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那年,生母去世。对于她,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前些年,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的自传——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是在大栅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的,便同时记住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也是五岁那年生母去世。在这本自传里,她甚至还清晰记得,当初离开家跟着继母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同样是五岁,她的记忆为什么那么好,记得那么多的事情,而且记得如此须眉毕现?
这让我非常惭愧。老来之后,常会想母亲的样子,很想也能像高峰秀子一样,搜寻出胶木奶嘴一样的细节来。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母亲的样子,总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母亲的样子,是和姐姐的模样重叠。其实,更多是对姐姐思念的感情。因为姐姐就是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年,离开北京,只身去了内蒙古参加京包线的铁路建设,为的是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那一年,姐姐才十七岁。
1989年夏天,继母去世。那一年,我四十二岁。生母去世之后不久,她便来到我的身边,和我相依为命生活了三十七年。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和她一起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艰辛与共,相濡以沫,对她的了解和感情,比生母要多。
1989年底,我写了一篇《母亲》,写的就是继母。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发表在次年上海出版的《文汇月刊》第一期。1992年,孙道临先生出任导演,将这篇作品搬上电影银幕,郑振瑶演我的这位继母。
1994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散文集《情思小语》,书中收录了《母亲》一文。我将书寄给孙犁先生。没有想到,孙犁先生读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鼓励有加的信:
复兴同志:
您的信来的快一些,我发信,是托人代投,有时耽误。
您的书,我逐字逐句读完第一辑,其他选读了几篇。在这本书中,无疑是《母亲》和《姐姐》写得最好。
文章写得好,就能感动人;能感动人,也就是有真实的感受,就是有真实的体验。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能遵循的人,却不多,所以文学总是无有起色。
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您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这篇文章,我一口气读完,并不断和我的身边的人讲,他们有的看过电影。当年《文汇月刊》我是有的,但因很少看创作,忽略了。又不看电影。
现在有的作家,感受不多,感想并不少,都是空话,虚假的情节,虚假的感情,所以,我很少看作品了。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得读这样一篇好文章,并希望坚持写真实,不断产生能感人的文章。
即祝暑安!
孙犁
七月四日上午
孙犁先生的这封信,对我很重要。因为1992年我写了一篇《姐姐》,母亲和姐姐都写过了,唯独没有写父亲。我很想写写父亲,几经颠簸,却无从下笔。与母亲和姐姐相较而言,对于父亲,我是不大了解的。
孙犁先生在信中所说:“您父亲……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您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看到信的当时,只是感动,并未真正理解,更未深思,尤其是对于父亲“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没有认识到孙犁先生话中的含义。对于世事的认知,对于世人的理解,哪怕是你觉得很亲近的家人,也囿于年龄而只是涉水未深,却自以为五湖阅尽。那时,我四十五岁,已经人到中年。
时过经年,特别是人老之后,孙犁先生所说的父亲“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这句话,再次盘桓在心中之际,写写父亲的念头也再次涌出。重新钩沉从小到大和父亲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很多记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它自己。”
除需要唤醒这些沉睡多年的回忆,还需要打捞不少已经失去的记忆。那些记忆,之所以失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还在于自己,自己对世事与人心、人性的认知。不仅仅在于记忆力的好坏,更在于思想和情感,很多失去的记忆,是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筛子有意或无意地漏掉或回避的。柯林伍德说的“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就是对那种浅薄甚至错误思想的认知与清理的能力。因此,打捞失去的记忆,同唤醒沉睡的记忆一样,都是一种能力。
只有这种被重新唤醒和打捞的回忆,对于今天才具有价值与意义,也才能够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连接起来。这个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过程,需要自己勇敢去面对:面对父亲,面对时代,更面对自己的内心,特别是面对自己曾经的浅薄、懦弱、伤害、过失……这一切所缠裹形成的思想与情感,对于晚年的我,是痛苦的,也是有益的。
当日子和我一起变老的时候,我和父亲才有了一点点的接近,而这几乎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父亲早已远逝多年。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之间,离得最近,却也有可能离得最远。
2015年夏天,我终于写出了《父亲》。这一年秋天,带着这个长达三万余字的初稿,我去美国看孩子。在清静的布卢明顿小城,2016年的春节期间,我将《父亲》修改完,发表在201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至此,《姐姐》《母亲》《父亲》都写完了。无论是这三个人,还是这三篇作品,对于我的人生和我的文学,都是重要的存在。从1989年到2016年,经过了二十七年,终于写完了,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一年,正是我七十初度。
记得那年正月初七,最后改完《父亲》,关上手提电脑,走出房门,屋外大雪纷飞,漫天皆白,眼前一片迷蒙,恍惚中,不知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除《姐姐》《母亲》《父亲》这三篇,意欲将这些年我写的关于家的零散文字集成一书,便又加紧补写一些篇章,特别是关于弟弟和儿子、孙子的篇章,集成四辑,四世同堂,让一个家稍微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算一算,从最早写《母亲》的1989年,到本书最后一篇写孙子的《游泳记》的2023年,居然前后经过了三十四年。一本小书,一个作者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和日子一起长大,完成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于我而言,这是绝无仅有的写了这样长时间的一本书。
过去常说家国情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家和国是不可分开的。没有国,便没有家。同样,没有家,便也没有国,家是国的细胞。家的微观史,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连自己的家都不甚了了,对国家就很难说得上更深的了解和感情。一滴水,哪怕只是浅近甚至浑浊的一滴水,也可以辉映着蓝天白云和太阳的光辉。这本小书,便是这样的一滴水。几代人的亲情,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让一个普通的家,充满人生况味和世事沧桑。从我的家,能看到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迁。所有的苦辣酸甜、聚散离合、跌宕起伏、生老病死,在我家是这样,想必在你家也大同小异吧……相信读者朋友会在这本小书中,和我的家人邂逅,也会和你的家人、和你自己相逢。
便将这本小书取名为“家记”。希望这个简单朴素的名字,读者朋友能够喜欢。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记”,即使你没有写出,也记在你的心里。
2024年3月9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