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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古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就已经诞生。说它年轻，是因为现代田野考古学来到中国才刚刚一百年。
金石学，顾名思义是一门研究“金”和“石”的学问。这里的“金”指“吉金”，也就是青铜器，“石”则是指古代石刻。不难看出，金石学所关注的对象往往是有文字的古代物品，通过收集、研究、考订古代文物上的文字，获取关于古代历史的更多信息，以达到证实、订正、补充史书记载的目的。
我们现在熟知的“考古”一词，就是来自北宋年间吕大临所编撰的金石学著作《考古图》。有趣的是，在2009年，考古学家发掘了位于陕西蓝田县的吕氏家族墓地，其中就有吕大临的墓葬。
起源于宋代的金石学，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低谷后，到清代又发展为古物学。古物学研究的文物，也从青铜器、石刻等少量品类，扩大到了玉器、造像、画像石、墓志、铜镜、印玺、封泥、简牍、甲骨等各类文物。可以说，只要是有字的文物，统统被纳入古物学家的视域中了。
这时期涌现了一批大名鼎鼎的古物学家。与纪昀一起号称“南钱北纪”的钱大昕，以藏书和渊博学问著称。在收藏之余，撰写了八卷的《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潜研堂”是他的一处书房的名号。
（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书影
清钱大昕像及其古物学著作
对古物的追求与对未知历史的好奇是全人类共有的特征。在中国金石学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也产生了类似的古物学。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就开始了对古希腊、古罗马雕刻和铭刻的收集，后来他们的收集对象又扩大到了两河流域、埃及等古代文明古国的文物。
到了18至19世纪，仅仅收集传世文物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了，欧美人开始对古代遗址进行发掘以获取文物。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在1784年对美国弗吉尼亚一座土墩墓进行了发掘。在这次发掘工作中，杰斐逊识别出了不同的地层。这次发掘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考古学史上最早的科学发掘。
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人们所探求的历史越来越早，逐渐超越了文字出现的年代，进入史前时代。但失去了文字证据，史前时代的年代问题就显得扑朔迷离，直到1819年，丹麦人汤姆森提出了划时代的三期说，即人类使用工具和武器的材质依次为石器、铜器、铁器，通过文物的材质就可以大致判断其年代，这也奠定了史前考古的研究基础。在这些基础上，科学发掘方法和年代分期方法逐渐完善，现代考古学也由此诞生。
法国人在埃及搜寻到的古物罗塞塔石碑
中国现代考古学有两个来源：传统的金石学—古物学以及西方田野考古学。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创建，田野考古学被引介到中国。这一时期，大量重要遗址和文物重现于世，其中就包括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文书、西北汉晋简牍、北京猿人头骨等，每一项发现都震动国内外学界。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政府和学者认识到考古学在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文明中的关键作用。
1921年，当时受雇于北洋政府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遗址，后经中国政府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处遗址便是著名的仰韶遗址，这次发掘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在此之后，中国的考古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如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清华大学国学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等，开展了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发掘。如1926年清华大学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现代考古学就此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辉煌的古代中国文明被一铲铲揭开神秘面纱。
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考古学与金石学、古物学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是现代考古学通过完善、科学的发掘、调查方法获取遗址遗物资料，而金石学、古物学则局限于收集传世文物；二是现代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而后两者是证补古代文献的记载；三是现代考古学在研究时代上可以囊括古代人类的任何时期，包括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而后者则只能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这样评价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两者如同）炼丹学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
虽然现代考古学与金石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金石学仍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基石：在中国考古学草创阶段，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古物学家都十分重视考古发掘和出土遗物的研究，王国维、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商代的真实存在，也促进了殷墟考古发掘的开展；马衡甚至亲身参与了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更加重要的是，金石学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更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直到今天，金石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三代”（夏、商、周）研究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显学”。重建中国古史、重现古代文明，是二者共同的研究目标。
相信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通过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将一步步揭开中国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告诉世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不只是“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