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82年我从美国学习回来后，率先引进了“研究与发展管理”“技术创新管理”等理论，此后，我在上海机床厂、杭州制氧机厂、上海宝山钢铁厂等企业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创新主体和创新政策的认知存在误区，因此在1985年提出“创新应以企业为主体”的观点。自此，我带领浙江大学创新团队对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理论和实践开展了长达40多年的研究，始终倡导管理研究要扎根中国实践，要去企业蹲点，要在实践中总结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规律。这一传统成了浙江大学创新团队的中心任务和核心文化。
魏江是1993年底加入创新团队的，他继承并发扬了团队扎根实践做研究的传统，笃志躬行，投身一线调研，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多个重要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在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技术能力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还与他人合作提出了“组合创新”“全面创新管理”等原创理论。在魏江的成长过程中，我经常嘱咐他，要“勇于提出原创理论，服务国家战略”。我很高兴看到，他在承担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5项面上项目的过程中，提出了“集群创新系统”“知识型服务创新范式”“企业技术能力”“制度型市场”“数据基础观”等本土化创新理论，为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
这本书是他15年持续研究后发企业创新赶超这一重要问题而完成的又一原创理论成果。这本书提出，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实现快速追赶，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独特的市场体制、制度形态、技术体制，战略性和创造性地探索出与西方企业不对称的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等。这本书把基于中国独特情境的创新赶超战略称为“非对称创新战略”，系统地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的理论体系。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浙江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带领团队、指导学生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高、精、笃、合”的团队文化，并塑造了“顶天立地、攀登高峰”的团队价值理念。按照这样的文化和理念，团队成员既要跟踪国际理论前沿，又要长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后来，我们提出了“二次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等系列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管理理论体系。
1993年底，魏江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入学第2天，我就派他到浙江金华的尖峰水泥厂调研。在博士学术阶段，他围绕“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这个核心问题持续深入，到杭州制氧机厂、杭州机床厂、南京熊猫电子、南京化工集团、宝山钢铁公司、东方通信等企业蹲点调研，做了大量的一手案例调研。20世纪9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还没有普及，魏江一篇篇手写，整理出10多万字的关于企业创新能力、技术能力的调研报告。正因为他锲而不舍地扎根中国企业创新实践做研究，1994年他就提出了符合中国现实情境的企业技术能力概念和测度体系，从能力视角总结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机制、模式和系统，发表了20多篇关于企业创新能力、技术能力的学术论文。
博士毕业后的20余年中，魏江主持了大量国家级重大、重点和面上项目的研究工作，持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探索，先后提出了“集群创新系统”“知识型服务创新范式”“非对称创新”“制度型市场”“数字创新理论架构”等，成为中国创新管理领域最富洞察力的领军学者之一。在魏江的带领下，他的科研团队探索出了“有组织科研”的路子，团队年轻且富有活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获得了国际著名学者的引用和好评，获得了10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奖励。难能可贵的是，魏江主持和参与了“高等学校‘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等的编制。此外，他的研究成果还应用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科技创新领域）”等国家级规划中。他还长期为浙江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智库支持，直接为100余家企业和多个产业部门设计了创新战略体系。他取得的这些成就，正是我对团队要求的“顶天立地”做研究的具体体现。
最近6年，魏江还把他的创新理论应用于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引领了中国商学教育模式变革。他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立了“数智创新与管理”交叉学科，建构了以“管理理论+人文精神+科技洞见”为核心内涵的“商学+”教育生态系统；通过系列举措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研究，重构了“应管理实践之需”的教学体系，探索了“与一流企业同行”的“科研-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他牵头申报的“构建全球嵌入式商科研究生培养模式”获得了国家级高等教育（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为我国商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浙大方案”。
本书的共同作者刘洋研究员是浙江大学创新团队的第三代成员，他从本科就跟随魏江学习，以他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在浙江大学创新团队“高、精、笃、合”文化的熏陶之下，继续发扬浙江大学创新团队立足祖国大地做研究的优良传统，勤奋好学、锲而不舍、勇攀高峰，接续为中国本土创新理论做贡献。看到一代代科研后生对浙江大学创新团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甚感欣慰。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企业与西方国家企业之间开展科技合作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的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赶超，不仅面临技术巨大变革的挑战，还面临西方“脱钩断链”的威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探索自己的创新道路，而这给我国的创新管理研究学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自主知识体系，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在这样的变革时代，我看到这本凝聚了魏江和他的团队15年研究心血的“非对称创新”学术专著，甚感欣慰，因为这本专著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浙江大学创新团队回应这个时代之需的理论成果。这本专著不仅仅总结了我国产业创新赶超的历程、经验和规律，还呈现了对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创新战略智慧的系统总结，为当下面临全球化新挑战的中国产业和企业提供了全新的赶超思路。专著聚焦“中国企业如何发挥独特的市场体制、制度形态、技术体制的优势，找到与西方企业不一样的技术发展道路？”“中国企业自身应采取什么样的非对称创新战略来解决持续的全球化技术追赶难题？”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存在的“非对称情境”，提倡中国企业以独特的智慧，把西方理论视角下被认为是不利的市场体制、制度形态、技术体制，转化为创新赶超的有利条件，进而找出独特的创新追赶道路。这本专著通过大量案例，阐述了中国企业可以怎样依托我国独特的创新情境，另辟蹊径，从国际领先的竞争对手不重视或未意识到的行为逻辑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超越之路。
作为兼具国际前沿和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本专著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将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验和新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挑战两个方面相结合，从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技术体制的非对称性三个方面解构中国企业创新追赶的独特情境，系统阐述了如何将中国情境的独特性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驱动企业找到创新赶超的模式和路径；第二，从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五方面，剖析了中国企业通过实践行动，把蕴含于中国独特情境中的非对称资源内化为自身非对称创新能力，进而实现赶超的过程机制；第三，基于情境逻辑和行为逻辑，构建了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的理论框架，系统性地勾画了后发经济体企业创新追赶的“中国方案”。
这本专著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如何把蕴含于中国独特情境中的非对称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提供了可供借鉴并能有所启迪的路线图，为中国企业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赶超提供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来创造制度型市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市场等独特制度的优势从而助力企业创新追赶提供了政策指导。
40余年前我提出“创新应以企业为主体”，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一观点依然有重要意义。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不对称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切实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任务。
伟大的变革时代需要自己的理论。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世界经济史上最为独特的实践创新时期，亟须构建扎根中国实践、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管理理论，我们浙江大学创新团队，理所应当为建构中国自主创新管理知识体系做出贡献。“非对称创新”理论凝练了中国企业创新追赶的实践智慧，拓展了现有理论视野，做出了创新理论贡献。我希望魏江及其团队能够继续深入企业创新管理实践，及时总结中国企业独特的创新智慧，为我国甚至全球做出浙江大学创新团队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期待中国创新管理实践者和创新理论研究者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庆瑞
2023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