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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研究目标，起因于以往的研究经历。在做2011年国家社科项目“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时，我发现唐代驿路诗歌中有很多边域书写的内容尚未有人触及或尚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驿路诗歌中关于遥边书写的研究还留有很大空间，故而把这一课题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边域问题，都有边域书写，只是，以往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边塞诗，而没有把“边域”作为一个视角。那么，边域与边塞有何区别？与边疆又有何区别？这是本书立论的基点，也是一个为避免误会而必须说明的问题。
边疆、边塞、边域三者所包含的空间范围不同，这是由“边”“塞”“疆”“域”等汉字本初的含义所决定的。许慎《说文解字》释“边”：“边，行垂崖也。从辵，臱声。”
“边”的本义是指山崖的边缘，后引申为一切物体的边沿部分，具有线性特征。用在国土上，则指称国家最远的管辖范围。目前文献材料里最早在“边疆”这一含义上使用“边”字的是《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在这两段文字中，“边疆”“边陲”连用。从吕相绝秦所指称的地点看，都是指自己一方最边远处，是与对方随时可能发生摩擦的地带。《国语·楚语上》是“边境”连用，出现在记载楚灵王将陈、蔡、不羹作为自己国家城池时，派仆夫子皙问于范无宇，范无宇的回答中阐释了“边境”的内涵：
子皙问于范无宇，曰：“吾不服诸夏而独事晋何也，唯晋近我远也。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亦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乎？”［范无宇］对曰：“……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如牛马，处暑之既至，虻䗽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惧之。”
所谓“国之尾”，就是指国家最边缘的地方，就像牛马的尾巴一样，在身体最不好够到的地方。后来，《礼记》用以国土方面，也是“边境”“边邑”连用，如《礼记·月令》：“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竟（境）不宁，土地分裂。”
《礼记·玉藻》：“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注曰：“边邑远，谓之屏者，藩屏之义，所以蔽内而捍外也。”
可见用于与土地有关的“边”，都是指在权力范围的最边远处，与另一权力范围的交界地带。
关于“疆”，《说文新附》说“境”“疆”互文，故这里只释“疆”义。许慎《说文解字》释“疆”之本字“畺”：“畺，界也。从田，三其界画也。”
其本义指田土间的界限，后引申为国土的边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
注意：晋国的边疆是“蒲”“二屈”等地域，所指空间较为宽阔，它不是某个点或某条线，而是某片区域。从古人的使用上看，在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前，边疆泛指不同政权交界地带的领土。如李世民《赎取陷没蕃内人口诏》中说：“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
也是指己方管理的靠近边界的某些地区。需要确定的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出现以后，边疆是指不同的国家政权在确立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后双方约定俗成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权力真空地带，大体指称国境线附近的区域。
关于“塞”，许慎《说文解字》：“塞，隔也。”
“塞”的本义是“隔断”，“边塞”连用，是指边防上用以阻断不同政权或国家随意往来的要塞。《左传·文公十三年》传文：“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桃林塞，即陕西潼关和黄河相夹的军事要地、关口和防御工事。汉代使用“塞”字，亦是此意，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史记·楚世家第十》：“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
“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此三处“塞”，指具有防卫性质的冲要位置。《史记》中还有几处使用“塞”字的，都是用的“阻隔”之意，如“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
，这里的“殽塞”指的是崤山，有函谷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太）行之道，距蜚（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这里的“塞”就是“阻断”“隔断”之意，成皋、白马津、飞狐口，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要塞。“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
，即把河流当成阻挡对方的关塞。《汉书》用于边境时意思亦同，如《汉书·昭帝纪》：“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汉书·地理志》亦云：“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
从以上所用可以看出，“塞”是具体的“点”或“线”。边塞，就是指带有军事防卫性质的险要地带或边邑城塞，所要防御的是另一政治或军事集团对自己一方的袭扰或侵掠。
关于“域”，《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囗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
“或”是“域”的古字，同时亦是“国”字的初文，因此，“域”“或”“国”三字同源同义，均指邦国在一定范围内的疆域领土。《诗经·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朱熹注：“域，封境也。”
《史记》中“诸侯各守其封域”“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
，都是指一定的地理空间，它没有“塞”的特定的阻隔指向，也不是不同政权的区分线，而是指有一定管控权限的空间。在实际使用上，它比“边境”“边疆”的涵盖范围更为广阔。《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可见“封疆之界”不是“域民”的边线，“域民”要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为标准，可以打破封疆之界。
2010年，邹吉忠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边疆·边界·边域——关于跨国民族研究的视角问题》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说。对于边疆，他谈及现代社会以前世界文化的几大文明体之后说：“这几大文明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不紧密，在这些文明体之间存在荒无人烟、迂远辽阔的过渡地区，这就是文明的边疆。边疆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对文明中心区而言完全没有多少知识和概念，边疆因而不是链接不同文明体的中介，而是阻断和隔开文明体之间交往与流动的大漠和荒原。”边界则是指近代社会的现代国家体系，“原先广袤无垠的边疆、荒无人烟的边疆，变成了清晰明确、铜墙铁壁式的国界，这既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军事分界线，又是一条国土、国民、权力的分割线，将邻居变为邻国，将领土、人民及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区隔开来”
。而边域不同，他说：“由于地缘、血缘、姻缘等现实原因和历史、文化、宗教等集体记忆的历史原因，一条人为的军事政治分界线，难以将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及其生活截然分开，特别是在和平发展时期，在国家间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淡化的情况下，国界不再是国家间军事与政治较量的前沿，国界两边共享资源环境和历史记忆的人民，出于共同的或相关的生活特征和文化共性，需要跨越国界的交往和互动，并逐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共同生活地域。在此，国界变成了跨国的边境，即共享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的人们共同或关联性的区域。本文称为‘边域’，以强调其地域性与广阔性。”
这里的边域，明显指比边疆、边界要宽阔得多、包容性广的区域。而这个“边域”的内涵，才是本书所要使用的内涵。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之一。唐朝的边域究竟怎样界定，与唐朝边界、边疆的确定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我们需要进行申说。
唐朝的边疆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很多歧义。李鸿宾先生关于政权掌控的国家子民活动范围的观点很有参考价值。李鸿宾先生没有用“边疆、疆界”的概念，而是使用了“疆域”这一概念，也接近于笔者所理解的边域。观点比较长，笔者自己阐释也不能超越其范畴，故将李鸿宾先生对唐朝边疆观的理解引述如下（非原文）：
第一，唐朝是存在着边疆问题及其相关概念的。它建立在内地核心区与边缘外围区二元制的基础上。前者因处于农耕地带而成为王朝建构的基础并趋于稳定，后者则多系游牧或半农半牧状态处于以耕作为中心的王朝之边缘而存在。唐朝所谓的边疆地区，通常就是指此而言，其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能与前者相颉颃。边缘区的民众是游走于王朝的外围群体，当其归附王朝之时，就成为王朝管辖的对象；反之，当他们脱离王朝时就转成了王朝攻击的对象。
第二，唐朝的边缘区（主要表现在陆地而非海洋）实际上处在其他政治体边缘区的交叉与重合之处。以北方为例，如同唐朝中心、边缘的二元制构建一样，草原也早就形成了自身的势力范围，与南部农耕地域对峙。长城沿线地区就夹在中原王朝的唐与草原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等帝国势力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地区而非畛域分明的疆界线条，或者称为“中间地带”，或者称为“缓冲区”。边疆地区的意涵，对与此有关的王朝而言，就是如何经营和控制这片地区，而经营的本质则是双方或多方在此地区展开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的交往、对峙、抗衡、冲突和博弈……唐朝北部疆域的观念，是在与草原游牧政治体的纵横捭阖的博弈过程中产生，而在行政建置的设计中实施和兑现的。然而，这种明确的界限常常被双方的博弈所打破。事实上，它并不受构筑界限的对手所认可，一旦新的冲突发生，这种界限就会被突破，新的界限和区隔再次构筑。疆界就在彼此的博弈互动中变来变去，但其走向和划定常由强者所决定。
第三，疆界的划定由行政的划定而产生，行政的划定则出自朝廷对该地区的管控和经营，经管、控制又由朝廷与政治体的交往所决定。这三者之间是因果关系，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这表明，南北的互动是疆界划定的原始之因，但须经过行政治理这个层面，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疆界划定也不会必然出现，疆界划定的直接动因乃是行政划定。由于疆界所在的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摇摆不定，疆域所在的区域因此而变化无常，这就决定了行政划定的反复无常，所以说到底，疆界划定本身也是不固定的、常常变化的。
第四，必须再次说明，由“疆域”引申出来的上述论证，虽然自有一套体系，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人群的活动与归属的基础之上。易言之，“疆域”之出现既是以人群的活动为前提，也是以人群的活动为归宿。没有人，就没有“疆域”及其观念……本书讨论的唐朝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其说是“疆域”本身，不如说是活动其上的人群
。
在李鸿宾先生看来，游走于王朝核心区域外围的边缘区域，与其他政治体交叉重合之地域、疆域，统治政权管辖范围可触及的区域，有统治者治下人群活动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疆域。
笔者所说的边域，基本在李鸿宾先生框定的“疆域”的范围，即指以人群的活动为前提和以人群活动为归宿的区域。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要稍有拓展。笔者更注重文化交流空间、文化覆盖区域。因为疆域的变动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甚至变化很大，但文化覆盖区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笔者所关注的边域，是比疆域更向外延伸的文化空间，是既在政治视野里有一定的关联性，更在文化上有历史、文化、宗教等集体记忆的区域。
唐朝的统治范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统治的方式也不一样。唐朝的疆域最盛时期东至朝鲜，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北部，北至蒙古高原的北部，是在政治统治上有一定的关联性，更在文化上有历史、文化、宗教等集体记忆的区域，而且有相对一致的管理方式。
当时唐王朝周边不同民族颇多，为了对边缘区域实施有效管理，唐朝统治者对边域政治、军事统治主要实施了都护府和羁縻州府制度，其实施时间起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在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派兵打败薛延陀，“二十一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
，为了更好管理众多归附民族，唐太宗以铁勒、回纥六府七州共十三部内附民族为主建立了瀚海都护府，之后，或升格都督府或新建都护府。计从唐太宗至唐高宗，共建立了安东、东夷、安北、单于、安西、北庭、昆陵、蒙池、安南九个都护府，但到武后执政时期只有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六个都护府。羁縻州府不同时期数量不同，到唐玄宗时有近千数。
“都护”一词，“都”为全部，“护”为带兵监护，“都护”也即“总领监护”之意。都护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掌管对周边民族之抚慰、征讨、叙功、罚过事宜，执行唐朝统治者的命令。“羁縻”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统治方法，“羁”是军事和政治控制手段，保证其在行政管理上归属于大唐。“縻”是一种放开灵活的恩慈政策，用给予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安抚手段，以使其心向大唐。其具体的实施相当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行政特区或称民族特区，给羁縻州府相当的自由，比如保持或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政治、宗教地位，任由其实施当地惯常的管理方法等。都护府配合羁縻州，完美实现了唐王朝对边缘地区的管理，使其成为大唐官民理所当然可以自由行走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唐王朝治下之边域，自然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
但事实上，边域并不仅仅是这些区域。由于这些区域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唐王朝管理权限的不稳定性，使得边域在唐王朝权限极大时极度向外扩张，在权限变小时又极度内缩。比如安西都护府最早在西州的交河（今新疆吐鲁番），后来管辖范围西扩，迁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后又分出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安西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南。安西和北庭都属于传统的西域范畴，属于陇右道，而在走向安西都护府（西州）和北庭都护府（庭州）的途程中，边防防御早在凉州一带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伊州等具有明显边防作用的区域，尤其是由于民族之间互相争夺、反复迁徙的问题，那里屡屡成为边防的前哨。安北都护府，属关内道，在中受降城，从这里延伸北向大漠的参天可汗道直通大漠南北，属于唐北部边境，但唐人北部防务和边防心理空间是从关内道的泾州（有萧关故城）、灵州（驻有朔方军）、云州（驻有单于大都护府，有东受降城、白登山、单于台）、中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开元时期驻地，驻有振武军）、西受降城（旧驻天德军，本安北都护，后在其东北置燕然都护府，后又改瀚海都督府，又改安北都护府）、榆林关（汉云中郡所在地，驻有唐振武军）就开始的，含有以北的无定河、黄河（黄河北岸有拂云堆）、贺兰山，直至移至回纥本部的瀚海都督府（瀚海都护府，后又改安北大都护府）。安东都护府最早设立在朝鲜的平壤一带，后来府治内迁到辽东，又内迁到幽州、平卢，其边防则从幽州直至安东都护府的早期所在地平壤（管辖高句丽、渤海国等）。新罗的疆域虽然在大同江以南，但仍然臣服于大唐，并接受唐代文化、唐代官僚组织体系，甚至派人到唐朝学习、为官，皇族子弟到大唐作质子等。安南都护府属于岭南道，南部的边防没有北部严峻，但文人心理界限的边域在五岭，岭南烟瘴之地是远离中原中心的典型标记。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把边域书写范围再进行扩大：西北方向，我们关注河西节度使驻地凉州及其以西以北的边域地区；北部，我们关注云州、朔州、夏州及其以北地区；东北部，我们关注幽州尤其是蓟门、榆关及其以东以北直至高句丽、新罗、百济地区；南方，我们关注大庾岭向南向西和西南方向延伸的广大地区，直至交趾及其以南。依据邹吉忠边缘区主要表现在陆地而非海洋的观点，走向安南都护府的边域书写，我们只将岭南西道纳入关注视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唐时的新罗，不属于都护府管辖范围，也不是羁縻州府，新罗与靺鞨、渤海、高句丽、百济不太一样，后者属于唐王朝版图域内，新罗则不在版图之内，但新罗附属唐朝，且其文化思想受唐朝影响，文化交流与唐朝过从甚密，不少新罗学子入唐学习，有的甚至在唐为官，几乎就是唐化生活。如诗人崔致远不仅与很多唐人是朋友，还做过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府都统巡官，写下了很多严整的符合唐律的格律诗。这种文化的血脉关联直接催生了韩国的汉文学。新罗也与大唐有军事互助（当然也有战争），且在地域上与百济、高句丽扯不断理还乱，属于邹吉忠先生所说的“共享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的人们共同或关联性的区域”，依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之意，也纳入我们所关注的边域书写范围。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我们先确定一下参与边域写作的唐代文人群体。
在唐代文人走向边域的队伍中，有一批人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从军、入幕、出使、边游、被逐的文人，如张说、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骆宾王、陈子昂、王之涣、王昌龄、高适、李白、岑参、李益、张籍、贯休、崔致远等，这些诗人用生花妙笔记录了他们从军、入幕、出使、贬谪、边游中的驿路行程和所见所闻，反映他们人在旅途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为我们留下了唐人边域交通、生活的真实资料，也树立了独特的边域书写风格，使唐代诗歌的写作范围大为拓展，风格也多种多样。主要有这样几个群体：
1.入幕文人。唐制，及第举子是不能立即授与官职的，需要候选三年或更长时间，在候选期间，多数人会进入幕府成为幕僚。这些人构成创作边域诗的庞大群体。此外，对于已经进入仕途的人，入幕也是唐代文人重要的晋升之路，唐代文人在幕府常常得到幕府府主的推荐，晋升极快，《唐语林》记载这种情况是：“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官。”
入幕，当然有边域都护府入幕者，高适、岑参是入边塞幕府的典型代表。
2.传宣王命、犒赏军功、出使各国的使者。在与周边民族交往或边疆队伍需要劳军的出使队伍中，也有一批文人，比较典型的如张说、王维，他们常被誉为张骞、苏武、班超等。这样的使命，也给了他们机会，他们用诗笔记录驿路生活，表达自己对大唐王朝的情感和自己的人生理想。
3.边游文人。唐代文人重视事功，将立功边塞放在首位，所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故而一些功名不立、仕宦难成的文人常到边域寻求发展的机会，如李白、祖咏、常建、张籍、于
等。他们通过边游，更深入地了解边地生活，也写作了一些游历边地的作品。
4.逐臣文人。唐代逐臣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其中有些人被谪往遥边，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李德裕等，他们在驿路上书写了内心的哀怨、对外界环境的不适、思乡恋家的情感，为扩大唐诗的写作领域做出了贡献。
以上诸类人群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与一般驿路诗歌创作形态没有本质性差异，但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主要包含几种类型：祖道饯别、馆驿之作、驿路行吟。这几种类型的写作形态不完全一样，我们略作区别。
一是祖道饯别。中国古代很重视人的出行，大约是因为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生死无常等原因，古人特别重视驿路饯别，唐人亦如是。饯别的地点往往在驿馆、驿亭，称为“祖”“道”或“祖饯”或“别”。笔者在《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谈及过祖饯的来源和古人的观念：
祖饯活动的形成，据东汉崔寔记载，与黄帝之子有关。《文选》李善注：“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所谓“祖”或“道”，是古代人为出行者祭祀路神而进行的祭祀活动。《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公将往，梦襄公祖。”注云：“祖，祭道神。”疏云：“祖是祭道神也……行山曰
，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阻难也。”故此，“祖道”或“祖饯”等字样，是与祭祀相关的，是人们为了祈求出行者的平安，向路神祭祀。
祭祀路神的仪式是比较复杂的，第一步是“委土为山”，第二步“伏牲其上”，第三步“酒脯祈告”，最后“乘车躐之”。这四步的意思分别是：面对障碍、供奉牲醴、祷告平安、毁掉障碍。祭祀的目的在于对前行路途上的障碍进行清扫，祈求行人的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社会最初的送行侧重于“祖道”，也就是祭祀路神。在这一活动中，供奉牲醴也即“酒脯祈告”是必备的重要形式，“酒脯祈告”活动之后，释酒祭路，饮酒壮行，《聘礼》记云：“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于其侧。”在这一活动中，出行者成为在祖道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而对出行者的关切也就成为祖道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发了祖道活动中的另一功能：饯送。《诗经·大雅·韩弈》：“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是对“供奉牲醴”活动兼有饯送之意的描述。但《韩弈》的主导内容是记述韩侯的事迹，“显父饯之”只是在记述韩侯事迹的过程中的一件事情，因此，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祖饯诗。《诗经》中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祖饯诗，应推《邶风》中的《泉水》……元人许谦在《诗集传名物抄》卷二中对《邶风·泉水》进行疏解时解释魏晋之前的人在进行祖道活动时的心态：“軷，谓祭道路之神。軷，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阻险，故封土为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处者于是饯之，饮于其侧，礼毕，乘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可见，祖道的意义确实重在“祖”。
虽然重在“祖”，但确实也含有浓重的“饯”意。“显父饯之”，饯的是韩侯，“处者于是饯之”，饯的是行者，都是居家者为出行者的平安进行祈祷。
古代人对出行的重视决定了饯送活动必然很多。魏晋南北朝的送别，一般都是在就近的路边，很少在驿馆或长亭。唐代的驿传体系完整，驿路发达，驿馆具有住宿、餐饮的功能，故而唐人的送别，一般都在驿馆、长亭进行，比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谈及长安东郊的馆驿送别：
由长安都亭驿东北行，由京城东面北首第一门，曰通化门，十五里，至长乐驿，圣历元年置，在浐水西岸长乐坡下，为京师东出第一驿，故公私送迎多具筵于此。又东渡浐水十五里至滋水驿，隋开皇十六年置。驿近滋水，一名灞水，有灞桥，所谓灞桥驿者，盖滋水驿之异名。灞桥为东郊名胜，桥红色，以石为柱。出入潼关固必由之，即出入蓝田、武关者与出入同州蒲津关者亦多由此。且灞水入渭处有东渭桥，为南北交通之要，亦为东西租粟转运所聚。故史称灞桥最为交通要衢，长安祖饯亦或远至此桥驿也。
以上的资料大体可以说明，唐人的送别基本发生在驿馆、长亭。一些唐人的诗歌也明确告诉我们，祖饯也即送别，是在馆驿和驿亭，比如王勃《白下驿饯唐少府》诗题及诗中的“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江亭夜月送别二首》的诗题、杨炯《送丰城王少府》中的“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孟浩然《岘山饯房琯、崔宗之》中的“祖道衣冠列，分亭驿骑催”、《送卢少府使入秦》中的“祖筵江上列，离恨别前书”（水驿饯别）、张说《洛桥北亭诏饯诸刺史》的诗题及诗中的“离亭拂御沟，别曲舞船楼”、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中的“送客南昌尉，离亭西候春”、徐知仁《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中的“北阙纡宸藻，南桥列祖筵”、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诗题、《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的诗题、《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的诗题、李端《都亭驿送郭判官之幽州幕府》中的“都亭使者出，杯酒故人违”、李益《洛阳河亭奉酬留守群公追送》的诗题及诗中的“离亭饯落晖，腊酒减春衣”、王建《送人游塞》中的“城下路分处，边头人去时”、薛涛《江亭饯别》诗题及诗中的“离亭急管四更后，不见公车心独愁”、李群玉《广江驿饯筵留别》的诗题、李频《送友人往太原》中的“离亭聊把酒，此路彻边头”、皎然《霅溪馆送韩明府章辞满归》的诗题及诗中的“晓月离馆空，秋风故山晚”等等，都能把我们引向唐人送别的地点——馆驿、驿亭。
送别是伤感的，容易激发离情别绪，故而在唐代这个诗歌的国度里，产生了大量的驿路送别诗。它的写作一般发生在驿路的起点（除却回忆性的），有即兴而发的特点，有些诗歌比较粗糙，有些诗歌有委曲迎合之意。而优秀的诗人与情感深厚的人之间，更容易产生感人至深、传之永远的文学经典，比如李白的《送友人》《送别·斗酒渭城边》、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送路六侍御入朝》等。对于边域书写而言，送别诗更多是在设想中描写边域风物和生活，关心和嘱托对方，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火山云歌送别》、张籍《送蛮客》《送海南客归旧岛》《送新罗使》等。
二是馆驿之作。在驿路行走，必须严格按照唐代行驿的要求。按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规定的驿传速度：“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这些行驿要求，主要是在保证行程的基础上，给马匹、舟子以充分的休息时间，否则会使马匹损耗、舟子劳累不堪。笔者在《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论述过这一问题：“唐朝统治者制定了对驿使违程的严厉处罚措施。《唐律疏议》对驿使有十条规定，包括：驿使稽程、驿使以书寄人、文书应遣驿不遣、驿使不依题署、增乘驿马、乘驿马枉道、乘驿马赍私物、长官及使人有犯、用符节稽留不输、公事应行稽留等十条。其中，驿使稽程、乘驿马枉道、公事应行稽留的军法式处置保证了乘驿人员必须按驿传制度规定的里程和时间行进。”
同时引用了四条资料证明这一观点：
【驿使稽程】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或作“三”）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
【乘驿马枉道】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谓越过所诣之处）。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无马者，不坐。）。
【用符节稽留不输】诸用符节，事讫应输纳而稽留者，一日笞五十，二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敕令】两京都亭驿，应出使人三品已上清要官，驿马到日，不得淹留。过时不发，余并令就驿进发，左右巡御使专知访察。
由于有严格的管理，有每日行程的规定，乘驿人员也就相应有了在馆驿生活的时间。而他们的馆驿生活有时是丰富多彩的，如参加当地的馆驿聚会、饯送活动，与同在馆驿的乘驿人员进行交流，但有时又是孤独寂寞的，尤其是遥边的馆驿，常常很少见人。高兴了写诗，寂寞了也写诗，就留下了很多馆驿诗。馆驿诗有时以题壁形式存在，有时以口号形式出现，有时就书写在文人随身行囊的卷子里。参加馆驿聚会、饯送活动和以口号形态出现的诗作，基本都属于即兴式的，而孤独寂寞时所写下的诗歌多是内心深处颇有感慨且经过一定加工的诗作，如杜甫的《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元稹的《题蓝桥驿》、白居易的《蓝桥驿见元九诗》《使东川·骆口驿二首》、柳宗元的《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温庭筠《题望苑驿》等。涉及边域书写的诗作如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宿黄花馆》、岑参的《银山碛西馆》《宿铁关西馆》《安西馆中思长安》等。当然，其中不乏很多优秀作品。
三是驿路行吟。乘驿人员一旦踏上征程，就意味着开始了离开亲人、朋友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就意味着辛苦和劳累，孤独寂寞、思乡恋家都是难免的，而漫长的驿路，除了行走，别的什么也不能做，反倒给了大脑反复感受各种情怀的机会——路途的秀景异色、往事的回忆、思家的情怀等，于是有了很多驿路行吟之作。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早发大庾岭》（当为杜审言作，见本书第497—498页），骆宾王的《渡瓜步江》，王维的《燕支行》《使至塞上》，岑参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题苜蓿峰寄家人》《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日没贺延碛作》《过燕支寄杜位》《经火山》《碛中作》，杜甫的《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发潭州》《舟月对驿近寺》《舟中》、钱起《归故山路逢邻居隐者》，戴叔伦的《将巡郴永途中作》，杨炎的《流崖州至鬼门关作》，白居易的《逢张十八员外籍》（去杭州路上），张籍《岭表逢故人》《泾州塞》，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杜牧的《江上逢友人》《途中作》《南陵道中》《并州道中》《中途寄友人》，李商隐的《桂林路中作》《江上忆严五广休》，韦庄的《途中望雨怀归》《灞陵道中作》《关河道中》《中渡晚眺》《江上逢史馆李学士》，李频的《及第后还家过岘岭》等，其中不少涉及了边域书写。驿路行吟虽然是行吟之作，看似草草，有些确实属于匆忙之作，但因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不少作品十分感人，如宋之问的《经梧州》《渡汉江》、张籍的《岭表逢故人》《泾州塞》，也有的则是在心中反复酝酿的情感的迸发，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王维的《燕支行》《使至塞上》、岑参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逢入京使》《赴北庭度陇思家》等，都是值得反复品味的文学经典。
如果以我们定义的“边疆”“边塞”“边域”来审视今人对唐诗的研究，无疑，边疆诗研究和边塞诗研究都成果辉煌，而边域诗研究成果较少，属于驿路诗歌边域书写的就更少。所以，检索工作只能扩大范围。比如，以“唐边塞诗”作为模糊检索关键词，就能在中国知网获得94个条目，若再单独检索对某一边塞诗人的研究成果，比如高适获得342个条目（未剔除杂目），岑参获得511个条目（未剔除杂目），王昌龄542个条目（未剔除杂目），李颀106个条目（未剔除杂目）。若以“唐边疆”作为模糊检索，能在中国知网获得29个条目；以“唐疆域”作为模糊检索，可以获得9条有价值材料；以“唐代边疆”作为准确检索词，可以获得40个条目。再把边疆地区的著名山川城市进行检索，则会获得数量可观的成果，比如检索“龟兹”可以获得1052个结果（未剔除杂目），检索“疏勒”可以获得1289个条目（若检索“唐代疏勒”只有1条），检索“焉耆”可获得1215个条目（若检索“唐焉耆”或“唐代焉耆”都只获得一两条资料。剔除杂目，有价值资料只有5条），检索“高昌”可以获得718个条目（未剔除杂目），检索“交河”可获得354个条目（检索“唐交河”只有5个条目，实际有价值的不超过10条），检索“车师”，可以获得约30个条目（剔除杂目），检索“北庭”可以获得191个条目，检索“安西都护”可以获得857个条目（未剔除杂目）。当然这方面也不均衡，比如检索“安北都护”只有4条，“瀚海都护”1条，“单于大都护”3条，“安东都护”20条，“安南都护”11条。但若以“唐边域”作为模糊检索，结果是0，以“边域”二字进行检索，剔除杂目后只有笔者《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丝路风情》、邹吉忠《边疆·边界·边域——关于跨国民族研究的视角问题》两篇可以与唐代边域研究联系起来，从驿路这一视角关注唐诗边域书写，只有笔者一篇文章。如果以“唐丝绸之路（丝路）”进行模糊检索，可以获得61条材料，其中有18篇文章对笔者有参考价值。以“唐驿”为检索，可以获得与唐代馆驿研究有关的论文23篇，其中对笔者有参考价值的有鲁人勇《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兼论唐长安、凉州北道的驿程及走向》（《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受降城”进行检索，可获得46条资料，其中25篇有参考价值。以“参天可汗道”检索，可获得3篇文章，均对笔者论题有参考价值。以“西域”为检索条件，可获得4214个条目，以“唐西域”进行模糊检索，可以获得182条材料，其中21篇文章对笔者有参考价值。以“唐代岭南”进行模糊检索，获得材料82条，其中26篇文章对笔者有参考价值。以“唐代东北”进行模糊检索，获得材料17条，其中14篇文章对笔者有参考价值。以“唐辽东”进行检索，只有6篇与唐有关的论文。以“蓟北”检索，只有1篇有关高适的论文。以“蓟门”检索，没有与唐代有关的资料。以“榆关”进行检索，没有与唐代有关的资料。
还有一些检索工作，就不再展示。现综合查阅资料总结如下：
唐代的边域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域，出现在边塞诗的研究里。但这并非本书“驿路边域诗歌”的内涵。笔者所关注的“驿路边域诗歌”需限定三个条件：1.馆驿里、驿路上所创作的；2.反映边疆地理风貌、物候特征、民俗风情的；3.反映驿路乘驿者生活、心态的。如果把这三个条件考虑进去，获得的材料并不乐观。
目前，国家虽然启动了西部社科项目，西部项目中也有很多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但真正涉及本课题所说之“驿路边域诗歌”的，少之又少。与本课题有关的国家社科项目只有《汉唐间丝绸之路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文献资料整理》（19ZDA）、《中古丝绸之路西北关津研究》（19XZS）两项，教育部社科项目有《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一项，但硕博论文近些年关注相关问题不少。查阅硕博论文库，遥边都护府及羁縻州制度研究方面论文不少，只是与驿路、边域文学联系起来的就很少了，只有史国强《岑参赴安西路途考证》（新疆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刘俊涛《唐代中越诗人往来与文化交流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高烈《唐代安南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王娜《唐代受降城诗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蔡然《唐代阴山诗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张丽《唐代秦陇南道诗歌中的丝路书写》（北京外国语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吴李诚《唐代岭南流贬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这些课题和论文，有的侧重文学家的边域行程，有的侧重文学家在边域生活的情况，有的侧重文学家的边域写作情况，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已经发表的有关唐代驿路边域诗歌的文献也不多，相关的研究论文按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四个方向简述如下：
1.安西方向。最早和最著名的著作当属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该书讲述了唐王朝武功全盛时期西北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的情况。该书共23篇论文，其中第一部分4篇讨论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国内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二部分10篇讨论敦煌学，对笔者有较大帮助。论文方面，卢晓河、李建荣《丝绸之路与唐边塞诗》（《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王辉斌《王维的边塞之行及其边塞诗》（《唐代文学研究》第13辑，2008年），荣新江《唐代北庭都护府与丝绸之路》（《文史知识》2010年第2期），王旭送《论唐代西域烽铺屯田》（《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龟兹学研究》第5辑，2012年），唐帅、魏景波《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丝绸之路》2012年第20期），海滨《唐代亲历西域诗人诗歌考述》（《吉昌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雷鸣《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语文建设》2014年第20期），田峰《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熊建军、李建梅《西域形象的文学表达与建构》（《天府新论》2015年第1期），田峰《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白登山《诗唐·丝路·诗人——岑参的龟兹行旅与丝路创作》（《丝绸之路》2016年第7期），杨许波《唐帝国的丝路想象初探——以唐诗“胡”为个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徐芳《唐代陇右诗歌中丝路文化的表征》（《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李晓娟《从唐代边塞诗看丝路重镇凉州的人文景观》（《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8期），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人民周刊》2019年第16期），谢岩《唐代丝路诗中边塞的时—空隐喻》（国际会议2019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ICHSSR 2019］），王玉平《天宝十三载封常清在交河郡的行程》（《中国地理历史论丛》2021年第1期），荣新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等等，与笔者论题有关。唐人有关西域写作诗歌的研究，有内容方面的、丝路风情的、文学意象、文学景观的，非常丰富多彩，这些研究成果水平亦高，为笔者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方向。
2.安北方向。论文数量颇多且很有价值，如高建新《“胡地”与岑参边塞诗之奇峭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唐诗中的“金河”》（《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石维娜《唐长安通往“三受降城”的驿路及其历史作用》（《华夏文化》2011年第4期），高建新《李益边塞诗及其对唐代中国北疆的书写》（《中文学术前沿》2015年第2期），高建新《唐诗中的北方游牧民族乐器——以羯鼓和羌笛为研究对象》（《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米彦青《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唐诗写作》（《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张静《唐筑三受降城述略》（《济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高建新《“唐诗之路”与岑参的西域之行》（《唐都学刊》2020年第2期），米彦青《北方关镇建置与唐代边塞诗的演进》（《内蒙古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卢晓河、李建荣《丝绸之路与唐边塞诗》（《丝绸之路》2021年第1期），都对笔者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高建新的研究启发犹多。高建新近些年关注边域书写的风格、意象、写作方式等，非常有参考价值。石维娜《唐长安通往“三受降城”的驿路及其历史作用》不仅关注驿路，而且关注受降城驿路的历史作用，对笔者描述这一段驿路极其有益。硕博论文中刘红伟《盛唐诗歌与西域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赵扬《草原丝路与回纥汗国》（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王娜《唐代受降城诗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蔡然《唐代阴山诗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在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方面有很多新见，其中王娜对受降城诗歌内容、唐人精神气质和艺术风格的挖掘很有启发意义。
3.安东方向。从驿路诗歌的视角审视，这一方向的研究是最薄弱的，但也可以罗列一些文章，如佘正松《单刀入燕赵 栖迟愧宝刀——论高适两次赴蓟北的边塞诗》（《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马建斌《唐与高丽之战背景下李世民边塞诗研究》（《快乐阅读》2012年第30期）等，对笔者论题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其余则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如张炼《唐与回纥民族关系及唐王朝的民族政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拜根兴、侯振兵《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唐史论丛》2011年会议论文），姜清波《高句丽末代王族在唐汉化过程考述》（《东北史地》2012年第6期），拜根兴《新罗真德王代的对唐外交——以金春秋、金法敏入唐为中心》，刘琴丽《碑志所见唐初士人对唐与高句丽之间战争起因的认识》（《东北史地》2012年第2期），李华清《唐朝与回纥的关系》（《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池内宏、冯立君《高句丽灭亡后遗民的叛乱及唐与新罗关系》（《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6年第9辑），郑永振《最近朝鲜境内的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发掘成果》（《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郑永振《高句丽的疆域及其变化》（《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等，均从高句丽的历史演变、管辖区域、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可以为笔者提供相关历史资料。硕博论文成果不少，主要有张建《安史之乱前后唐与新罗诗歌交往研究》（内蒙古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刘海霞《金春秋史事所见唐罗关系考论》（延边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关贺《入唐新罗留学生研究》（延边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周宇浩《新罗入唐质子汉语学习的现代借鉴与传承》（四川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宋心雨《渤海、新罗与唐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大部分主要从历史学范畴进行研究，其中佘正松、张建、关贺、周宇浩、杨辰宇的论文部分涉及笔者所关注的唐代驿路边域诗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笔者以借鉴。
4.安南方向。近些年，学人比较关注唐代岭南方向制度、文化、文学方面，如方国瑜《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张秀民《唐代安南文学史资料辑佚》（《印支研究》1983年第2期），栗美玲《略论唐代安南都护府的设置及历史作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昌庆志《从文学对商业的反映看唐代岭南文化》（《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与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刘丽《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北方论丛》，2010年），刘俊涛《浅论唐代安南诗人与中原士人的交往》（《东亚纵横》2011年第10期），刘淑萍《唐代流人的岭南诗文考》（《古籍整理学刊》2012年第3期），刘儒、戴伟华《地域·岭南·唐代诗歌》（《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2期），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疆羁縻州管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侯艳《岭南意象视角下唐宋贬谪诗的归情》（《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田峰《唐代诗人对五岭的地理感知与华夷之界》（《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傅飞岚、梁斯韵《高骈南征战役及唐朝安南都护府之终结》（《海洋史研究》2017年第1期），贾君琪《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诗歌的内容与情感》（《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疆经制州县的国家管控及治理》（《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硕博论文如钟良《杜审言、沈佺期和宋之问岭南贬谪诗述论》（华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李亚琦《贬谪与沈佺期宋之问的诗歌创作》（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钟乃元《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高烈《唐代安南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吕媛《唐代赴岭南送别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蔡勇《唐代岭南贬谪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陈家愉《唐代瘴疠诗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张小静《盛唐、中唐贬谪诗研究》（延边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吴李诚《唐代岭南流贬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丁忱《试论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丁忱《试论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等等。其中张秀民对安南文学史料的搜集，刘淑萍对南流诗人诗歌的搜集，刘丽对南海贬谪文人心态的研究，刘俊涛对安南诗人与中原士人交往的研究，刘儒、戴伟华对岭南诗歌与地域关系的探讨，吕媛对岭南送别诗的关注，蔡勇对岭南贬谪诗的研究，都对笔者梳理岭南流贬诗人的作品、了解他们的相关情况有很大帮助，其他则从制度、地理范围、管辖方式等方面给笔者提供了较为详实也相对系统的文献资料，使笔者在搜集整理材料方面得以省力省时。
除以上四个方向的，还有一些总体关注的研究成果，如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王国健、周斌《唐代文人的旅游生活与新自然景观的发现》（《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吴玉贵《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吕宗力《大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高建新《唐诗中的烽火及其文化景观价值》（《内蒙古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李浩《唐代长安与丝路文化》（《华夏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杨辰宇《唐代边疆与诗歌》（吉林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高建新《“丝绸之路”与唐人的疆域观念及文化胸怀》（《内蒙古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等，从丝路文化、驿路建设、文化景观等视角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考，有助于笔者开拓探讨空间。
1.在唐代以前的文学书写世界里，较少关于四方边域地理的文学体验，这一点在唐代获得突破。近年来受文学地理学影响，兴起了地域文学研究的热潮，单纯就某地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少，但整体关注四方边域地理文学的相关研究尚需更大突破，从驿路书写的视角关注四方边域地理文学的相关研究更没有展开，这给笔者留下了较大的写作空间。
2.唐代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虽然也有少数民族或曰本土诗人的写作，但主要还是中原士人的写作，这与本土诗人的观察点很不相同，故本书拟以驿路诗歌为突破点，揭示唐代士人的驿路诗歌在边域书写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包括驿路边域书写的内容拓展、情感基调、写作手法、风格特质等。
3.唐代士人的驿路诗歌边域书写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形成了很多边域地理的文化坐标，如凉州、临洮、交河、敦煌、阳关、玉门关、陇山、燕支山、天山；云中、朔州、受降城、拂云堆、单于台、雁门关、萧关、白登山、阴山、燕然山；幽州、渔阳、蓟门、榆关、卢龙塞、辽阳、辽东、辽西、燕山、白狼山；鬼门关、大庾岭、桂岭、涨海、日南、铜柱、苍梧、合浦、交趾等，使得我们只要提及这些地理文化坐标，马上就能想到其大体所在的位置及其所拥有的象征性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
4.文化的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研究唐代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也能够揭示唐代民族交往和融合的细节内涵，可以成为今天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融合和发展时的典范性参照。
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创新：发掘唐代中原士人睁开眼睛看边域的视角，以为古为今用之助力。这是一个崭新的观察唐诗的视角、一个崭新的观察边域文学的视角。既与纯粹的驿路诗歌研究有很大不同，又与边域地区本土诗人的本土书写不同。有三个写作角度是较少有人在著作或专论中谈及的：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方式、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审美、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意义。
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特色：使用交叉学科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是利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地理风俗学、文学解释学等方法进行交融式研究，以期获得唐代驿路诗歌边域书写的独特内容、写作方式、艺术风貌，既不是单纯为文学而文学，亦不是单纯为思想而思想。
希望本书的探讨能够收获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并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