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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写的第一句话是，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并说，以常人而论非常人，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因此也就经常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曾国藩。
清嘉庆十三年（1808），岁次戊辰，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新迁来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曾，全家十几口人，长者人称竟希公，年逾六十，白须飘逸，俨然仙者。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业农，几百年间饥饱不均，难以摆脱贫困的生活。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家业日渐发达。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曾元吉年老时，将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全部分给了子孙，仅留下衡阳的四十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届古稀的曾元吉病故。他的子孙们靠分得的家产，过着衣食无忧的温饱生活，仅靠出租土地的租金就能维持生计。嘉庆二年（1797），为纪念惠及后人的曾元吉，曾氏族长召集族人，决定将一年的租金收益拿出来，在圳上购置祭田十亩，每年清明时节，前往祭祀。曾元吉在衡阳留下的四十亩田，不久也定为祀田。
曾元吉有六个儿子。次子曾辅臣，号辅庭，娶蒋氏为妻。比起上一辈人，生活或者说生存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曾辅臣分得一份家产，但不改勤俭劳作之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仅五十五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
并不富裕的生活养成了曾竟希俭朴的作风。他有着农民的忠厚与朴实。在他晚年的时候，一家人迁到了白杨坪。
到白杨坪的第四年冬天，竟希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里盘旋良久，随后又跃入内庭环绕一番。老人惊悸之余，正琢磨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竟希老人忙把儿孙们召来，把刚才的梦告诉了他们，并说：此乃祥兆，他日这个孩子必定光大我曾氏的门庭，你们要好生看护！
曾国藩画像
曾家的院子里原来有一株苍藤，形状妖矫蟠曲，与竟希老人所述巨蟒十分相像。从此，曾氏族人与远近乡人都把这株苍藤与这个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苍藤枝繁叶茂时，他就登科、升官，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连连取胜；苍藤如果枯槁凋零，他就会连交厄运，不是被罢官革职，就是丁忧在家，打仗时也会险象环生。这则远近悉知、父老相传的久远故事的主人，就是乳名宽一的男孩，也就是本书的传主——曾国藩。
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
出生地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塘二十四都大界里白杨坪。
小宽一的出生，不仅寄托着曾祖父曾竟希的希望，也让他的祖父曾玉屏喜不自禁。曾玉屏，号星冈，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
在曾氏家族血脉相传中，曾玉屏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在曾国藩身上，似乎都可以印证“隔代遗传”的“基因密码”。
中国古代有“经师”与“人师”之别，前者能传授思想、理论、观点，后者则通过身体力行而影响人。在曾国藩看来，他的祖父更像是位“经师”，他评价祖父并“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直到曾国藩兄弟后来建立一番“功业”，加官晋爵，乃至位极人臣时，那些当年见过他祖父的老年人都说曾国藩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其风采亦可想已”。（曾国藩《大界墓表》）
曾国藩如此推崇的祖父，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他有大的影响呢？概括而言有三个，一是做事有恒，二是坚毅品格，三是粗定家规。据曾国藩记述，曾玉屏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境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业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它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明代诗人周圣权在《登万楼》中歌咏道：
岸花明媚接芳洲，
三月江风送客愁。
台阁初成延胜迹，
山川有待识名流。
野烟窈窕村中树，
帆影参差槛外舟。
清绝潇湘春唱和，
竟将韵事一齐收。
清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亦写道：
西风一片写清秋，
两浆飞随贴水鸥。
摇到湘头望湘尾，
昭山断处白云浮。
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
从湘乡到湘潭仅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都重要得多。
长者的讥讽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在自己手中。于是反躬自责，将马卖掉，徒步而归。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责”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曾国藩后来回忆说：祖父三十五岁那年，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他开凿石山，开垦荒地，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他夜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以为乐事。他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去除草，傍晚又叫佣工去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养鱼，总是忙个不停。
曾国藩故居
从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香脆嫩；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心安理得。劳动磨炼了曾玉屏，曾玉屏也从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他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阡陌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始则怀疑，继之赞服，都竖起了大拇指，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以决断之事，也都找他来排解。
在早年不发达的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十分普遍。如果一户人家膝下无男，往往被人看不起。因此，长孙曾国藩的出生，预示着曾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有不可限量的前途。曾玉屏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他回想起自己的先人自从元朝、明朝时就住在湖南衡阳之庙山，几百年间都没有立宗祠，便与宗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商措，建立了祠堂，于每年十月举行祭祀。又与家族中人商量，另外立一祀典，每年三月举行，祭祀光大曾门的曾元吉。
曾玉屏还经常用亲身经历告诫后辈：“世间一般人消灾求福，往往祈于神灵，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能够降福保佑自己的，莫过于自己的祖先。因此，我每年设祭，特别重视生我养我的祖先，而对其他的祭祀，则不很重视。我们曾家，后世即使贫穷了，但礼教不可毁坏；子孙虽然愚笨，但家祭不可从简。”这些后来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
曾玉屏早年失学，成年后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因此令子孙拜名士为师，自己也喜欢交结文人，常邀请他们来家作客。他对那些品格端方、老成稳重的人从不怠慢，对一般的亲戚朋友也热情接待。对落魄了的穷亲戚，更是款待隆重，惟恐不周。至于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道士和尚、看风水、算命看相之辈，他则避之惟恐不及。
每当乡里邻居、朋友亲戚遇有婚丧嫁娶之事，曾玉屏从不委派晚辈去应付，而是亲自登门，郑重其事。若有亲友财力缺乏，不能办事，曾玉屏就拿出积蓄资助。邻里间若发生争吵诉讼，他也出面居间调停。对于那些特别蛮横不讲道理的人，则严厉呵责，更多场合都是曾玉屏摆桌酒菜，在桌面上化解矛盾。久而久之，曾家在白杨坪远近数十里，也就颇有声望了。曾玉屏说：所谓正人君子，若是在民间做普通布衣百姓，则要排解一方之难；若是在朝廷当政为官，则要安定社会、平息动乱；道理是一样的。可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曾玉屏都化为实用的锦囊。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曾国藩的祖母平时“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低辈分的曾家人更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对于曾国藩的父亲麟书、叔父骥云兄弟，曾玉屏管教尤为严厉，“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嗃嗃（音赫，严酷的样子），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音促急，恭敬且不安）徐进，愉色如初”。（《台洲墓表》）
晚年的曾玉屏并不以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有怠惰。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曾国藩点了翰林后请假抵家，在“宰相无不出翰林”的清代，预示着曾家将会更发达。故此，亲友踵门而贺，曾家治酒款客，大宴多日。客人散去，曾玉屏对儿子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从此以后，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十余载，不知有家累。
对一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中，排在第一的是家庭，其次是环境，第三是教育。曾玉屏之所以告诫主持一家之事的曾麟书要“毋失其旧”，即不要因为个人升发而忘了全家人安身立命之本，在“一人得道”的时代，确实是有独到眼光的。考察曾国藩在京师为官多年，日记及家书中常有拮据之虞，但守住当官的底线——清廉，与家中不牵累有很大关系。反观许多贫寒子弟，负笈请学，满怀志向，一旦手握权柄，便“顿改其所为”（康熙语）。
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是年十月，曾国藩进京散馆。离家时，请求祖父训导，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玉屏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玉屏没有千叮咛万嘱咐，而是“要言不烦”，却对曾国藩的一生都有影响。曾国藩经常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曾玉屏还有一句座右铭式的话：“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讲的是做人处事都要把握分寸，留条后路。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祖父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对年轻的曾国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言：“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玉屏患偏瘫之病，在京做官的曾国藩十分牵挂。二十九年（1849）夏，曾玉屏的病情加重。曾国藩几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回家探望。十月初四日曾玉屏去世，曾国藩得信后坚请回乡，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祖父生前爱尔特甚，希望你报效国家。并说：大抵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