全都在玩命地运转。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空虚感，以及内心对“精神救赎”的渴望。于是，有人借酒消愁，有人听天由命。当然，还有一种最廉价、选择人数最多、最行之有效的逃避方式——集体催眠。

时至今日，德国一部分地区的面貌依然如此，没有改变，昔日庸碌之辈的后人，仍在重蹈前人的覆辙，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为了填补精神的空虚，同时也为了宣泄恐惧与憎恨的情绪，这些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夹在他们当中的少数外来移民。

哈夫纳认为自己知道此现象的成因。“人猿相揖别，在于‘教养’，”他写道，“教养是坚硬的精神内核，不会被外力打破。有教养者，清高而刚毅，即使面对考验，也能够坚守气节，绝不屈尊。德国人恰恰缺少这一点。作为一个民族来看，日耳曼民族性格软弱、虚伪，缺少骨气。”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批判过德国人“骨子里的奴性”。早在纳粹掌权的30多年前，他就斥责自己的同胞“蒙受了‘权威’（Autoritätsdusel）的蛊毒，愚忠于权威”。在爱因斯坦看来：“迷信权威是真理最大的敌人。”

对于德意志民族劣根性可能引发的灾难，爱因斯坦与汉娜不谋而合，两人均是流亡海外并最终加入美国国籍的德国人，前者以物理学家的身份提前敲响了警钟，后者则在灾难发生后从哲学角度进行了反思。归根结底，他们孜孜以求的都是对真理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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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艺术家君特·戴姆尼（Günter Demnig）亲自雕刻并安置了每一块黄铜“绊脚石”。通过此事，他了解到自己的父亲曾在“二战”期间执行过轰炸任务，因此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拒绝和父亲说话。

相比戴姆尼，我从未态度强硬地同父亲划清界限。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为先人开脱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哪怕做过一件令子孙感到骄傲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也在质疑每一段经过美化的光荣家史，因为它们的背后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段往事能流传下来，仅仅是因为它符合当下历史观的需要吗？

姑姑玛利亚告诉我，有一件事情让她开始意识到，周围局势的发展态势有些不妙。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天，汉斯·阿尔布雷希特的姐夫（当时是慕尼黑一家医院的医生）焦急地来到伊丽莎白与阿尔布雷希特的住处。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两名党卫队军官。这两人带来了几名病号，他们坚持要求阿尔布雷希特只能在家里的手术室内采取必要的抢救措施。因此，阿尔布雷希特的姐夫猜测，这些病号应该是达豪集中营内的囚犯，党卫队军官担心他们会在麻醉状态下胡言乱语。

玛利亚还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此事似乎是上面这件事的后续。1944年秋的一天，她开车送她的母亲前往慕尼黑南部的特根湖（Tegernsee）。由于天气晴朗炎热，两人收起了汽车的顶篷。突然，防空警报声响起，两人只好将车停在路边的树荫中避险。“就在那时，我们发现，灌木丛里有三名光头男子正在慌不择路地爬行。”玛利亚告诉我说，“我们先后用英语和法语冲他们喊：‘别害怕。’这些人听到后告诉我们，他们刚从达豪集中营里逃出来。”

于是，她们赶紧把这几名逃犯藏入车内，然后驶离事发地，一路祈祷千万别被拦下。最终，她们来到了附近一位慕尼黑医生遗孀的家舍。刺杀希特勒计划流产后不久，两人曾拜访过这位名叫乌施（Uschi）的女士，她在当时表露了自己反纳粹主义的立场，因而得到了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信任。乌施不仅给这几名逃犯喂饭喂水，还叮嘱他们洗净身体换下囚衣。最后，她送给三人一张地图，把他们送到了瑞士边境。

以上就是我听说的全部内容。“真正的英雄事迹不只发生在战场上，”1940年初，身在纽约的海伦给玛利亚写信时说道，“而是在于能够激荡那些仍坚信真理存在并为之付出的灵魂。”

海伦的这几句话令玛利亚感到醍醐灌顶。她和我的奶奶那天的确做出了正义勇敢的举动，但我仍不敢轻易对前辈们做出评判。这是因为，倘若我因寥寥几位前辈敢于反抗纳粹而沾沾自喜，那么，当得知其他前辈在纳粹暴行前毫无作为时，我又该作何感想呢？

君特·戴姆尼经常收到制作“绊脚石”的申请。有意思的是，这些申请多来自当初犯下罪行之人的后代，而非受害者的家人。在我看来，此现象寓意深刻。因为无论是“绊脚石”这样安放在路面的孤立纪念碑，还是规模宏伟的纪念馆（Gedenkstätte），它们所起的作用都是用过往唤醒人们的良知。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家丑不可外扬”，认为对待不光彩之事必须讳莫如深。但是，只要我们敢于直面“不光彩之事”，便可以用它来警醒世人。“撇开负罪感来看，‘不光彩之事’主要能够唤醒良知尚存的人。”德国学者、政治活动家兼慈善家扬·菲利普·雷姆茨玛（Jan Philipp Reemtsma）曾写道，“所以说，修造纪念碑的意义在于，唤醒良知与羞耻心并付诸实践。”

家族过往的历史总有许多留待后人发掘的内容，我尝试搭建出一个思维框架去梳理它们，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思索一些准则很有必要，这样有益于我们总结纳粹兴亡的教训。作为当代德国人，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替父辈痛悔前非，而是共同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克服过去”的意义也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往，还要正视历史、参与其中、做出回应。正如政治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在其著作《借鉴德国：直面种族与邪恶记忆》（ Learning from the Germans: Race and the Memory of Evil ）中所说：“我们无法选择继承何种遗产，正如生来无法选择父母。我们能做的，是处理好同父辈遗产的关系。”

可惜的是，我们美国人反思自身历史的时候就没那么有原则，也没那么有想象力。要知道，揭开最令我们蒙羞的历史篇章，并不是自愿地或被迫地替亲手犯下罪恶的前人赎罪。如今，德国人制作“绊脚石”，在上面写下名字，纪念素不相识的遇难者，就是在身体力行地赎罪，是在修复历史留下的创伤，尽管这仍未表达我心中所思。在这里，我有必要挖掘德语单词“Erbsünde”的深层含义，以表明我的本意，该单词同时包含了“原罪”与“承继之罪”，它含有双重责任，强调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联系。或许，我们在这里能找到美国“悼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的基础，它赋予邦联纪念碑（Confederate monument）以当代的思考框架，把星杠旗（Stars and Bars） 视作招魂美利坚民粹主义的本土万字符。

自1993年起，一座大屠杀纪念馆便一直矗立在距离华盛顿商业街几步之遥的地方。据说，在马丁·路德·金纪念碑（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于2011年落成前，作为一国之都的华盛顿居然没有一座像样的奴隶制与种族暴行纪念馆。 Jxjy/MEyMxLmwevuDnfOHhMvPOvprhIBdrZraAKJGz/tLDbXp7cAMSg82pbcKn5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