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些年来，在先秦史研究中，商代史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和关注。商代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大家关注的热点，当然不会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久远，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朝代，也不会仅仅因为它有当时全球最发达的青铜文明，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年以来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所产生出来的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对公众的极大的吸引力。这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展示出的巨大魅力，使人们能够亲眼看到古人那些天才的智慧结晶，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早在殷周之际，就有人开始研究商王朝的历史了，那就是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在流传下来的《尚书·周书》的开头几篇，如《酒诰》等，就已提到吸收殷亡的教训等问题。以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们，也几乎都以“殷鉴”作为避免亡国的镜子，就是要牢记商王朝亡国的教训，使国运长久。春秋时代的列国君主同样也是要研究商代历史的，在《左传》这部书里，就数度讲到商朝亡国的教训。这些，都是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所熟知的。

商代是中国文明初创的时代，那时的人们仍然沉溺在上天鬼神一类神圣的迷雾里生活。甲骨文的内容多半和商王对上天的祈祷有关，殷纣王在周人兵临城下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礼记·表记》也记载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如此等等的记载，都使我们看到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里所弥漫着的浓厚的神权气氛。而商代青铜器上的纹样，同样也在述说着商王朝神圣观念的种种故事。至于商代的战争，当然也是在神权的支配下，出于神权政治的需要而由神权思想引导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就十分清楚了。

事实上，从世界早期文明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情况看，各文明古国的战争，不管是内部战争还是对外战争，当中都大量地充斥着神权或神圣的王权观念，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小亚细亚以及希腊神话里的诸神，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古代文明初兴时期神权与神圣传统在包括战争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

商代的战争，不论在历史文献还是在甲骨文里都有大量记载，商王朝因战争而兴起，因战争而灭亡，它的盛衰兴亡都和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为治先秦史的学者们所十分清楚的事情。但是关于商王朝的战争观念，尤其是从神权政治和神权思想的视角去透视和理解商代的战争，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特别关注。李竞恒的《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一书，从宇宙观的角度去考察商代的战争观念，也就是把商代的战争纳入当时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这一背景中去加以透视和理解，并把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战士”和武器装备等一并加以考察，从战争观念、武装者、武器装备等不同层面去观察其中的内在动力，以期从有中心、分层次的整体上去系统把握商代的战争。应当说，李竞恒这部书，在理论和方法上是富于创新性的，值得称道。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将会引起先秦史学者和战争史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段渝
2010年11月30日于成都浣花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