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惟楚有才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志趣，基本上是二十岁以前形成的，而性格的形成中，乡里风气、地方文化的陶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曾国藩的故乡湖南，东、南、西三面，都是大山，北面隔洞庭湖和长江与湖北相望。湖南省境内也是群山连绵，平地少见。除了湘北洞庭湖周围较为平坦外，农田都被山和河分割成一个个小块。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中就说过：“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其湘乡故居一带也是前后左右多是山，他早年所作的小诗中写道：

高嵋山下是侬家，

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

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

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

待莺亭畔路三叉。

我家湘上高嵋山，

茅屋修竹一万竿。

……

钱塘画师天所纵，

手割湘云落此间。

风枝雨叶战寒碧，

明窗亮几生虚澜。

簿书尘埃不称意，

得此亦足镌疏顽。

还君此画与君约，

一月更借十回看。

挺拔的高嵋山，四时青翠欲滴，群山起伏，云烟缭绕，仿佛大海放波，直接云天。屋舍依山傍水，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好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画。

在曾国藩的诗作中，多次抒发对家乡的热爱。高嵋山更是诗中常见景色。他生长的荷叶塘四面环山，东邻湘潭，南接衡山，北连湘乡，是个偏僻冷寂、交通闭塞而又独得其乐的深山冲。可以说，他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说来也巧，曾国藩的出生地离毛泽东的故居韶山不到一百公里，毛泽东的母亲就是湘乡人。曾国藩中进士从山里走出去八十年后，毛泽东，这个少年时期受曾国藩影响不小的农家子弟，也从山里走出去，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事业。

三面环山，一面又阻于水，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与外界的联系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古代的湖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与周围的几省如湖北、江西甚至四川相比，开发要晚一些。

著名的千年学府长沙岳麓书院的大门上，有一副闻名遐迩的联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副联语如果说的是近现代，并无疑问，但如果用在古代，却大谬不然。湖南人一向自认为是楚人，但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已属楚国的边缘。大诗人屈原被放逐，来到湘水、沅水之间。这里山荒野僻，环境艰苦，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被发行吟于泽畔，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最后带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深深遗憾，自沉汨罗江而死。屈原死后大约一百年，西汉时期，才华出众的贾谊也被贬来到长沙，那时候的长沙，潮湿多雨，荒僻偏远，心情沉郁的贾谊徘徊于汨罗江边，想起屈原放逐的往事，触景生情，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贾谊在长沙生活三年才回转当时的京城长安，人们称其为“贾长沙”。长沙至今仍有贾太傅祠。无论屈原还是贾谊，都不是湖南人，只不过是在湖南生活过一段时间而已。从他们的作品和后人为他们所作的传记里，还可以看出当时湖南荒僻未开发的情景。

由晋至宋，北方常为少数民族政权占据，汉族政权南迁，南方得到开发，湖南也渐渐变化，但还远远比不上江南，即江浙一带。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曾说，湖南自从设郡县以来，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至于湖南的财赋，全盛时才能抵得上江南的一个大县。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置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始于此，湖南和江西为邻省，而江西多出人才，仅宋代就有晏殊、曾巩、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等多人。宋代能够与这些人齐名的湖南人，恐怕只有一位讲太极无极、开创理学先声的周敦颐了。

直到明末清初，湖南才出了一位大学者王船山。曾国藩对船山学说很感兴趣，非常景仰他。曾国藩以前，王船山的著作只刻印了少部分，是曾家兄弟主持把他的遗著全部刊印传世。王船山一生不肯臣服于清朝，因此，在曾国藩的时代，尽管王船山已去世多年，但还是个非常微妙的人物，曾国藩很少公开谈论他。晚年他在与心腹幕僚赵烈文密谈时称赞王船山的思想“宏深精至”，但也指出有“偏刻之嫌”。

然而，到了清中叶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明末清初大量移民从江西等地迁到湖南，湖南的人口增加了，土地也得到开发。特别是由于洞庭湖区的开发，粮食产量得以大大增加，不但本地区食用有余，还可向外省销售。过去只听到民间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苏指江苏苏州，湖指浙江湖州，都在江南太湖流域，是所谓“鱼米之乡”。现在则增加了“湖广足，天下熟”，并且居然出现在康熙皇帝的上谕里。清初湖南没有设省，湖广总督兼辖湖南与湖北，康熙六年，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始称湖南省。湖南从这时开始，才逐渐发展起来。读书人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清中叶，更有了“中国一日不可无湖南”的称誉。

当我们放眼大山中的湖南，将视野转移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人”时，命运好像在向曾国藩招手。

人们常说，北方人剽悍，南方人文弱。但是，同是南方，又自不同。自江西的赣江流域往西，民风与江南大不一样。湖南多山，山区的民众性情多朴实剽悍。湖南又开发较晚，居民多为移民，加上与当地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联姻融合，养成了勇悍、坚韧、好胜、刻苦，有时也颇为偏狭、任性、蛮干的民风。历代史书和方志中，对湖南人的这种性格记述非常之多，如“劲直任气”、“其俗好勇”“刚劲勇悍”等，不胜枚举。大凡湖南人认定一件事，就会尽力去做，成败利钝在所不计，甚至掉脑袋也在所不惜。

近代政治学家兼学者章士钊曾说过：

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

另一位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宋教仁说：

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宋教仁《呜呼湖南与端方》）

更有台湾学者将湖南人的性格概括为“蛮且智”，即兼有北方人的剽悍和南方人的智慧。

这种民风，对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勤劳、刻苦、粗豪、急躁、敢斗，就是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曾国藩常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有苦从不说出”，曾国荃的蛮狠，都和湖南的民风有关。但是，湖南民风的勇悍蛮狠又与北方人不同。北方人勇武剽悍，但是直率朴实，少有心机，而湖南人勇悍却又很有城府。政治家、军事家既要勇敢又需要用心机、谋略，湖南人正好有这个特长。当然，这种特长在缺少教育、无天下国家观念的时候，只能用于私斗，而不能用于大事，而读书明理之人便不同了。

曾国藩在咸丰五年（1855）的一个奏折中说：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前面提到的周敦颐虽出生于湖南，并且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但因他长期生活在外乡，对湖南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对湖南读书人影响深远的是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和一位来自外乡的张栻先生。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成为宋代最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期，张栻先生主讲岳麓书院。张栻生于四川绵竹，他的父亲张浚是与岳飞同时的著名将领，主张抗金，志在收复中原，曾任宰相。张栻幼拜湖南衡山讲学的著名学者胡宏为师，学成后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对岳麓书院的发展甚至以后湖南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理学兴于宋，湖南学者在理学中自成一派，后世学者称之为“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为胡宏，但集大成者是张栻。张栻与他同时代的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儒家讲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半句基本是自我道德修养，或者叫内圣的功夫；后半句讲的是经世，也可以叫作外王的功夫，也有人把它区分为义理和事功。在传统儒家，这两种功夫是不可分的。比如孔老夫子，既是圣人，又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辞辛苦率弟子周游列国，其目的之一就是向各国的国君游说，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治国才干，复兴周朝，一统天下。但是，到了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先生那里，却只强调做内心反省的功夫，只讲内圣，把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抛弃了。可是湖湘学派却有个特点，就是这两种功夫都要讲，一样也不能丢。胡宏和张栻都强调不仅要研求性理，而且一定要讲求实际，凡事必须身体力行。岳麓书院的学生，就是经世和力行的具体实践者。在南宋和金的连年征战中，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不少学生成为著名将领。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进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坚守。岳麓书院与潭州州学、湘西书院的学生数百人荷戈登城，参加保卫战。这场悲壮惨烈的战斗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长沙城被攻破，这些学生全部殉难，湖湘学派也因之中绝。

湖湘学派虽然因为其传人殉难而中断，但是义理和经世并重，一直是湖南读书人的传统。元朝建立并稳定统治以后，恢复了岳麓书院，义理和经世并重的传统就由岳麓书院代代传了下来。并且，因为湖南民风的影响，湖南读书人也有一种豪侠、敢斗、敢拼，重理而轻生命的性格。

但是，因为湖南文化落后，所以宋以后，直到王船山，湖南的读书人在全国还没有多大的影响。 NRe4GqEs6vpyCFoVo3MFX9/Yn+PbhaCoo/ReKYm/IEqyI75/9afu2hMy+hZEH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