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序

这一篇序，于情于理都无从推诿。推其缘由，要从与宋希於的相识相交说起。

十二年前，微博畅所欲言的氛围尚浓，我固然已非少年，却还难免气盛，一次谈及某位前辈名家，流露出几分微词来。宋希於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他大概表示不能苟同，却给我留下亲切而顽皮的印象。与宋希於相识后，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点，如近现代的政治、文艺、学术史，时常联系交流，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十二年来，奇书共赏，疑义相析，不一而足。我们各自写了文章，对方必定是第一读者，坦诚地交换意见；后来创办《掌故》，又时时一起推敲编辑思路与取舍标准。如果要概括我与他的交谊，大概便是孔夫子所说的“直谅多闻”。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我痴长他十四岁，但我之于他所得，远多于他之于我所得。遇到这样一位同道，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宋希於对因各种缘由被打入另册的历史人物，如周肇祥、白坚、汪精卫、周作人、钱稻孙、黄秋岳、瞿兑之、曾仲鸣、龙榆生、陶亢德、张次溪、纪果庵、柳存仁乃至康生、林彪等，尤其怀有探究的兴趣。我猜测，这和他出生于9月13日这一天多少有些关联。由生日而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进而关注历史旋涡中的人物，进而发现真相并非黑白分明，隐显之间别有天地，是一条自然而然的追溯路线。只是这些人物的生平无不极尽复杂幽深，叙述与论断的得失往往就在毫厘之间。而他连贯起这些人物的心迹与事迹来，颇能探得其实际和其情理，这就体现了他的知识结构与深度、广度，以及他对历史、人性、社会的认知。看似平常，实则举重若轻，岂易为哉。

写掌故是需要阅历的。见闻既广，心事底定，下笔自然矜慎，去取剪裁，描摹浓淡，无不相宜。近四十年算不得掌故之学的兴盛之期，但已故前辈如金性尧、刘衍文、邓云乡，仍然留下了可观的遗产；今世赵珩、陆灏、唐吟方、黄恽、胡文辉，出手也各有风神。与他们相比，宋希於在世代上晚了一两辈，阅历不可及，却骎骎乎不落其后，大约与他的切入点便是复杂人物有关。

师友们提及宋希於的治学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提到他强大的电子文献检索能力。这自然是当前从事学术研究的必备技能之一，唯其能得人所不能得，难怪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他还勤于实地考察，佐以各种验证手段，往往能达到古今交融的效果，却知者甚少。自从在北京求学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踏访历史遗迹、名人故居，每到一处，便在手机上定位标注，如今积累下来，已蔚为大观。文献之外，他还参照不同时期的地图、照片和最新的电脑软件，无不信手拈来。他与我在北京街头漫步，常常手指眼前的建筑、街巷，对它们的历史、沿革、往事详细道来，如数家珍。我去颐和园，他有事未能同游，但设计了优胜的路线，还能估摸着我到了哪里，就发一张那里的老照片来，供与实景对照。我飞临日本上空时，拍了一张下面的城市照片，他一看到，片刻之间就推断出这是何处，并列举证据。他久欲来游南通，来之前意外得知南通不仅有一号桥、二号桥，还有一点五号桥、一点七五号桥，好奇心大发，忍不住先研究了一番；来之后又找来新旧地图，既复盘自己的行走路线，也琢磨近百年来的城区变迁，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讲述我家所在地的历史，竟是我闻所未闻的。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掌故之学，方法固然是以考据为主，却不止于纸面。

出道较早而起点较高的读书人，很容易心浮气躁，一大特征便是一心求名，急于出书：不是出书时不顾质量，出书后耽于浮华，就是第一本书尚能用心，盛誉既得，放松了自我要求，每况愈下，至于荒废。但宋希於并非如此。他的作品无不用心而精彩，虽说结集出版早已足够，偏偏不疾不徐，优游为之，如今快到我认识他的年纪，才准备出版这第一本书，文章还经过他的反复斟酌与修订。这种为人为学的态度一以贯之，本书的分量便可以想见。

分量之外，更有早定的因缘。本书的出版社与编辑，正是曾影响少年宋希於做出人生抉择的中华书局和李世文；胡文辉与我，是宋希於最早相识的一批同道；胡文辉与宋希於又是在《掌故》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一集不落。如此一来，写这篇序即是分内之事了。

本书取名为“掌故家的心事”，措辞颇妙。无心事则无寄托，无寄托则掌故减色，甚至不成其为掌故了。去年夏天与宋希於在上海见面，怂恿他南迁，他只是笑而不语。想来他哪里舍得“北斗京华”？北京这座城与这里的人，堪称掌故渊薮，是他“心事”的源头。当然，这本书展示了人物、风雅、社会、历史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新一代掌故家的心事，总会有后人来打捞的。

甲辰惊蛰，写于南通后照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