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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民族在处理边域问题时，存在过很多问题。先秦时期，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比较普遍。仅从文字而言，“华夏”二字就是自我尊崇的表现，孔颖达在疏解《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的传文时说：“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说文解字注》解释“夷”：“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西南僰人，焦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按：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则与夏不殊。夏者，中国之人也。从弓者，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之类也。”
解释“北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八蛮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李巡云：五狄者，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王制，明堂位皆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许慎］‘本犬种’。［段注］此与蛮闽本蛇种，貉本豸种，羌本羊种一例。狄之为言淫辟也。”
注释和字书的解说，是文化观念的代表，可见在中国古代，四方边远之地是被鄙视的。最具代表性的观念是两位圣人的话，《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孟子在《滕文公上》中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夷狄之人，有君主在，也不如诸夏没有君主更文明更有秩序，这是孔子的认识，因为在孔子的观念里，穿左衽服装的人不可接受。孟子则认为，用华夏改变诸夷可以理解，但绝不接受被诸夷改变。
但唐朝统治者没有这么严格的华夷之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唐王朝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举世闻名。大唐王朝自建立至灭国（618—907）的289年间，在边疆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但无论唐王朝和周边民族地区怎样战争，彼此间都未像宋与辽、宋与金的关系那样紧张，而是大体能够做到和平相处、贸易往来、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民族融合度极高。这与大唐王朝的边域管理政策有很大关系。
大唐王朝的边域管理非常成功，通过都护府在军事、政治上实施唐王朝统一政策，而在都督府、羁縻州里实施高度自治的民族管理模式，使得很多边域民族都愿意归附大唐，大唐几代帝王被尊为“天可汗”就是大唐王朝成功处理边域问题的有力佐证。都护府、都督府和羁縻州管理机制虽不是唐王朝的首创，也不是大唐王朝最后使用的边域管理机制，但唐朝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这种管理机制最好的一个朝代，使得大唐王朝华夏与四夷完美融合，华夏文化影响四夷发展，四夷文化也被华夏很好地吸收。今人郑亮在谈及这种情况时说：
唐太宗李世民无比大气地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代表了当时人勇于打破关于夷夏的界限、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年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时人称为“时世妆”，元稹的《法曲》咏：“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旧唐书·音乐一》记述：“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也就是说，此时的西域是具体的西域，想到西域就想到风靡一时的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等。盛唐时期，西域的乐舞，绘画与造型艺术，饮食服饰，娱乐保健等在唐都城长安随处可见，它使唐人的生活异彩纷呈。
唐人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得自于唐人的高度自信和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心态，得自于大唐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吸引，更得自于恰切的四夷管理政策。而唐朝治理四夷的主要方法就是都护府统摄羁縻州府。
唐王朝在边域地区设置都护府，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之后。纵观有唐一代，共有八个都护府：单于大都护府（与安北互变）、安北大都护府（燕然都护府、瀚海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隶安西）、安西大都护府、濛池都护府（隶安西）、毗陵都护府（隶安西）、安东上都护府、安南中都护府。若将隶属关系、名称互换、防护方向考虑进去，实际上就是四个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安北大都护府、安东上都护府、安南中都护府。这些都护府主要执行军事任务和行政命令。都护府下有为数不少的都督府、羁縻州，如焉耆都督府、龟兹都督府、疏勒都督府、毗沙都督府、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峰州都督府等。这些都督府和羁縻州在都护府的庇护下实施自治式管理，生活方式不改变，头领或宗教领袖基本不改变，所以，绝大多数羁縻州府都与大唐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
唐王朝的边域管理大多时候都很符合实际，既能有效实施管理，又能尊重民族实际，还能做到民心安定。一是无论战胜和归附，一律平等相待。二是尽量启用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唐王朝在当地的代理人，使得民族地区有民族自主的感受。三是实施薄赋敛省力役的治理措施，既不向当地百姓征税，也不向当地百姓强派兵役徭役等，还能使其有被保护、免受欺凌之益处。四是实施贸易往来，丰富当地的物质生活。五是以积极姿态传播华夏文化，使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与唐代的驿路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驿路，关系着唐代政令的执行，关系着与各地联系的紧密程度，关系着信息互通的便捷或阻断，故而统治者特别重视驿路建设，管理队伍整齐，资源配备充足，馆驿制度完备，馆驿数量众多：“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
因此唐代驿路四通八达。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描述这种盛况：
大抵唐代交通以长安、洛阳大道为枢轴，汴州（今开封）、岐州（今凤翔）为枢轴两端之延伸点。由此两轴端四都市向四方辐射发展，而以全国诸大都市为区域发展之核心。如东北之太原（今晋源）、幽州（今北平），西北之灵州（今灵武南）、凉州（今武威）与鄯州（今乐都），西南之成都、东南之扬州，直南之荆州（今江陵）；而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则对外海运之港口也。全国大道西达安西（或至葱岭），东穷辽海，北逾沙碛，南尽海隅，莫不置馆驿，通使命，而国疆之外，凡唐之声威所曾届达处，亦颇有中国馆驿之记录。
驿路之所通、馆驿之所在，既是大唐王朝声威之所达，更是大唐在当时获得周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助力，而行走在驿路上的文人，让唐代的驿路真正成为了唐诗之路。
大唐王朝的边域管理经验，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唐代诗人的边域书写，是唐代诗歌中的瑰丽篇章。驿路，则是大唐王朝中心走向边域、边域回归中心的必经网络，承载着驿路上诗人们对边域的认知。唐代的边域范围很广，就管理视域而言，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四个方向的较大都护府以及相关重要羁縻州以驿路繁忙、过往文人更多为特点，故我们以此四都护府及其相关重要羁縻州为代表，考察唐代的边域管理、驿路建设以及唐代文人与边域联系的情况及其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