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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亡祖父儉，本郡功曹史、關中侯。/亡父遠，本郡主簿、河内郡河陽縣左尉。/楊州丹建康都鄉中黄里領豫州陳郡陽夏縣／都鄉扶樂里宋乞，妻丁 丹楊建康丁騰女。/息女草，適丹楊黄千秋。息伯宗，本郡良吏。/息駟，本郡功曹史、征虜府參軍、濮陽令。/元嘉二年八月十三日於江寧石泉里建。
[其二]
亡祖父儉，本郡功曹史、關中侯。/亡父遠，本郡主簿、河内郡河陽縣左尉。/楊州丹楊建康都鄉中黄里領豫陳郡陽夏縣／都鄉扶樂里宋乞，字兆懷，泰元中亡。/息女草，適丹楊黄千秋。息伯宗，本郡良吏。/息駟，本郡功曹史、征虜府參軍、濮陽令。/元嘉二年太歲乙丑八月十三日於江寧泉里建作。
[其三]
亡祖儉，郡功曹史、關中侯。/亡父遠，郡主簿、河内郡河陽縣左尉。□□黄氏。/楊州丹建康都鄉中黄里領豫州陳郡陽夏縣／都鄉扶樂里宋乞， 妻丁。丹楊建康丁騰女。/息女草，適丹楊黄千秋。息伯宗，本郡良。/息駟，本郡功曹史、征虜府參軍、濮陽令。/元嘉二年八月十三日於江寧石泉里建□□冢一所。/伯宗妻丹楊王氏。駟妻丹楊陳氏。
宋乞墓磚質墓誌三方，出土於南京市雨花臺區鐵心橋鎮，拓片圖版及參考録文均見南京市博物館斯仁《江蘇南京市中華門外鐵心橋出土南朝劉宋墓誌》，《考古》1998年第8期。原録文有明顯誤識（如“黄千秋”誤作“黄子狄”）及漏識，兹據圖版予以更正；墓誌刻文揚州作“楊州”，丹陽作“丹楊”，以及墓誌漏刻文字，如第一誌“楊州丹楊”漏後一“楊”字，第二誌“豫州陳郡”漏“州”字，“石泉里”漏“石”字，第三誌“本郡良吏”漏“吏”字，俱一仍其舊。
上舉斯仁文指出，“作於劉宋元嘉二年（425）的宋乞墓誌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晚的六朝磚質墓誌”，處在六朝墓誌銘形式發生轉變的前夕，“在格式上行文規範”，又稱這三方墓誌爲“一式多塊”，這種情况“爲六朝墓誌中所罕見”。這就意味着，把三方墓誌視爲同一墓主即宋乞的墓誌。可是仔細研讀三墓誌，感覺雖然三墓誌形式内容非常相近，但並不相同，微小的差别正反映了各墓誌不同的功能。第二誌提到墓主宋乞的名、字，亡故時間，不提其妻；而第一誌宋乞兩字之後没有空格，直接寫“妻丁”，似乎全句可以句讀爲：“楊州丹建康都鄉中黄里領豫州陳郡陽夏縣都鄉扶樂里宋乞妻丁，丹楊建康丁騰女。”如果是這樣，那麽第二誌可以認爲是宋乞墓誌，第一誌則是宋乞妻丁氏的墓誌。宋乞亡故在晋孝武帝太元（誌作“泰元”）年間（376—396），最終安葬在宋文帝元嘉二年（425），這可能並非如斯仁文所謂“停柩待葬”。實際情况應當是，宋乞屬於二次葬，到元嘉二年其妻丁氏死，夫婦合葬，纔營此墓。第三誌就是爲此而作。第三誌在“宋乞”兩字之後，空隔了六個字，纔續寫“妻丁”，後面特别寫了“元嘉二年八月十三日於江寧石泉里建□□冢一所”，並附上兩位兒媳的姓氏，可以看作是合葬墓的正式墓誌，前面兩誌則是分别屬於宋乞和他妻子。因此，一墓三誌，並不是所謂的“一式多塊”，而是各有所屬，非可互相代替。
墓誌中把宋乞的籍貫寫作“楊州丹楊建康都鄉中黄里領豫州陳郡陽夏縣都鄉扶樂里”，既保留了故鄉原籍，又標明已屬現居住地所領（謝濤墓誌同），這可能反映了東晋兩次土斷之後，北方流寓士民著籍方法的一個變化。
宋乞一家南渡時間不明，從其父祖官爵看，應當得自東晋。宋遠官河内郡河陽縣右尉。據《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又引應劭《漢官》提到雒陽有孝廉左尉和孝廉右尉，與縣丞一樣都是秩四百石。由於官低秩微，正史少見其例。《後漢書》卷五一《橋玄傳》，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注曰“左部尉也”。《晋書》卷二四《職官志》：“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晋書》卷六九《劉隗傳》提到“建康左尉”。《宋書》卷七九《竟陵王誕傳》提到“建康右尉黄宣達”
。等等。宋遠之時，河内河陽縣非江左所實際控制，而仍有左右尉之置，可見東晋前期，僑郡縣官吏職員的配置竟與實際控制區相同。
宋乞子宋駟爲“本郡良吏”，良吏是一個選舉項目。《晋書》卷九二《文苑·趙至傳》，“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
墓誌所稱“江寧石泉里”，自然是墓地所在。前舉斯仁文説，墓誌是“從雨花臺區鐵心橋鎮一基建工地推土時發現的”，則墓地必在鐵心橋無疑。可證鐵心橋一帶，東晋南朝時屬江寧縣。1986年前後出土於鐵心橋鎮大定坊村司家山的謝珫家族墓，其中謝珫墓磚誌稱葬地在“丹楊郡江寧縣賴鄉石泉里”
。益證石泉里屬於江寧縣之賴鄉。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秣陵、江寧兩縣各自的縣境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