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陈尚君

吴淑玲教授嘱我为她的新著作序，恰巧赶上我自己也特别忙的时候。去年十至十一月，出版社将我辑校的《唐五代诗全编》全部校样交我，最初仅希望我对编辑提出的问题作出响应，在发现几条硬伤后，我确定还是有必要与《全唐诗》作一次通校，这样增加了很多工作量。前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但在学界工作多年，虽然不能保证著作不错，但尽量减少错误，总是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与吴淑玲教授不算很熟，因此不好拒绝她的邀请，更重要的则是她身为女性学者，在河北大学工作多年，在家事、公事的困扰下，始终坚持学术，不能不让我感到钦佩。她的《驿路传诗与唐诗之发展》（中华书局2023年11月）刚出版，这部《追随唐人走天涯：驿路唐诗边域书写研究》又已定稿出校，这样的工作成就，能不由衷感佩吗？

淑玲教授求学、任教于京畿，我最初知道她的研究与成就，完全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2003年秋，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任交换研究员，接待我的佐藤浩一君当时还是在读博士生，致力专题是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次年，佐藤君来复旦修学，他很用力搜集中国已经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与仇注有关的论著，比方他为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杜诗详注》事宜，专程到京访问当年负责出版事宜的程毅中先生。他曾问我重庆已故谭芝萍老师遗著《仇注杜诗引文补正》，未公开出版，有无办法求得。我不专治杜甫，对此莫能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他很兴奋地告诉我，河北大学吴老师有此书，可以录赠副本。佐藤君觉此书流传太少，因此再录一副本给我。这次因淑玲教授让我作序，在百度上查了她的履历，方明白佐藤君所说吴老师就是她。淑玲教授是以仇氏《杜诗详注》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同时还完成《仇兆鳌年谱点校、注释及整理研究》，二书出版后，淑玲教授也曾赠我。仅从上述小事即可知淑玲教授学术起步阶段对文献搜集之勤勉、问题探讨之深入。

后来因为参与唐代文学学会活动，比较熟悉一些。我看到淑玲教授从博士论文到博士后研究，有跨度很大的改变，即从专书研究改做传播研究，这是很有挑战意义的转变。从吴淑玲教授最近两部著作的前言、后记可知，她的唐诗传播研究肇端于近二十年前，在首都师范大学与合作导师邓小军教授所作博士后出站报告《唐诗的当时传播》，此后以《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为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此为契机，她更以《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为题，申请国家社科课题，并很快完成。近年唐诗之路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且因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获得广泛关注。淑玲教授的著作，因此而备受学界关注，是她多年努力的应有收获。

在《驿路传诗与唐诗之发展》初版后记中，淑玲教授讲到与湖南大学李德辉教授课题碰撞的往事，这引起了我对李德辉教授上世纪末从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的回忆。德辉求学道路曲折而艰难，但他的努力与悟性都非常好。我记得与他讨论学术论文选题时，我提供了一些课题，他当即选定《唐代南北交通与文学迁变》，以后提交答辩和出书时改名《唐代交通与文学》。德辉自学出身，确定选题后的论题拓展和文献搜集能力皆堪称杰出。记得过了一两个月，他问我哪里可以找到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又问唐代僧人的行记有哪些孑存，我知道他已经可以圆满完成论文。我记录他当年完成论文的具体章节是：“水陆交通与文学创作”“行旅生活与唐文人心态的变化”“唐代交通与文学传播”“唐代交通与唐人创作方式的新变”“唐代交通与文学母题的拓展”“南北交通与唐南方落后地区文学的发展”“唐代交通的发展与文学风格的变化”“唐代交通与唐人行记”。与淑玲教授的选题有交叉，但致力方向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德辉此书的增订本也将出版，我还未见，但他后来做过唐代馆驿文献的辑考，也系统校订过唐宋行记，相信会有许多新的面貌。

淑玲教授从唐诗传播的立场展开相关的研究，特别重视唐代驿传制度与唐诗流布的关系，与德辉教授的研究有重叠，也有很大不同。“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菩萨蛮》）这种沿途供行人休息的处所，所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仅是驿路上提供短暂休息的简单设施。而称为驿站者，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集镇，官私设施都很完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员争驿而产生的冲突，皇家出行而在沿途的庄严戒备，也可看到裴航在蓝桥见到云英后的一系列举止。当然更重要的是，皇家之政令需通过邮驿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全国各地，所谓“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韩愈《永贞行》），迅如风火，急便落实。而诗人间的频繁交往，更有赖于有效的邮递体系，获得具体的实行。白居易守杭期间，元稹任浙东观察使在越州，两州相邻，但守土者不能出境，只能靠每日邮筒传诗，保证频繁的感情交流。刘禹锡贬官在朗州、连州近十五年，他对朝廷人事变化得以洞明，且始终与友朋、显官保持联系，也依赖有效的驿路传送。他在《彭阳唱和集后引》中说他与令狐楚于贞元末建立文字联系，整个元和年间各在天一涯，书问诗酬始终不断。又说：“大和五年（831），余领吴郡，公镇太原，常发函寓书，必有章句，络绎于数千里内，无旷旬时。”三四年间，至少有几十次诗书来往，数千里间络绎纷披，其实正是驿路传诗的真实写照。淑玲教授在《驿路传诗与唐诗之发展》一书中，从驿传体系与驿路网络的考察入手，进而探讨驿路诗歌的生发，驿传对异地诗歌交流的功能，驿路传诗的种种表达方式，以及驿路对诗歌团体形成的作用，都有很精彩的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淑玲教授本书，其实是对驿路传诗研究向有唐四边边裔书写的拓展研究，其间参考了古今有关边疆史、民族史、交通史研究的大量相关论著，又对全部今存唐诗之交涉内容作了充分排比与解读，是这一研究有拓荒意义的力作。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今人认为唐王朝文化昌盛，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文化昌盛是建立在国力强大的基础上的。新史家不断探讨，唐王朝建立之初是否曾向突厥称臣，唐皇室的民族渊源与生活习俗是否来自北朝胡族，由于史料的缺乏与掩饰，许多问题可能永远也无法有结论。可以肯定的是，李唐皇室出自北魏武川镇，是长期与胡族通婚的尚武家族，在天下失鹿、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肯定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常之举。在政权稳定后，尚武的李唐王朝首要任务是国家稳定、四夷臣服。史学界非常关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被四夷尊为“天可汗”的世界史意义，即李唐王朝有效管理中原王朝的同时，采取羁縻的方式睦好边夷，以接受朝贡的方式与四夷民族政权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与和平。或者说，以李唐王朝为核心的大唐帝国，其涉及地域与文化，遍及中亚以西的广大地域。战争与和平其实贯穿于唐王朝的全部时期。唐王朝稳定而强大，四夷则有所退让，求得相对的和平。而四夷的生存危机与发展需求，一直与唐王朝存在利害冲突。“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杜甫《诸将五首》之四）在我之认识，唐王朝始终保持尚武的精神，即便相对稳定的开元时期，四边战争也没有停歇，绝不是白居易所说的“不赏边功防黩武”（《新丰折臂翁》）。淑玲教授对此一端之认识是准确而清楚的。她在全书第一章，就揭出唐朝的边域管理与驿路建设，对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四大都护府之建立及其相关沿革变化，特别是驿路建设对于边庭安全的意义，有特别的揭示。进而对四府相关的唐诗书写内容也有全面的记录与描述，特别是其中与和战、功名有关的内容，有更多的关注。特别精彩的是第三章有关“边域书写方式”的分析，其中“写实与想象的同在”，揭示诗人游边所作诗歌与依傍古体、想象异域作品的异趣，“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则涉及边域书写中怀古咏史类作品的意义，“内地与边域的对比”也是游边文人写到边塞所见时无法逃遁的视域，“对边域风物的陌生化书写”，可以说抓到了唐代边塞诗文文学史意义的关键所在。本书关于边域唐诗审美特点的论述，着力甚多，不容易写好，淑玲教授尽了很大的努力，读者可以细心体会。

淑玲教授与唐诗之路研究有关的两种著作，开拓了唐诗之路研究的新视野，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场阈，学术意义值得充分肯定。由此我想到，唐代文化，是各民族充分交流融通的结果，唐诗既曾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也曾繁荣于岭南、漠北，河西、安东。有人的地方就有道路，人走过的道路都曾写作诗歌，唐诗之路不仅在李唐王朝的行政疆域，也兴盛于边裔四夷。我近年整理唐诗，特别关注于此。比方就唐与吐蕃关系来说，和战各半，但至少有吐蕃使臣名悉猎曾参加景龙年间的宫廷联句，唐末词人鹿虔扆很可能本姓禄，是吐蕃后人，而词人李珣与其妹李舜弦是波斯后裔，亦可为定论。吐蕃占领河西、瓜沙期间，曾对敦煌为中心的河湟之地进行有效管理，敦煌陷蕃期间诗歌存数不少，特别是伯二五五五所存两组无名氏陷蕃诗人的诗作，其中一组五十九首，为从敦煌西行，南下经青海，翻越赤岭到临蕃，另一组十二首则自张掖出发，过淡河，入大斗拔谷，穿行祁连山隘路，到达海北，再沿湟水而下，到达临蕃。这些诗歌是河西唐诗之路的特殊一页，且因作者处于极端艰困之境而发出难得的哀苦之声。此外，唐末江南诗人张球在敦煌度过后半生，他留下的诗歌也达数十首之多。日本存有一组作于镇西府的汉语诗歌，其作者主要是来往中日间的商人与军将，有一位僧人可能是新罗人而担任唐、罗、日之间通译者，诸人作诗的地点应在今九州岛福冈太宰府，由此可证明海上唐诗之路是确实存在的。这部分仅是我凭记忆念及者，有些淑玲教授可能已经引到。唐诗边域书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选题。

2019年，唐诗之路研究会在浙江新昌成立，我当时恰好忝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因此而有一节发言，其中关于加强唐诗之路研究之科学性与学术性的一节，仍乐意抄录如下：“我希望唐诗之路研究能够给各地的地方文学与文化研究带来新气象，比方唐诗人占籍与出生研究，可以知道中唐诸名家大多生长江南；比方地方典籍发掘，让我们了解绍兴、吴兴、镇江、宜春的地方唐诗集曾有丰富保存；比方敦煌遗书和长沙窑瓷器题诗，让我们看到民间写作的立体呈现；各地考古所出碑志，不仅提供研究的新材料，也看到上海、南通、厦门这些后起城市的人类早期生活轨迹。地方文献的记载与解读追求有更多收获，当然鉴别辨伪也会是很艰苦的工作，希望看到更多地方学者的成就，也希望不要做古今的生硬比附，不要将学术研究简单定义为为地方增光添彩，更希望各地竭诚合作，互相支持。”

谨此为序，希望淑玲教授有更多的新著问世。

2024年2月7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