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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父亲。这没什么稀奇的，就是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也常常见了他们就吃惊。我的父亲从海上来，又回那儿去了。有天夜里，海浪像黑玻璃似的撞击起来，一条渔船躲进港来，我父亲就在这条船上当水手。破裂的船让他在岸上待下来，这段时间足够他在我母亲的身体里落下锚。
成群成群的小不点儿抢着要活命。
而我赢了。
小时候，我住在一座盖在陡坡上的房子里。屋里的椅子都得钉在地板上，而且我们从来都不能吃意大利面。我们吃的东西都是能粘在盘子上的那种——比如肉馅土豆泥饼、炖牛肉、干酪调味饭，或者炒鸡蛋什么的。有一次我们想试着吃豌豆——天呐，别提有多狼狈了——到现在我们还时不时地会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那些沾了灰的绿色豆子。
有些人在山坡上长大，有些人在山谷里长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平地上长大。我一生下来就掉进了这个倾斜的世界里，而从此以后我也就过上了这种带着倾斜角度的生活。
到了晚上，母亲把我放进吊床里，吊床是抵着坡度挂起来的。在黑夜的轻轻摇曳之中，我梦想着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不用跟自己的身体重量较劲儿。光是为了走到屋子的大门，我们母女俩就得用绳子拴在一起，像两个爬山的人那样。脚下稍稍一不留神，我们就会滑到山下躺着野兔的火车铁轨上。
“你不是爱出门的那种人。”母亲对我说，虽然这话和出门如此麻烦有很大关系。别的孩子出门时会听到大人随意地问一句：“记着戴手套了吗？”而我听到的却是：“你安全带上的扣子扣好了吗？”
我们干吗不搬家？
我母亲是单亲妈妈，没结婚就怀上了我。我父亲来找她的那天晚上，她的门没上锁。后来，她被送到镇子外面的山上去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个怪怪的结果——从此她便低着眼睛瞧这小镇了。
索尔茨，我的故乡。一个海浪翻滚、岩石遭蚀，像沙滩边上的贝壳一样的小镇。哦，还有一座灯塔。
他们说，要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要看看他的身体。这话对我的狗来说确实不错。我的狗后腿比前腿短，因为它总是一头使劲往下蹬，另一头使劲往上爬。在平地上，它走起路来一蹦一跳，这让它添了几分欢快的模样。它不知道别的狗的腿向来都是一般长，假如它去想的话，它会想所有的狗都跟它一样。因此，它丝毫没有人类由于病态的自我反省而产生的痛苦，不会像人类那样对任何反常的事情心怀恐惧，或认为那是一种惩罚。
“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母亲说，“如果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你最好造出一个你自己的世界。”
她所说的我的那些古怪性格实际上是她自己的。她才是讨厌出门的人，她才是无法在她所得到的世界里生活的人。她希望我自由，却千方百计地不让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
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俩就这样彼此拴在一起。我们是一对爬山的伙伴儿。
后来，她掉下去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那天，风大得能把鱼身上的鳍都刮掉。那是个忏悔节
，我们出门去买面粉和鸡蛋，好回来烤薄饼。我们曾经养过几只下蛋的母鸡，可下的蛋全都滚跑了。这世界上只有我们家的母鸡在下蛋的时候得靠嘴顶着地才能稳住。
那天我很兴奋，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屋子里，翻烤饼的活儿可以做得特别好——炉子下的陡坡使得烤饼时的铲动、翻抖这套动作变成了一种爵士舞。我母亲一边烤着饼一边跳着舞，她说那样有助于她保持平衡。
她正在往上爬，身上背着买的东西，后面拽着我，就像拽着一个后来才添上的东西。肯定是有个什么新的念头搅了她的心思，因为她突然停下，身子转过一半来，那一刻，风刮得像是在尖叫，而她的尖叫声随着她的滑落消失了。
就在一瞬间，她从我身旁掉下去了。我抓住了一种带刺的灌木——我想是鼠刺吧，这种长在海边的灌木经受得住海盐的腐蚀和强劲的海风。我能感觉到抓在手里的灌木的根正在慢慢出来，就像一个墓穴正在打开。我把鞋往沙土坡里踢，可就是踢不进去。我们俩眼看着都要掉下去了，从坡上掉到一个漆黑无光的世界里。
我快抓不住了，我的手指在流血。接着，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就这么掉下去的时候，我后面的所有重量似乎一下子消失了。灌木不动了，我拽着它把身子往上提了提，脚下也使劲蹬着往上爬。
我朝下面看去。
我的母亲不见了。绳子松松地搭在岩石上，我一边伸出胳膊将绳子往上收，一边大声地喊：“妈妈！妈妈！”
绳子越收越快，把我的手腕磨得火辣辣地疼。不一会儿，绳子上的保险扣出现了，接着是安全带。为了救我，她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
十年前，我穿越空间找到她身体里的通道，从那里来到了这个世上。现在，她穿越了她自己的空间，而我却不能跟着她去。
她走了。
索尔茨有自己的风俗。大家发现我母亲死后留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就开始谈论该怎么安置我。我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父亲，没有人给我留下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除了一座地面倾斜的房子和一条前后腿不一般长的狗。
最后，大家表决同意由学校老师品契小姐来管我的事，因为她常常和孩子们打交道。
在我变得无依无靠、孤身一人的凄凉的第一天，品契小姐和我一同去房子里拿我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拿——主要是狗的饭盆、一些狗粮和一本《科林斯世界地图册》。我还想拿一些我母亲的东西，可品契小姐认为那样做 不明智 ，尽管她没有说为什么不明智，或者为什么明智能让任何事情变得更好。之后，她锁上了屋子的大门，把钥匙放进了她那只样子像棺材的手提包里。
“到你二十一岁的时候，钥匙会还给你。”她说。她说起话来总跟保险单似的。
“在那之前，我住哪儿去啊？”
“我会找些人家问问，”品契小姐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和我去栅栏街住在我家。”
栅栏街上是退到镇上主道之外的一排房屋，砖色发黑，上面有海盐的痕迹，门窗的漆已经剥落，铜门环上生了绿锈。这些房子曾经是镇上做生意的富裕人家的宅子，但索尔茨有富裕人家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现在，这里所有的屋子都被栅栏围了起来。
品契小姐的屋子也被围上了栅栏，因为她说她不想把小偷招来。
她费劲地拉开了屋子大门外被雨水浸得又涩又重的栅栏门，接着又打开了门上的三重锁，然后才带我进了黑暗的门厅，反身把门闩好。
我们进了她的厨房，她没问我是不是要吃东西就给我端来了一盘腌鲱鱼，她给自己煎了个鸡蛋。我们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
“你就睡在这里。”吃完饭后她对我说。她把厨房里的两把椅子拼了起来，在其中的一把上面放了个垫子。然后，她从橱柜里拿出了一条鸭绒被——是那种被子外面的鸭绒比里面多，而且只有一只鸭子的羽绒的鸭绒被。从被子的凹凸不平来看，我想里面恐怕是塞了整只的鸭子。
就这样，我躺在鸭子的绒毛、鸭子的脚、鸭子的嘴、玻璃般的鸭子眼睛和鸭子的翘尾巴下面，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我们是幸运的，即便我们之中最倒霉的也是幸运的，因为黎明总是会来。
这种事情只能登告示。
品契小姐在一大张纸上写下了我的详细情况，把它贴到了教区的布告栏上。有同情心的人都可以收养我，提出申请后，教区委员会将仔细审查他们的条件和背景状况。
我去看了告示。正下着雨，布告栏前面没有别的人。告示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我的狗，于是我就自己在纸上写了个东西，把它用针别在我的启事下面：
有一条狗。品种：小猎狗。
棕色和白色的粗毛皮。
前腿长八英寸
。后腿长六英寸。
不能分开。
贴上后我又担心起来，怕有人会以为是狗的前后腿不能分开，而不是它和我不能分开。
“你不能把你的狗强加给别人。”品契小姐站在我后面对我说，她抱着胳膊，长长的身子像一把收起来的伞。
“那是我的狗。”
“是你的狗，可你又是谁的？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狗。”
品契小姐是达克牧师的直系后人。实际上有两个达克——一个曾经住在这里，也就是达克牧师，另一个死也不愿住在这里，他是达克牧师的父亲。我们现在说的是第一个达克，待会儿会说到另一个达克。
达克牧师是索尔茨镇出过的最有名的人物。1859年，也就是我出生的一百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这一年，他来到索尔茨拜访达克牧师。说来话长，就像世上的大部分故事那样，这故事也没个完。虽说这故事有结尾——每一个故事总是有个结尾的——但这故事在结尾之后并没有结束——而故事总是这样的。
我想这故事是从1814年开始的，那年北方灯塔管理委员会得到了一项议会法令的授权，法令允许委员会“在苏格兰海岸及诸岛的某些必要之地额外建造灯塔并予以维护”。
苏格兰大陆的西北角是一片空旷的荒野之地，在盖尔语里叫作“安姆帕尔泊”，意思是“转折点”。至于它是转向哪儿或是转离哪儿，那就不清楚了，也许它意味着很多东西，包括一个人的命运。
彭特兰湾
与明奇海峡
在这里交汇，西边可以看到刘易斯岛，东边是奥克尼群岛，往北就只有大西洋了。我说“只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多了，包括一个人的命运。
故事现在开始了——或者说开始于1802年，这一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海难，船上的人像一只只羽毛球一样被抛到空中，再掉进海里。一开始，他们像软木塞那样漂浮在水中，海面上只看得见他们的脑袋，但没多久他们就像肿胀起来的软木塞那样沉了下去。这种时候，他们满船的货物和他们的祈祷一样，对逃生毫无用处。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照在船的残骸上。
英国是个沿海国家，存在于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巨大商业利益要求在这儿建造一座灯塔，但费用和规模都太大了。为了保护“转折点”，需要在拉斯角
建起一座灯塔。
拉斯角 。它在航海图上的位置是北纬五十八度三十七点五分，西经五度。
你瞧这拉斯角——它的岬角有三百六十八英尺
高，荒凉、峭拔、匪夷所思。这里是海鸥和梦境的栖息地。
有个叫乔西耶·达克的人——你瞧，我们说到他了——他是布里斯托尔的一位有钱、有名望的商人。这个达克是个小个子，人很活跃，性子有些急，以前从没来过索尔茨，在他来到这里的那一天，他发誓说再也不会来第二次。他更喜欢悠闲富裕的布里斯托尔，在那里可以泡咖啡馆，跟人聊天。而索尔茨只是个给守灯塔的人和他的家人提供柴米生活的地方，也是建造灯塔的时候出劳力的地方。
于是，尽管是一肚子的牢骚和老大不情愿，达克还是在镇上仅有的一家名叫“海雀”的客栈里住了一个礼拜。
这间客栈不是个舒服的地方，风在窗子上呼呼作响，吊铺的价钱是床的一半，而床的价钱是睡一晚好觉的两倍。吃的东西有山羊肉，味道像烂木头；或者是鸡肉，老得跟地毯似的。要说这鸡，它还是自己飞进来的呢，在厨子后面咯咯地叫个不停，而厨子很麻利地拧断了它的脖子。
乔西耶每天早上喝啤酒，因为在这个不开化的地方没有咖啡。喝完啤酒他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像个秘密一样，然后动身去拉斯角。
岬角上到处都是海鸥、海雀、暴风鹱和海鹦，远处是克罗摩海崖
。他想起了他的船，那条沉入黑咕隆咚的海里的华丽的船。他又想起了他没有继承人。他和他老婆没生下儿女，医生很遗憾地告诉他们，不可能有孩子了。可他一直渴望有个儿子，就像他曾经渴望发财一样。为什么当你没钱的时候钱比什么都重要，而当你钱太多的时候它又变得毫无意义呢？
还是让我们把话拉回来吧。那么，这故事是从1802年开始的，或者真正开始的时间应该是1789年吧。那一年，一个小个头却有着火热性子的年轻人通过布里斯托尔海峡把一批火枪偷运到了兰迪岛，那里有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接收这批火枪。
他曾经是相信这一切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信念还在，而他的理想主义竟然让他发了财，虽然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一开始，他只是想和他的情人逃到法国，生活在那个新生的自由共和国里。他们会富有起来，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会富有起来。
可当血腥的屠杀开始后，他讨厌起这一切来。他不是怕打仗，可所有那些慷慨之词和高尚的激情不是为了这个啊，不是为了这血流成海的恐怖啊！为了逃避他自己的感情，他加入了一条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拥有船上财宝百分之十的份额了。打那以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他变得越来越富有。
如今，他在布里斯托尔有了最好的房子，有个可爱的妻子，但没有孩子。
当他像个石柱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一只很大的黑色海鸥落到了他的肩膀上，爪子紧紧地抓着他的羊毛外套。他一动也不敢动，脑子里瞎想着这只鸟会像传说里的老鹰抓孩子那样把他带走。突然间，这只鸟张开它巨大的翅膀，径直向海上飞去，爪子直直地伸在后面。
回到客栈后，他一声不吭地吃起饭来，安静到客栈老板娘忍不住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了她那只鸟的事，老板娘对他说：“那鸟是个兆头，你得在这里建造一座灯塔，就像别的人盖教堂那样。”
可造灯塔得先得到议会法令的许可。不久，他的妻子死了，于是，为了平息心中的悲伤，他出去旅行了两年。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女人，爱上了她。很长时间过去后，造灯塔的石头终于垒起来了，这中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
灯塔是1828年造好的，也是这一年，乔西耶·达克的第二个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说真的，不仅同年，还是同一天呢。
这座白色的灯塔用的是手工打磨的石头和花岗岩，高六十六英尺，在拉斯角上它高出海平面五百二十三英尺，总共花了一万四千英镑。
“为了我的儿子。”当灯第一次点亮的时候乔西耶·达克这么说。而就在那会儿，布里斯托尔那边的达克太太感觉到羊水破了，随后，倏溜一下出来了一个浑身发青的小男孩儿，眼睛黑得像海鸥。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巴比，是从巴别塔
那儿来的。有人说给孩子起这么个名儿有点儿怪。
拉斯角上的灯塔自建好以后一直是由普尤家的人在看护。这份差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虽然现在的普尤先生看起来像是要把这份差事永远干下去。他已经老得像独角兽了，大家都怕他，因为他不像他们。人总爱跟与自己长得像的凑在一块儿，反正像了就喜欢，不管他们对不像是怎么个说法。
可有些人就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没什么好说的。
我长得像我的狗，鼻子尖尖的，毛带着卷儿。我的前腿比我的后腿短——也就是说，我的胳膊比我的腿短，这倒和我的狗形成了一种对称，因为它也是前后腿不一样长，只不过跟我正相反。
我的狗有个名儿，叫狗狗吉姆。
我把狗的照片贴到了布告牌上我的照片旁边，每当有人路过布告牌停下来仔细看我们的启事的时候，我就躲到一簇灌木丛后面。他们看了都觉得我们可怜，可又都摇头说：“唉，我们要她有什么用呢？”
看起来没有人能想得出我有什么用。当我回到布告牌前想加上点儿让别人对我有信心的话时，我又发现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用。
沮丧之下，我带上狗出去走，不停地走，沿着岬角的悬崖边缘朝灯塔走去。
品契小姐真是教地理的高手——虽然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索尔茨。听她描述一个地方，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去那儿的。我脑子里背诵起她上课时讲的关于大西洋的一段话来……
大西洋是一个危险和变化莫测的大洋。它是世界第二大洋，从北极向南呈“S”形延伸到南极地区，西邻北美洲和南美洲，东边是欧洲和非洲。
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以赤道逆流分界。在纽芬兰岛附近的大浅滩，常常有浓雾，因为那里是墨西哥湾暖流和拉布拉多寒流交汇的地方。大洋西北部的冰山从五月到十二月始终是个威胁。
危险，变化莫测，威胁。
品契小姐眼里的世界。
但是，三百年来，人们在这 充满危险 的大洋的海岸和海角上建起了一连串的灯塔。
瞧瞧这座吧，花岗岩造的，坚硬、稳固，一如我们提起大海的时候说海是流动的、无常的一般。大海在不断地运动，而灯塔却绝对不动。没有摇摆，没有晃动，没有船和海洋的运动。
此时，普尤正透过雨迹斑斑的玻璃盯着窗外看。他是一个沉默、不苟言笑的人。
几天以后，我们在栅栏街吃早餐——我吃的是没抹黄油的烤面包片，品契小姐的早餐是烟熏鲱鱼和茶。品契小姐让我吃完后赶紧梳洗一下，穿好衣服，收拾好我所有的东西。
“我要回家了吗？”
“当然不是——你没有家。”
“但我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是的。我的屋子不适合孩子住。”
你不得不尊敬品契小姐——她从来不撒谎。
“那我要去哪儿？”
“普尤先生提了个建议，说可以收留你跟着他照看灯塔。”
“我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不知道。”
“要是我不喜欢，可以回来吗？”
“不可以。”
“我可以带上我的狗狗吉姆吗？”
“可以。”
她最不喜欢说“可以”。她是那样一种人，凡是“可以”，都意味着承认有愧疚或是失败，“不可以”则是权力。
几个钟头以后，我站在风很大的码头上，等着普尤把我接到他那条破破烂烂、涂着柏油的鲭鱼船上。我以前从来没进过灯塔里面，我也只是在普尤颤颤悠悠地从小路上来到镇上领取日用品的时候才见过他。我们的小镇和灯塔已经不再有太大的关系了。索尔茨不再是从前的港口了，那时候，过往的船都会在这儿停靠下来，水手们上岸取暖，找吃的，找女人。现在索尔茨早就成了一个没有生气的小镇。它曾经有过自己的风俗和历史，可到了后来，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好多年前，查尔斯·达尔文曾经说它是一个“化石镇”，可他那样说当然是出于别的理由。它也的确是化石，海水盐化了它、保存了它，可同时也摧毁了它。
普尤坐着船靠了过来。他那没形没样的帽子遮住了他的脸，他掉光了牙的嘴成了个扁槽，他的手干枯发紫。别的，就看不见什么了。他勉勉强强算有个人样儿。
狗狗吉姆汪汪地叫了起来。普尤一把抓住它的脖后根儿，把它扔到了船上，然后他打了个手势，让我先把包扔到船里再上船。
船尾的小马达使我们一颠一颠地行驶在绿色的海波上。我的身后，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是我们那座倾斜的房子，是它把我们扔了出去，我的母亲和我。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来就不该在那儿。我回不去了，只有朝前去，朝北进入大海，前往灯塔。
普尤和我慢慢地爬着盘旋而上的楼梯，来到航标灯下面的住处。灯塔自建成以来，里面的一切都没变过。每个房间里都有烛台，还有乔西耶·达克放在那儿的《圣经》。普尤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房间，它有个小窗，里面的床只有抽屉那么大。这倒无所谓，反正我的身子不比我的袜子长多少。狗狗吉姆就只有哪儿能睡睡哪儿了。
我的房间上面是厨房，普尤在那里的一个敞开的铸铁炉子上烤香肠。厨房上面就是航标灯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眼睛，有着独眼巨人的目光。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点亮灯，可我们却生活在黑暗中。航标灯得一直亮着，其余的地方就没必要照亮了。黑暗如影随形，这成了一种常态，我的衣服被黑暗镶了边。当我戴上油布防水帽的时候，帽檐在我的脸上留下黑影。当我在普尤给我临时搭起来的镀锌小隔间里站着洗澡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给我的身子抹肥皂。把手伸进抽屉里去摸小勺的时候，你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黑暗。去碗橱里找“大力参孙”的茶罐时，橱洞就跟放在它里面的茶一样黑。
我们在坐下来之前，都得把黑暗赶一赶或是拨拉开。黑暗蹲在椅子上，像帘子那样挂下来覆盖在楼梯上。有时，它会变成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形状：一只平底锅、一张床、一本书。有时，我看见我的母亲，她幽暗无声，朝我飘落下来。
黑暗就在你身边。我学着在黑暗中看，学着透过黑暗看，学着看我自己的黑暗。
普尤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人好不好，也不知道他打算让我做什么。他到现在都是一个人过。
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普尤在黑暗中烤香肠。不，他是用黑暗烤香肠，那是一种你能吃得出来的黑暗。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香肠和黑暗。
我又冷又累，脖子也疼。我想睡觉，一直睡下去，再也不醒来。我已经失去了我熟悉的那点儿东西，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别人的。也许，如果我心里的东西还属于我自己，事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的心也没有着落。
有两个大西洋，一个在灯塔外面，一个在我心里。
我心里的大西洋没有航标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