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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正面]
晋故平南參軍湘南／鄉侯廣平郡廣平縣／李府君，諱緝，字方熙。/夫人譙國譙縣陳氏。
[磚側面]
升平元年十二月廿日丙午
[磚正面]
晋撫軍參軍廣平郡／廣平縣李繤故妻潁／川郡長社縣武氏
[磚側面]
升平元年十二月廿日丙午
晋故宜都太守魏郡肥／鄉李繤／寧康三年十月廿六日
夫人東海郯縣何氏
[磚正面]
晋故中軍參軍廣平／郡廣平縣李摹，字仲／山。
[磚側面]
升平元年十二月廿日丙午
李緝等五人墓誌（五方），1998年出土於南京東北郊吕家山西南麓的三座東晋墓葬中，出土情况及墓誌拓片的圖版，見南京市博物館的發掘簡報《南京吕家山東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王至昌、胡舜慶《南京出土東晋李氏家族墓誌書法評析》一文，附有拓片圖版和録文，載《書法叢刊》2000年第4期。
李緝墓誌出土於一號墓，李繤及武氏、何氏三墓誌出土於二號墓，李摹墓誌出土於三號墓。李繤妻武氏入葬時間（晋穆帝升平元年，即357年），早於李繤入葬時間（晋孝武帝寧康三年，即375年）達十八年，可見武氏先亡。李繤與何氏兩誌書法、誌磚形制都很接近，可能是同時製作的，而李緝墓誌、武氏墓誌與李摹墓誌，誌磚形制、書法風格及下葬時間又完全一致，透露出吕家山的這三座李氏家族墓，是升平元年同時砌築的，前此已故的三人分别建墓，同日入葬（或遷葬），李繤及其後妻（也可能是妾）何氏死後，入武氏之墓合葬。因此，升平元年主持營葬的，很有可能就是李繤本人。李緝墓誌稱“府君”，又有“夫人譙國譙縣陳氏”的話，顯然也是夫妻合葬墓，李緝可能是李繤的父親，而李摹，根據名字看，應當是李繤的兄弟。
在武氏墓誌中，稱李繤爲“廣平郡廣平縣李繤”，李緝和李摹墓誌都著籍貫爲廣平郡廣平縣，而李繤墓誌則稱“魏郡肥鄉李繤”，怎麽理解這一差别呢？發掘簡報認爲這是僑郡縣土斷的反映，並分析此時以原廣平郡籍併入原廣平郡所轄的肥鄉縣，而肥鄉縣改隸魏郡，這一分析是準確的。具體地説，晋哀帝興寧二年（364）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斷”，是這一著籍變化的關鍵。李氏墓誌在庚戌土斷前後顯著的著籍差異，給認識土斷和黄白籍問題，提供了新資料。在庚戌土斷之前，已經有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實編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的重要土斷政策。庚戌土斷之後，又有劉裕主持的“義熙土斷”，南京市南郊出土的宋乞墓誌的著籍，反映了義熙土斷帶給南渡僑民著籍方式的變化。而廣平李氏在庚戌土斷前後著籍的變化，也反映了咸康土斷與庚戌土斷的不同内容，因此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
李摹墓誌上有誌蓋性質的刻字磚，磚面中央刻有兩個“晋”字，上下相對。此磚與墓誌磚相扣，爲後世誌蓋之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