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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2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嵌入企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新范式与创新行为”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创新管理理论的出发点和前提是西方的创新理论，我们这个地球上起码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用西方的创新理论指导创新实践，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能够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南美、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企业不行？再者，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企业，为什么有的能够实现创新追赶，而绝大部分不行？这两个似乎很直白的问题，引发我去探究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智慧。
可能很多理论可以解析这种智慧，比如，从模仿到创新、颠覆式创新、破坏式创新、二次创新等。但我在看这些理论时发现，学者提出这些理论并不是基于后发经济体的企业，而是基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这些理论并不完全涉及后发经济体的独特性。于是，我决定回到独特情境的层面来寻找答案——什么是中国独特的创新追赶情境？这些情境是如何作用于企业技术赶超的？进一步思考，如果我们找到了中国企业全球创新追赶的智慧，那这样的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是否仍然有效？带着这样的问题，过去10多年，我一直在做探索，希望能够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些贡献。
近年来，创新管理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相应地，对新兴经济体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也有了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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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新管理与战略管理相结合来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发展也引起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们对近30年涉及新兴经济体企业创新的英文论文进行检索，简要梳理出现有新兴经济体企业创新管理领域涌现的“一个争论”与“四个视角”（见图1-1）。
图1-1 新兴经济体企业创新研究总体框架
一个争论：是否需要新概念和新理论来揭示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技术赶超？
自Kim与Utterback提出“在发达国家构建和发展的组织与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以来，
许多研究学者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检验现有理论，试图发现并拓展这些理论的适用边界。例如，Li和Atuahene-Gima发现，与发达经济体的小企业相似，执行产品创新战略的中国新创企业在动荡环境中更加成功，同时发现了一些不一致的结论。
Zhao等人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检验了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的新产品开发过程。
Shinkle和McCann提出，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而言，创新活动往往是基于模仿的，制度水平、资源条件、竞争程度对这些“基于模仿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效应，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被削弱了。
另外一个流派强调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情境的差异性，认为创新行为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新兴经济体往往缺乏完好定义的正式制度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政策，使得身处其中的企业的创新存在较多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缺乏完好定义的知识产权制度将显著影响从创新中获利的过程。
其次，新兴经济体企业往往缺乏关键技术资源（如世界领先的技术），
致使技术升级变得异常重要但困难。最后，新兴经济体中存在大量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群体（金字塔底端（BOP）市场），他们的可负担性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特别是金字塔底端市场的特征，这一流派的文献认为现有基于发达经济体的创新概念和理论可能不能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创新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并试图构建对应的理论。例如，Zeschky等综述了节约式创新、成本性创新、反向创新等相关概念的研究进展。
基于上述“是否需要新概念和新理论？”的争论，现有新兴经济体企业创新研究的文献可分为四个主要视角。
视角一：现有理论拓展的视角。
这一研究流派主要基于发达经济体企业构建创新理论，以新兴经济体企业为样本进行理论拓展和理论检验，是现有文献的主要流派。例如，Zhang和Li基于创新搜索理论提出与服务中介机构的连带对于新创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并用中国技术集群的样本进行检验。
类似地，Zhou等基于制度理论和代理理论的整合，采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详细检验了国有所有权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
视角二：技术升级的视角。
基于前面提及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往往缺乏世界领先的技术等关键技术资源，技术升级和实现创新追赶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而言至关重要且有独特意义。例如，Radosevic和Yoruk详细阐述了技术升级相关的文献，试图构建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技术升级理论。
这一流派的文献大都从“创新追赶”角度切入，探究促使技术能力不断累积的各种因素（涉及制度、市场、组织等）。
视角三：制度缺位的视角。
基于新兴经济体存在部分制度缺位、制度不稳定等特征，部分学者试图探究这种情境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创新行为。例如，Lamin和Ramos以2003～2010年印度3475个研发实验室的投资决策为样本，试图去解构弱独占性体制（appropriability regimes）下研发投资的动态性和搭便车行为。
视角四：金字塔底端市场的视角。
基于新兴经济体存在大量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群体，这一流派的文献提出了节约式创新、反向创新、金字塔底端创新、可负担价值创新等概念。这些概念刻画了一定的新现象和新行为，但是内涵较为混乱，缺乏测量量表等，这使这一流派的研究十分分散。
总之，通过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创新研究文献中“一个争论”与“四个视角”的简要梳理，我们发现：第一，新兴经济体企业与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创新行为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这受到新兴经济体企业独有特征的影响；第二，新兴经济体的独有特征可以主要从技术、制度和市场三个方面刻画，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将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企业创新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后来者，凭借中国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包括文化）和技术体制三个方面的独特情境，创造出独特的科技创新道路和产业追赶道路，快速实现了产业追赶。部分企业已走到了世界前列，探索出了一条整合全球资源实现技术赶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第一阶段，企业模仿创新，探索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与其构建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凭借自身成本和劳动力优势，以合资企业或OEM代工的形式，将基础制造业务融入国际价值链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主要表现出以技术引进为基础的国际化学习的特征，即通过产品出口并伴随产品生产线引进的方式，学习海外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种“出口导向-技术引进”型学习模式虽然帮助中国的后发企业积累了必要的知识基础，但由于创新动力弱化，对国外技术依赖、低端锁定、对创新管理内外部条件管控不足等弊端暴露，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一困境，学界开始反思“中国企业究竟如何构建核心竞争力？”这一根本问题，并尝试探索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与其构建过程。
当时，国际主流研究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而技术能力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观点，中国学者从知识基础观和能力基础观等视角出发，探索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过程、机制与路径。
例如，基于知识基础观，魏江从知识学习和积累、知识扩散与激活等方面探究了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过程，从内部知识网络的构建、知识的交叉和重构等角度提出了企业知识的扩展路径。
魏江和葛朝阳提出了基于纵向时间维度的“平台-台阶”型技术创新能力演化过程和模式，并从技术监测能力、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三个层面提出了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路径。
第二阶段，企业国际化，剖析研发国际化情境下的中国企业创新追赶理论。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国际化进程持续深入，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在这一阶段，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纵深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迭代，中国企业只依靠原有的创新战略，通过溢出机制去获取核心技术的难度日益加大。面对全球产业呈现网络国际化、生产体系化、产业集群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格局，中国企业必须创新研发组织，建立设计制造与服务协同、组织内和组织间协同、本土与全球协同的动态研发网络。总体上，在这一阶段，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从技术学习到能力追赶的过程中，普遍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企业全球研发网络布局不合理、研发网络治理缺乏有效机制、研发网络中的人才整合困难等挑战。由此，“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能力结构如何形成和演进？”“企业创新能力跃迁与创新组织模式如何共演？”“作为后来者，如何去治理高度不确定的全球创新活动？”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得到答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学界综合网络治理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吸收能力理论和架构理论等视角，聚焦于案例研究，深入剖析了银轮、海尔、海康威视、吉利、万向等企业成功的创新追赶实践，试图归纳出中国企业创新全球化的内在逻辑规律。具体来讲，在全球创新网络布局上，探索并提出了中国后发企业基于地理边界、组织边界、知识边界进行研发网络构建，并实现技术赶超的过程与机制。
在全球创新能力结构上，构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企业战略、组织过程和能力追赶的共演模型。
此外，揭示了企业研发网络分散化与收敛化的过程中，组织学习顺序与研发网络结构的动态匹配关系。
在全球创新网络治理上，系统解构了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之间同构与异构的协同方式，建立了基于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协同的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并探索了跨边界网络架构的协同运作机制和设计规则。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系统地提出了“网络形态-能力结构-组织演化-治理方式”四位一体的创新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第三阶段，创新全球赶超，聚焦中国情境的特征探索中国企业的非对称创新路径。
关注中国企业从技术跟随到技术赶超的实践，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创新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等战略性资产的中国企业，
到底凭什么逐步实现技术赶超？按以资源基础观为核心的战略管理逻辑，竞争优势的来源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不可替代的资源，
但这一直是中国企业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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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企业的技术赶超过程提出的理论，
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提供了借鉴，但似乎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的创新追赶实践。这是因为中国转型经济体的情境与韩国、新加坡等国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境存在明显差异，
而中国创新追赶情境的独特性，必然导致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起点、过程和路径具有独特性。例如，Kim提出的强政府干预下的“引进-消化-改进”观点
在中国企业创新追赶的早期被广泛采纳，但这一过程依赖统一且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外资引入、本国狭窄的知识基础和极端专业化，
而中国的快速变革、具有地区差异的复杂制度环境、巨大的本土市场和逐步形成的多样化且专业化的产业基础，让中国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追赶道路。
从这个阶段尚没有完成的2018年起，整个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更需要有大智慧。当下，我国企业去发达经济体投资遇到越来越多的制度和环境“不对称”的情形。发达经济体普遍以“异样眼光”看待中国企业，这种眼光被称为“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企业抢了它们自己企业的生意，拿走了它们的技术。它们会给中国企业投资制造障碍，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排斥中国企业去投资，比如，不单单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东欧等国也是如此，甚至更加严重。正是因为这种深度“不对称”关系的存在，导致我国企业“走出去”要面临比西方企业更大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需要企业和企业家具有更大的智慧。其实，这方面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这里举两个例子。
例子一：宁波均胜电子收购德国普瑞（Preh）。2011年，宁波均胜电子全资收购德国汽车电子领先企业Preh，并派出公司高管赴德国管理Preh。为了处理好并购后双方的整合问题，均胜电子不但全部聘用德国的工程师和管理层人员，还策略性地安排Preh来到宁波投资，在宁波成立普瑞均胜，向均胜电子传授技术、生产和专利等方面的知识。这有利于绕开具有国别属性的技术与专利限制，更重要的是，此举向Preh的员工证明了，均胜电子是讲信誉的，是保护Preh的利益的。在管理团队整合方面，均胜电子特别安排Preh的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担任普瑞均胜的总经理。Preh之所以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是因为中国拥有汽车电子行业的巨大市场空间，可以支持Preh的技术迭代升级。
这一例子涉及跨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合法性、组织跨国学习等一系列问题，背后的战略和策略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如海外子公司的本土化（localized）发展和母公司的跨国本土化（globalized）之间的平衡问题，后发经济体去发达经济体投资的子公司合法性和母公司跨国合法性之间的平衡问题，等等。
例子二：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吉利收购沃尔沃可谓是后发经济体企业全资收购全球著名企业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仅仅描述收购后吉利是如何“艺术化”地解决并购双方的技术整合问题的。吉利为了解决沃尔沃的专利国别限制问题，并没有通过母子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技术学习来获得沃尔沃的专利，而是遵从沃尔沃的文化，把“母子公司”作为“兄弟公司”来管理，采取隔离机制（isolated mechanism）来消除沃尔沃员工的合法性偏见。然后，吉利在沃尔沃位于瑞典的公司总部附近设立了全资的吉利研究院，吉利研究院按照“另起炉灶”原则组织研发人员自主开发技术体系，并在我国香港地区建立了新车型的专利体系，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向沃尔沃、吉利或者其他企业进行技术授权，由此绕开了专利所有权和技术标准归属权冲突的问题，并取得了沃尔沃全体员工的信任。特别地，在发展过程中，沃尔沃认识到吉利是全心全意帮助自己发展中国市场的，让濒临破产的企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通路，这让并购双方实现了更加高效的整合。这个例子展现了作为后发经济体企业，吉利为了解决国际化背后的合法性缺失和技术劣势，创新出发达经济体企业所没有想到的跨国治理模式。这背后涉及具有来源国劣势、技术劣势和后来者劣势的企业如何有效治理跨国企业的战略问题，还涉及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总部如何选址、跨国企业如何合法地学习东道国企业先进技术的策略问题。
企业实践领先于管理理论，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以上两个例子启发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企业更加需要基于自己的市场、制度和技术等的独特情境，创造性地开展“非对称创新”。这里的“非对称”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理论和实践而言的——中国企业未能享有发达经济体企业跨国投资的合法性优势，此外，它们需要面对来源国劣势、外来者劣势、后来者劣势等，因此它们需要“非对称思维”。我在调研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和对策时，深切体会到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探索国际化时经历的艰辛，也深刻地感受到需要建立与传统国际商务理论非对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基于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追赶过程实践的系统梳理，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全球技术赶超过程不但面临国内产业基础薄弱、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并存、高度开放与封闭并存等复杂情境，还面临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长期持续存在的不对称竞争环境的影响。未来，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制度竞争、高度差异的价值观竞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差异，必然要求中国企业更多地从制度、规则、管理、文化和标准等方面出发，探索未来的创新赶超道路。这也是本书的核心出发点。本书将中国企业在技术赶超过程中面临的情境特殊性系统解构为市场体制、制度形态、技术体制，进而提出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赶超模式与赶超路径，建构了具有中国企业智慧的非对称创新理论。 [3] 下章将详细介绍我们提出的非对称创新理论逻辑框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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