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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焦点之一。2020年，我们在全球最大的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进行了粗略检索，按照“TS=（（China AND management）OR（China AND strategy*）OR（China AND innovation*）OR（China AND organization*）OR（China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R（China AND business*））”的检索式，数据库设置为核心合集，研究方向设置为“Business Economics”，最终得到超过6.6万条检索结果，其中竟然有6.5万条出版于2000年之后。把时间窗口缩小至5年（2016～2020年），依然有接近3.3万条，几乎为总数的一半。由此，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呈现出来——中国管理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在急剧加速，甚至比学者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顶尖管理杂志分析得到的结果更为激进。近年来，许多主流管理期刊还以特刊的形式凝练和聚合中国管理问题，中国元素的影响力也可见一斑。
学术关注度的快速提升催生了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在初步形成对中国独特制度情境的认识和理解后，学者尝试进行解释性研究，借助西方主流管理研究的成熟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情境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制定与组织管理的过程和机制开展进一步研究。在这个阶段，仅仅寻求建立两个或多个变量间联系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落后”了。可能是受制于西方研究范式下的研究视角的局限，抑或是受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的局限，当前有关中国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诸如“投资并购”“战略联盟”“研发网络”等有关战略、创新以及国际商务领域的传统命题上。例如，以夏军为代表的部分华人学者关注国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试图探究国家所有制、隶属关系、高管政治经历等制度要素对企业跨国并购、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区位选择等国际化行为与绩效的影响。
尽管我们承认这些研究对中国管理理论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它们忽视了对中国独特的本土命题和真实管理问题的提炼，要借助这些研究构筑起中国本土的理论和范式是非常困难的——难以走出“西方判断标准”。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的中国学者已经站在了国际管理研究舞台的正中心，同西方学者一同分享聚光灯，但身上却仅披了件西服，缺了中国的内核。而要填补这一内核，就需要找到中国独特的制度情境，并将其深刻嵌入管理研究当中。
我们团队20余年来始终带着提炼和传播中国管理哲学的使命感，始终关注中国独特的制度情境及其对企业、产业创新追赶的影响等核心问题，真正做到了坚守和耕耘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研究发现，要真正抓准并理解中国企业独到的管理哲学和创新追赶智慧，当务之急是解构和刻画独特但又仍没说清楚究竟哪里独特的中国情境。据此，我们提出了基于市场体制、制度形态以及技术体制的MIT模型，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下考察企业战略与组织管理的动因、过程以及绩效，才不会陷入“常量解释变量”的逻辑陷阱。
市场体制层面，对于企业而言，“大市场”“巨型市场”具有两层含义：中国拥有“大市场”“巨型市场”，表面是巨大的体量和开发潜力，更深层而独有的特征在于市场结构存在两个悖论——不均衡悖论和动荡性悖论。前者表现为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市场在结构和需求等方面有“云泥之别”，由此产生的错位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梯度空间；后者则表现在市场需求多变、市场机制不稳定和部分市场中上部“沦陷”等方面。但与西方理论所预言的不同，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时不仅不会构成一种“负债”，反而会形成一条天然的“隔离带”，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博弈的强大力量的一部分，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和创新追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制度形态层面，即使在形式上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管办分离”等措施让渡了部分价值资源的所有权，但在转型期，中国政府依然控制着对核心资源的配置权，辅以强力的政策工具，深刻影响着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政府通过创造“制度型市场”，为企业提供创新追赶的机会窗口。
技术体制层面，尽管许多学者很客气地说，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对落后，今天许多中国企业已经站在了世界科技的最前沿，但我们团队在调研走访后发现，时至今日，中国落后的产业和企业仍为数不少，更有“坐吃山空”者。“弱知识基础和技术体制”仍然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符号，并且这一符号是与中国的政策旋律相互交织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各种“充满抱负”的政策都是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而孕育的。
上述基于市场体制、制度形态以及技术体制的MIT模型是笔者及所在团队多年将中国实际与理论前沿“交叉育种”而得到的结果，包含了对万向、海尔、海康威视等企业10年甚至20年的扎根钻研所得到的智慧。我们认为，中国的MIT情境是中国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前提条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组织资源禀赋、组织学习能力、动态能力、技术轨迹等被西方理论奉为圭臬的因素。这挑战甚至颠覆了主流观点。相应地，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存在非对称的MIT情境，中国企业要想实现创新层面的赶超，必不能按照西方所主导的竞争范式和行为逻辑建构并执行战略，而是要识别和利用在西方职业经理人和管理学者眼中无价值的非对称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过程和组织惯例。换句话说，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构成了研究企业全球创新追赶行为的基础；从MIT情境去探究“治理架构”“跨国并购”“研发网络”“合法化战略”等议题，才是构成“非对称创新”的核心逻辑、实现过程、绩效方差、边界条件的前提。
本篇包含三章，从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市场换技术、不均衡市场、制度型市场）、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混合所有制、制度供给、制度创业）、技术体制的非对称性（技术能力基础薄弱与全球研发系统构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能力失衡与创新溢出，创新独占性缺失、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方面探索中国情境的非对称性，提出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