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辈里,应该要数宋希於最专注于掌故,而我也算写过一些掌故文字,故日常互动甚多。不过,照我的印象,我们对掌故的看法不无距离,甚至是有分歧的。
我以为,掌故有两种:一种是掌故,另一种是对掌故的讨论,不如说是掌故学。第一种掌故,大体得之亲历亲见亲闻,不避主观,体裁皆属随笔乃至札记,而文字多明快可读;第二种掌故,则是对亲历亲见亲闻之轶事的排比和考订,取旁观即客观的视角,虽不采学院式论文的格式,但本质上属于考据文章。以近代以降的名宿为例,前者的代表是郑逸梅,后者的代表是徐一士、高伯雨,各有各的取径,各有各的价值。
但希於对郑逸梅却是不太看得起的。他说郑的文本太多抄撮,太多剿袭,曾有意写《〈艺林散叶〉史源考》或《郑逸梅的洗稿法》。我当然很鼓动他做《〈艺林散叶〉史源考》这样的工作。不过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抄撮和剿袭本是掌故学的“传统”,而我读《艺林散叶》甚早,对其书实有偏爱,不免多了些“了解之同情”。希於说郑是以“蹈袭”为“创作”,而我以为“创作”固不妨“蹈袭”,极而言之,抄得不好是“抄袭”,抄得好就是“创作”了。
我以为《艺林散叶》这本书,实为一代名士言行风貌之所寄,跟《世说新语》最是相似:论其内容的简短生动、丰富多彩,是相似的,论其内容的道听途说、东拼西凑,也是相似的。写出了《世说》的刘义庆,就是他那个时代的郑逸梅,所以他需要一个刘孝标来替他作“注”,做补证和纠谬的工夫。而希於也正可以为《散叶》做刘孝标的工作,考其出处,辨其真伪,加其邃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我并非不理解希於的看法。
晚清民国之际,已成弱国,而人材辈出,虽当乱世,而文采风流,可是我们早就远离了那个多姿多彩的年代,还能上哪里去亲历亲见亲闻呢?虽欲做郑逸梅,已不可得,我们就只能做徐一士了。事实上,在实践上,在具体写作上,我跟希於的旨趣是相近的;我们终究受了现代学术的洗礼,都愿意做“实证主义”的刘孝标、徐一士,而耻于做“拿来主义”的刘义庆、郑逸梅。易言之,我们都不是谈掌故,而是做掌故的考证。
尽管如此,一千个作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是做掌故考证,希於跟我又是多有不同的。首先,是他更为小心审慎,更注意搜集冷僻的文献,也更重视挖掘“小人物”的事迹。可举一个跟我自己有关的例子。
我以前讨论过苏青小说《续结婚十年》里所影射的人物,其中认为里面的“范其时”应是胡兰成;而黄恽君反驳我,指“范其时”是中共特工袁殊的下属鲁风。过了十年有馀,希於终于找到有说服力的材料,断定“范其时”是早年与鲁迅有交往的梁式,我和黄君都错了——按希於少年老成的话,就是“双方说法仍有瑕疵”。这一考证,就见于希於此书里的《“范其时”不是胡兰成》一文。现在想来,梁式这样的“小人物”,我根本闻所未闻,以我的知识背景来说,也就只能“大胆假设”,根本无从“小心求证”的。由此一例,就足见希於对于沦陷区文坛的谙熟了。
而希於与我更大的不同,在于对电子搜索技术的全面掌握。
民国报刊不必说是掌故的渊薮,只是体量太大,按阅读缩微胶卷的传统方式很难充分利用,如今随着民国报刊不断电子化,擅长电子搜索的学术新世代正可一展长技。希於正是这些学术新晋里的佼佼者,因而平日在材料上惠我亦多。我有关掌故的文章,每每写成初稿或发表之后,他即能搜出未见的文献以供印证,小叩大鸣,匡我未逮。
比如我读近人余绍宋日记,见其引岁寒老人“士大夫风棱不可有,风节不可无”之语,查到清代称“岁寒老人”者有孙奇逢、王严士两人,怀疑是孙奇逢,但查检《夏峰先生集》《孙奇逢集》皆未得,无法坐实。后承希於找来电子版《孙奇逢集》,一索即得,始知原文见于孙氏《日谱》。又如我对谭家菜主人谭祖任向有兴趣,历年陆续搜集材料,而周运在阅读旧报的缩微胶卷时、希於在查检旧报的资料库时,一见有关记录,皆转图给我,其例指不胜屈——只是积累至今,材料杂而多,倒让我畏难而不敢动笔了。
总之,在材料上,我仍是通过纸上阅读而随机积累的,可谓土鳖做派,“小农经济”;而希於既用力于搜购稀见的纸本文献,又勤于利用电子数据库作定点搜访,两种方式相得益彰,在境界上自然是更上层楼了。因此,我做的掌故学,跟徐一士、高伯雨时代大同小异,而希於做的却是网搜时代的掌故学了。套用萧伯纳比较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的话:在我和宋希於之间隔着一场互联网革命,划分开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
在我相熟的一班北京朋友里,艾俊川、宋希於两位都以所谓“e考据”见长。艾君将“e考据”运用于文史方面,其成绩已见于《中国印刷史新论》与《且居且读》《E考据故事集》诸作;而希於则将“e考据”运用于掌故方面,可谓之“e掌故”,其成果的部分就体现在这本《掌故家的心事》里。
显然的,希於的“e掌故”,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以后的掌故学,必然要基于民国报刊的深入考掘,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预流”的学问,而且无疑是希於君及其同辈学人的主场,我辈无此能力,就不能不退避三舍了。“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为希於作序,我油然想到了《庄子》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