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战争活动在促成早期国家的诞生和进入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 。商王朝每年都会进行或大或小的众多战争，这就意味着，战争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当时上到王室，下到普通氏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对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洹河流域的那些人而言，他们对待战争的观念必然具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按照现代人对“战争”的理解来复原商代战争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观念。

在试图尽可能去理解和复原商代社会的战争观念与各种战争要素方面，笔者尝试在研究中使用宗教思想史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中提供的方法和思想视域，即进入古代人特有的宇宙观、世界观，去理解他们“世俗”行为背后的“神圣”观念以及这二者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伊利亚德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道：“古代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生活于神圣之中，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已被奉为神圣的东西。这种心理倾向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那是因为，正像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ies）中的人一样，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神圣就是力量，而且归根结底，神圣就是现实。” 例如，在古人的“神圣”视野中，建造房屋并不仅仅是营建一个大物件，或是“用来居住的机器”。房屋这一“世俗”的存在背后却是一整套“神圣”的观念：“它是人类借助于对诸神的创世和宇宙生成模式的模仿而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宇宙。”

对于古代观念而言，巫术、神灵这一套宇宙秩序是无可置疑的世界事实，对神灵和各种超自然力量秩序的维护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或者说神圣和世俗之间被划出边界本身就是现代思想“祛魅”后的产物。张灏说，古埃及、近东和中国商代的政治观念都为宇宙秩序所笼罩，他将这种古人的世界观称为“宇宙本位政治观”。无论是在古埃及、近东，抑或是中国的商代，“人世的政治社会秩序是植基于宇宙秩序，宇宙秩序既非人所能掌握，作为宇宙秩序一部分的人世秩序当然也非人力所能控制或变更” 。人类一切的社会与政治活动都植基于神圣宇宙的规定与法则，占卜、祭祀构成了与宇宙诸神交互联系的核心方式。如果脱离了这些古代人群特有的世界观念与思维方式，就很可能难以理解建立在这些观念基础之上的种种社会行为。

考古与甲骨卜辞等材料显示，战争与相关的武装活动构成了商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作为一种“世俗”生活，吸纳了这一社会中最广泛的人群投入行动之中。围绕商代战争这一内容展开的研究论文并不少见，可以说这一研究领域是伴随着甲骨学的兴起就已经开展了的。可是，战争这种作为“世俗”活动背后的精神观念，或者说“神圣与世俗”这二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交互关系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方法论上，用现代理性经济人的视野对商代战争活动进行考察虽然不失为一种理解古人的可能，但笔者更倾向于以“神圣与世俗”的维度进入古代人的世界，去理解在商代社会的诸神与宇宙论语境中，种种“神圣”观念是如何支配他们展开“战争”与武装者编制等“世俗”活动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每一个族群之间对暴力活动与战争都拥有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的观念基础建立在相应的宇宙论、宗教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复杂框架之上。例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化（Aztheca）是将战争理解为捕获俘虏而献祭神灵，为此，他们深恐在敌人投降之前杀死过多的敌人，因此会在占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也会缩手缩脚。这一策略致使他们在与西班牙军队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按照阿兹特克人的观念来说，西班牙人毫无理性，因为他们见人就杀。

显然，阿兹特克人对战争的理解与欧洲人是不同的。在中美洲古代文明的观念中，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献祭的过程之一，也就是说，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战争是具有宇宙论观念基础之上的某种行为。这种行为观念导致的结果是，中美洲的古典文明在西欧殖民者入侵之后被较为轻易地征服。而西方文化观念中的战争传统是从古典时期便表现出的“重侵略和杀戮”，强调“暴力无限”和“彻底征服”的倾向。

在这个意义上，对商代战争的理解，可以放置到商代人自身的精神观照中去。这里需要考察的是商代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分析他们将战争视为怎样的活动？而对商代宇宙观的分析，则有助于理解商代武装组织的编制、武器装备的构成是如何服务于战争活动的。

商代的“武装者”这一概念含义广泛。从广义上讲，这一概念包括了以进攻武器装备起来的所有成员。其中有国王、氏族首领、武装贵族与普通氏族战士。这些武装人群的覆盖面相当广泛，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女性，这表明在商王朝的社会中，武装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也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武装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耕作需要焚烧荒野，而在野外开荒，便需要伴随以武装活动。《甲骨文合集》第584片和第6057片的内容显示，商代的“田”这一类开垦的农耕区间可能会受到异族的入侵，而农田上耕作的氏族成员还可能成为异族袭击的对象。因此，商代的农耕开辟往往伴随武装活动展开，而武装活动也包括了对农作物的管理与收获。

此外，商代畜牧活动的展开也伴随以武装行动，二者互为补充。畜牧的同时，往往也捕获异族的牲畜与成员。也就是说，武装行动覆盖了商代平民氏族成员最主要的生产与日常活动，他们是“武装者”中的主体力量。而殷商氏族组织的构成，往往也是以武装化的编制为基础的，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甲骨文“族”字的造字为旗帜下的令箭这一字形而有所体会。这些武装化的家族是商代国家的武装暴力之基础，这是一个被高度军事化的社会。正如张光直所说：“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对于贵族和统治阶层，特别是垄断了各族祭祀的王室而言，战争与祭祀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他们发动狩猎与战争行动的重要原因。笔者并不排除商王室在发动战争的动机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诱惑。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现代人经过“祛魅”（secularization）之后形成的以价值理念为中心的判断并不能完全解释商代人的宇宙观念与价值判断。因此，笔者不得不简要地讨论商代精英与普通人群共同分享的世界观与精神结构。

殷人何以每日不间断地用象征宇宙模型的龟甲和水、火两种元素对祖先和神祇进行卜问？实际上，商代王室、贵族的宇宙观念决定了他们将祭祀视为整个世界活动的基础，大大小小的各种献祭是维系这个世界各种超自然元素进行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在这个充满了诸神的“神圣”宇宙中，人类作为“世俗”的生活实际上是被“神圣”统摄了。人的物质生活都被纳入一系列关于“神圣”的象征之中。因此，战争活动必须为代表整个宇宙秩序的“神圣”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代的观念中，战争与狩猎之间的边界十分模糊。一方面，统治者通过“蒐”和“狝”这类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演习。可是，“蒐”与战争的边界又十分模糊。而另一方面，战争之后又往往举行狩猎，或者一场战争就被视为一场狩猎。因此，捕获人牲与动物将其作为献祭给各种祖先神的供奉，被视为宗庙守护者的第一要务，捕获人牲与动物被视为性质相同的一项活动。

殷商一方没有形成现代知识意义上的“人类”观念，与殷商敌对的族群也没有形成这一观念。甚至在18世纪的欧洲学者看来，不同文化的人群属于不同的物种，美洲的原住民是比欧洲人低劣的物种 ^[2] 。我们不能用启蒙运动价值观念和19世纪以来生物学、人类学价值构建起来的普世人类这一现代观念进入古代材料来理解殷商的宗教献祭。

在殷商王室看来，战争与狩猎中捕获的猎物或各种精怪——总之都不是人类，而是可以喂养祖先神灵魂的祭品。因此可以说战争、狩猎活动都与献祭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祖先诸神与王室成员之间没有“爱”与“怜悯”这样的情感联系。维系王室与神灵之间的纽带，是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互相给予”原则，这种原则在先秦中国的思想史材料中十分丰富，从《尚书·金縢》中周公对鬼神的许诺到《日书》与《山海经》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图像，总之，可以发现这种极端实用主义价值的影响之深刻。用道德观念来否定和批判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要迟到春秋中期才出现，这一点可以被视为宗周有道德的天命观念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进入这一维度，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商代国家战争观念的核心之一——对祭祀品的获取与掠夺。而维持献祭，则是维持这个宇宙稳定和按照既往步骤有条不紊进行运转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殷商国家所有的战争参与者——包括国王、族长和普通氏族成员——都是为了维系整个世界良性运转而努力的链条之一环。商代的战争并不是以彻底征服和杀戮为首要原则的，捕获“猎物”是战争开展的重要任务。当然，商代的战争也区别于中美洲地区的“仪式性战争”和以捕捉人牲为目的的战争，尽管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商代的武装者大量装备弓箭，这种武器能够有效地远距离杀伤敌众。从一些人牲的骨骼痕迹判断，商代武装者似乎有意识地练习箭法，用射伤对方的技巧将其捕获。此外，弹丸也是远距离有效捕捉人牲的武器之一，笔者将箭与弹丸二者都归入远射兵器的范畴。而弓箭这样的远射武器背后还笼罩着一层巫术—献祭的含义。

商代贵族的重要武器是战车，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实，这种作战方式也是从北方文化传入早期中国的 ^[3] ，但殷人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技术。战车显然可以有效冲击步兵和形成威慑力，因而被广泛用于战场，但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商王国的敌人也广泛拥有这种武器，即使拥有，数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就可以理解，战车是殷商猎获敌人的有效重型武器。战车编队的组织形式背后，还体现着商代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也体现在商王国的步兵组织之中。按照伊利亚德的观点，“世俗”与“神圣”之维都分享了对最高范式的模仿，通过对神圣的范式性的不断再现，世界被神圣化。在这个意义上，殷人的武装者编制背后的观念同样能呈现出一种“神话历史”的形态。

除了战车和步兵之外，商代武装者也通过骑马来进行小规模袭击活动并捕获人牲。这种骑马的战斗方式与战车技术一样，是从西面或北面的游牧群体那里传来的，这似乎与殷人祖先的游牧生活方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骑马的武装者显然在机动性能上更为灵活和高效，非常有利于捕获数量不多的人牲。但西周和春秋的战争中很少有骑马的武装者，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游牧群体中看到保存的骑马活动。笔者推测，这种现象与殷商灭亡之后宗周军事贵族传统的建立有关。因为在周人的贵族传统之中，交战的贵族双方通过战车就可以完成战争礼仪活动。他们不需要像殷商一样运用机动灵活的方式来捕获人牲。

除此之外，商王国还驯养了一定数量的战象部队，这些被驯化的亚洲象成为殷商武装力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种强大的动物也是殷商战争活动中的有效武器。不过，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商代战象部队的阵形排列与相关编制，但笔者推测，战象的阵形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分享了对宗教范式的模仿，由于材料有限，只能留待以后的考古证据来检验证实这一推论。

商代的战争文化还没有出现后世所谓军事“贵族传统” 。军事贵族传统的形成，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将对手视为与己方具有同样贵族荣誉观念的文化共同体，因之双方之间可以互相遵守战争的游戏规则与相应的战争礼仪。商代的战争观念还没有形成这一传统的基础，商代战争的观念和社会基础不是封建性的贵族礼乐文化共同体，而是巫术力量支配下的一系列武力活动。甚至到了西周早期，贵族传统仍未建立。这一传统的建立，与周公制礼作乐为代表的宗周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商代的战争—祭祀与武装者的组织方式背后体现出的是一整套神话宇宙模式。最为典型的例子体现为，包括普通战士、战车、骑手等在内的武装元素均是按照“三”和“五”这样的神圣数字为基础而展开编制的。而“三”、“五”神圣范式的神话原型也正是殷人宇宙结构与诸神信仰模型，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论述。在这个意义上，商代的战争观念与军事史也就是一部“神话历史”，作为世俗的“历史”与作为神圣的“神话”互渗地胶结在一起，以至于脱离基于殷人本身独特的宇宙观与精神象征系统，就很难准确地对商代的武装活动与相关现象进行整体的理解。

殷人的武装队形、人数及各种编制的背后都是以伊利亚德所说的“神圣范式”为依据进行操作的。这种神话式的宇宙象征或范式体现在战争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队形、人数、武器、装备，甚至对军事—政治地理的想象。以商王国核心地区诸氏族为主体，在武装扩张的过程中广泛对外拓展，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军事性城堡—“邑”，并以邑堡为中心，依靠武装氏族掠取各种维系神权政治运转所需的资源。这样大小不等、层次各异的邑堡分布在东到山东，西至陕西，北到山西、河北，南至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四土”，在格局上呈现为一个神圣的宇宙十字形。这种十字形也广泛见于殷人的各种祭器之上，代表了商代宇宙观和诸神想象的范式符号化。在具体的军事性经营活动中，“神圣”的范式与模型通过战争与献祭的核心主题被不断地重现，并最终与“世俗”密切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殷人广泛地使用人牲，这个传统可以被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 ^[4] 。这些材料都涉及商代战争观念与史前的复杂关系。因此，笔者将商代战争情况的研究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包括社会组织方式、宗教祭祀与战争的关系，商代的战争观念与相关诸要素多为新石器时代战争发展的结果。

[1]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6页。战争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重要意义不仅仅表现为中国，古埃及的王权同样来自早期时代诸邦之间的战争（Barry J.Kemp， 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Routledge, 1989，p.229）。战争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广泛见于各古文明的演进过程之中。

[2] Alan Barnard，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9.

[3]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54-55.

[4] LiLiu， 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