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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耿”的“簡”音、“荇”的“莧”音流行的地域看，這是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幽州一帶的音變現象，在幽州一帶的今音中這種讀法已經蕩然無存了。從理論上説，“耿、荇”二字在這一帶之所以發生上述音變，只有兩種可能：（一）先是“耿”讀同“簡”，“荇”讀同“莧”，然後再按照“耿、簡”“荇、莧”混同以前的語音條件分開，造成“耿、簡”“荇、莧”不同音。這種可能性顯然不能成立。（二）造成“耿、簡”“荇、莧”不同音的原因不在這一帶方音内部，而是優勢方言的强烈影響，使得當地人放棄“耿”讀同“簡”、“荇”讀同“莧”這樣的土音，接受優勢方言的讀法，於是“耿、簡”“荇、莧”不同音。换言之，人們回到以前“耿、簡”“荇、莧”不同音的狀態，其推力不是當地方言的自然音變，而是外力的推動。顯然，只有後一種可能性才能解釋古幽州一帶的今音。這種演變在歷史上層出不窮。
這種現象説明，研究漢語史，我們不能將某一地古今不同時期的語音輕易地拉成一條直線來分析其音變現象。有人設想這樣的漢語語音史演變模式：一個是“以流溯源”，這是以當今各方言區的劃分爲終點，往前追溯各方言區的形成。例如今天有人劃分出一個“閩語”，有人就以此追溯“原始閩語”，等等。一個是“沿源探流”，這是希望將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漢語劃分出若干區域，然後探討它們是如何由原來的方言變成該區域之内的方言的。采取這兩種模式研究漢語語音史都存在問題。首先，越往前，反映漢語方言的材料就越少，就各時代的方言音系而言，宋元以前的方音人們幾乎不可能研究出一個又一個完整的音系；其次，語言是由語音、詞彙、語義、語法構成的一個系統，有人可能看到詞彙、語義、語法方面難以采用這個模式進行研究，於是只單獨拎出語音來從事“以流溯源”和“沿源探流”工作，缺乏系統意識，這種方音史研究模式人爲性太强。還有，這兩種研究方案，常常注目於分化，忽視了優勢方言、民族共同語對各方言的巨大影響力，忽視了方音分化後，它們彼此之間有頻繁的接觸。
東漢時期的幽州刺史部領廣陽、涿、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諸郡及遼東屬國等共11個郡、國。今天這些地方隸屬於不同的官話區域（晉語也可以算官話的一種），主要分屬東北、北京、冀魯、膠遼、晉語等官話。僅就東漢涿郡來説，主要分屬於北京官話、冀魯官話。北京官話主要分布於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承德市、廊坊市、涿州市，内蒙古和遼寧省部分地區，冀魯官話分布於河北省大部、天津市大部、山東省西北部以及北京市平谷區、山西省廣靈縣和内蒙古寧城縣。可見，無論是北京官話的範圍還是冀魯官話的範圍，都跟漢代涿州的轄域犬牙交錯，都溢出了涿郡的範圍。如果再考慮一下更大範圍的幽州，在此轄域内的今方言，那更是跟幽州的轄域完全不合。這説明，涿郡方言發展到今天，跟漢代涿州方言不是一脈相承的關係，今天的涿州方言是受到漢語北方優勢方言、漢民族共同語的强烈影響而形成的。
漢語史上，一直存在着兩種趨勢，一是方言的分化趨勢，一是優勢方言、民族共同語對各方言的整合趨勢，後面一種趨勢常常消弭前一種趨勢，這在廣大的北方地區以及鄰近北方的方言區域表現得尤其突出，今天的官話區域涵蓋長江以北漢族聚居區，長江以南鎮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帶，湖北（東南一帶除外）、四川、重慶、雲南、貴州五省市，湖南西北一帶，占漢族總人口的70%以上。這其中出現了大量的地域方音的“消弭化”，從而接受優勢方言、民族共同語的巨大影響，兩漢以來幽州一帶“耿、簡”“荇、莧”由不同音變成同音，就是後一種趨勢在起作用。
【補記】本文是應《文獻語言學》慶祝江藍生先生八十華誕欄目之邀而作的。 2023 年 4 月 13 日上午曾在上海大學做了演講，蒙華學誠、王貴元、王立軍、丁治民、鄭妞等同道點評並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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