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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来说，不管是学渣还是学霸，考试都是学习生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区别只是学渣往往痛恨考试（有时“恨屋及乌”，还可能连带讨厌起所有用来命名过各种定理和方程的人名），学霸则通常期待考试，因为考试稳固地为他们带来可预期的好处：自我满足、成就感和声望，甚至对某些学霸来说，考试还是他们获得奖学金的提款机呢。不过有的学霸碰巧在某些科目上兼有学渣属性，这种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非典型”的情况，这让他们在进入大学时，颇费了一些周折。
如果现在让全国所有学生一人一票，投票选出一门科目让它从高考中消失，数学恐怕会不幸成为得票数最高的那门。它不光折腾学渣，也难为了不少学霸。不过学霸之所以是学霸呢，就是因为他们总能想出办法来。比如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发现条件反射的那一位），就是如此。
巴甫洛夫原本在老家念的是神学院，因为他父亲是位神父。神学院可不会好好教人数学，可是他毕业之后想进圣彼得堡大学的数学物理系攻读自然科学专业，怎么办呢？没关系，他自有妙计。巴甫洛夫先拿到了神学院的学业证明和推荐函，再去申请进入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学院，那会儿法学院入学不需要考数学，他的申请很顺利就通过了。到了学校注册入学，完事儿之后他又给校长卡尔·费道诺维奇·卡斯列夫阁下写了另一封言辞恳切的申请信，表示自己当初申请院系的时候考虑不周，如今觉得更喜欢自然科学，喜欢得不得了，一定要申请转去学自然科学，不能转的话简直就睡不着觉。巴甫洛夫一家子的外形都矮小结实，神情也比较庄重，巴甫洛夫还少年老成地留了一把胡子，一看他就是个头一回进大城市的乡下朴实好青年。校长大人心一软，没办法，年轻人嘛，谁年轻的时候能处处考虑周全呢？就原谅他一回好啦，于是大笔一挥，巴甫洛夫从此转入数学物理系自然科学专业，俄国的未来也就此多了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学者。
巴甫洛夫这故事其实还有后话，因为他有两个弟弟。头一个弟弟德米特里在第二年如法炮制，也是从老家的神学院先申请法学院，再从法学院申请转去自然科学专业。校长大人一看这申请好眼熟啊，一个字都没有改，“学生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攻读自然科学，诚恳请求校长大人批准……”难道我穿越回去年了吗？再仔细一看，这个巴甫洛夫是去年那个巴甫洛夫的弟弟。这一家子的小孩都这么容易在同一个点上“考虑不周”吗？
不得不说，校长大人还真是个好说话的人，填报志愿这种事儿难道不应该是早就想好的吗？人人都这么想换就换，那学校还能不能正常上课了？可话又说回来，要是发现自己确实不适合这专业，勉强念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圣彼得堡大学是国立大学，由国家拨款支持，那是要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能让每个学生都成才当然是校长大人的理想。于是他再次大笔一挥，德米特里也和哥哥一样，转去了自然科学专业。而且实话实说，大学在校期间，德米特里的表现比他老哥还要更好一点呢。故事进行到这里，本来应该是一段佳话。可是巴甫洛夫家第三个儿子彼得也该上大学了。于是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又迎来一位新生，一个月以后，卡斯列夫校长阁下又收到一封申请：“学生经过反复考虑……”
校长大人这回掀桌了：你们这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德国人！麻烦你们了解一下德国人在后世群众眼中的刻板印象！我的工作作风是很严谨的！我的学生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先严谨地思考然后再严谨地行动！年轻幼稚什么的不能成为你们这么儿戏的理由！不能批准！
所以，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第三位巴甫洛夫的转系申请终于被驳回了。不过没关系，小弟弟彼得的数学恰好非常不错（所以你们该不会纯粹是为了跟校长闹着玩吧），自己成功地考了过去。于是，巴甫洛夫三兄弟在自然科学专业胜利会师，并且三位都做出了很不错的成就，特别是大哥。因为“巴甫洛夫的狗”差不多已经被课本描述为条件反射的代名词，我相信读者们一生中至少会遇到十次跟它有关的填空题，希望这段故事能助你们回答正确。
巴甫洛夫抖机灵避开了数学考试，不过勉强也算是符合程序，而且考虑到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巴甫洛夫本人的科学研究也确实没有用上太多的数学，所以不考也就不考吧。但另外还有一位，考大学的时候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加起来只得了25分，后来却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数学家，这反差就有点儿大了——你问他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因为他的国文和历史都是满分啊。
这位当时还是学渣的学霸姓钱——钱这个姓专出各种学霸，而且光是姓钱的学霸就有两位在考清华大学的时候考出“惨绝人寰”的数学分数。钱锺书先生不用说了，他反正是念文学院的，数学考了15分这种事儿对他的学业来说不造成任何障碍，反而算是一段别致的趣谈。但是这位后来成为数学家和力学家的钱伟长先生，则确实是在大学期间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才真正脱胎换骨的。
钱伟长考上清华大学是在1931年，那时候他快满19岁了，因为小学和中学的基础打得不好，入学的时候数、理、化、外四科基本算是不会，体检的时候各项身体素质也完全不达标——现在的读者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大学一年级的男生身高只有149厘米，但那个时代生活艰苦，营养和锻炼都跟不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清华招他的时候当然是冲着满分的国文和历史成绩
。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同宿舍的物理系学长于是鼓动他转去物理系，更能够报效国家。按理说在国家有难之际，愿意投身科学的人才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可是钱伟长的入学考试物理只有5分，而且他不会英文。当时的清华物理系是用英文课本、英文授课，没有基础要跟上进度实在是太难了。换了谁当系主任也没法答应这种转系申请，让一个因为国文和历史满分而拿到奖学金的学生去念他完全不会的物理，怎么看这都是一种严重的浪费！
可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学霸，就是因为他有远超常人的坚强意志力，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会坚持到底。于是钱伟长就去跟系主任软磨硬泡，搞得人家经常没法办公，无奈之下双方最后约定，一年后如果钱伟长的普通化学、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三门学科全都能考上70分，那就同意他转到物理系。
接下来就是地狱式的恶补时间。在一年的时间里，要从几乎零基础飞跃到合格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水平（别忘了那是清华），这难度虽然跟在60年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家飞跃到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工业化国家不能比，但也绝对是没几个人能够办到的。钱伟长做这件事的时候绝不轻松，清华那时候每周都有小考，他前面连续七周都考得惨不忍睹，但他一直坚持努力，逐渐摸索到学习规律之后突飞猛进，一年之后不但数理化成绩及格，体育成绩也上来了，参加全校越野赛跑比赛居然拿到了第八名。当时和钱伟长一样申请转去物理系的学生共有五个，其他四位的基础毫无疑问都比他好，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完成了学业，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的故事也就不用说了。只能说，是学霸，就总会发光的。
另外，还得指出的一点是，以上两位非典型学霸，对数学不擅长都是因为他们此前没有太多学习这门学科的机会。巴甫洛夫是神学院出身，钱伟长从小受的是严格的国学教育。一旦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门学科，都很快达到了需要的程度。所以，把当年的数学低分和现在的数学低分相类比是很不公平的，也不应该把这类学霸的存在当作“数学无用论”的证据。这就跟因为程砚秋
在倒嗓后开创了“程派”，就认为嗓子对京剧演员不重要一样，这些都是严重的归因错误。数学不但很重要，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没有数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的科技文明。随便从哪本书中揪出一位学霸来问，他都一定会同意我刚才这句话的。
当然，对科学家学霸，特别是世界级的那些来说，数学一般没那么可怕。数学确实偶尔会变成绊脚石，但那是在探索与发现的过程中寻找新的趁手的数学工具的时候。比如海森堡就曾经用绝望的口气对朋友说：“矩阵！我连什么是矩阵都不知道！”可这并不妨碍人家学会之后用矩阵表示出了量子力学理论。爱因斯坦也是费了好大劲，多亏了好朋友格罗斯曼
的帮助才搞定了黎曼几何，要不根本不可能提出广义相对论。但是，这是站在研究最前沿，与新的未知搏斗时，才发现自己的“武器库”不够用，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数学工具，而像考试中会出现的数学，是常规的数学工具，那必须是不在话下的。没听说哪位“大牛”数学考试不及格的，他们一般都是挂在历史和语文上，比如爱因斯坦头一回报考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两门考得不好，没能通过。这里得替爱因斯坦澄清一下，他似乎因为“小板凳”之类的故事
有着好像是智力上的丑小鸭的形象。这是个挺大的误会，其实爱因斯坦从小到大功课一直都很好，绝对是名列前茅那一派的。他这次报考大学失败，主要是因为他讨厌父亲那个“要学就学个有实际作用的专业”的最高指示，压根儿没好好复习，而且还在考试之前跑去旅游了。在风光秀丽的北意大利旅游想必是很爽，不过结果一点都不爽——他毫无意外地栽在了法语和历史上，就算“青梅竹马”的好大哥格罗斯曼特地把笔记借给他也没起作用。不过他那个时候才16岁，高中都还没毕业，第二年经过一通填鸭式的恶补，很顺利就入学了。2020年，诺贝尔奖官方还公布了爱因斯坦高中毕业时的成绩单，其中代数、几何、投影几何、物理和历史都是6分（满分），德语、意大利语、自然历史和化学得了5分，地理、绘画、工业绘图也有4分，只有法语“依然故我”，还是3分，总的来说，算得上是文理兼优了。
话说回来，进了大学也不是就能高枕无忧躺到毕业了，要小心的“坑”也还不少。首先，不是每个人都恰好能念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比如爱因斯坦被老爸逼着去念师范专业，心里那叫一个不情愿，而且他也经常被教授嫌弃，以至于毕业之后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在报纸上打广告给人补习。倘若有谁穿越回到那个年代的苏黎世，可得认真留意一下报纸，爱因斯坦这位大学霸一辈子也就这么一回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机会不可错过呢。
其次，并不是进了大学就不考试了，大学里有的考试奇特着呢。比如剑桥那个有名的Tripos数学考试，在过去几百年里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应试教育的典范，完全只能靠题海战术来对付。新生们入学之后必须接受填鸭式的考试培训，学院里有专门负责给新生培训的教授，堂堂三一学院搞得像是一个超大型的高考工厂。但是Tripos优等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要是一个人能拿到优等前十，那绝对是可以刻到墓碑上的成就，所以没人敢不认真对待，再讨厌它也得老老实实拼命去考。这其实是牛顿当初跟欧洲大陆的数学家们掐架的后遗症，两边的数学界差不多有两百年都老死不相往来，英国的数学一直没有新发展，只好搞这种僵化的应试教育，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才得以改革。所以被这个考试虐过的学霸名单，那真是太长了，我都不忍心念叨。Tripos考试还有一个诡异之处是几百年算下来，第二名的成就总体来说比第一名高多了。要看一个学霸算不算得上是真学霸，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简单的判别标准是他的名字有没有上中学教科书。按照这个标准，Tripos的榜眼们随便一算就有麦克斯韦、J. J.汤姆孙、开尔文等好几位，而状元们……嗯，利特尔伍德
你们认识吗？
最后，要拿到学位，那也得从考试里一路杀出来啊。海森堡的博士口试就被考官刁难得差点没过——平心而论，海森堡稍微有点儿“咎由自取”，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对实验课实在是太不上心了，实验课上最经常做的事儿就是跟师兄泡利聊天儿。泡利可绝对不是个靠谱的实验搭档，相反，他被所有实验室列为拒绝往来的对象，属于碰啥啥爆炸、沾啥啥倒霉的超级“大祥瑞”
，所以这两位上实验课一般都比较乱来。据说有一次实验课是测定音叉频率，两个人一如既往地在实验室瞎聊，聊着聊着眼看时间快到了才开始发慌。幸好海森堡有着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弹得一手好钢琴，跟柯南一样有着传说中的“绝对音感”，能够直接听出一个音的音高，匆忙间用耳朵测定了音叉频率交上去充数——他们的实验老师是威尔海姆·维恩
，这老头儿记性好着呢，什么都看在眼里。这回博士口试刚好犯他手里，于是张口专问各种实验问题，海森堡顿时被问得期期艾艾，溃不成军。幸好他最后还是平安地低空通过，在“优、良、佳、可”四个等级里得到了刚刚及格的“可”，沮丧得连导师索末菲特地为他安排的庆祝舞会都没参加，直接灰溜溜地回去了。
关于这次不太成功的口试，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后话：博士口试时，维恩教授的其中一个提问是关于光学仪器的分辨能力问题，因为波长越小，仪器的分辨率越大，而光的波长并不是无限小的。海森堡当时没答好这个问题，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后来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个问题重新回到脑海，波长与分辨率的这个联系，最终提示他发现了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
你看，对一名真正的学霸来说，哪怕是考砸了，也能从中寻找到有意义的地方。
一般来说，对自己选择的心爱专业，学霸们都是非常上心的。不过当涉及选修课的时候，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大学终究不只是为了培养最少数的精英而存在的，它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尽可能多的能够胜任各种职位的人才，而这就需要大学生选修一些非自己专业的课程来开阔视野。通常的做法是文科生选修一些科学课程，而理科生选修一些历史、艺术或社会学的课程。整体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对某些特别的个体而言，就不见得是那么回事了，比如理查德·费曼。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念本科的时候不幸选了哲学选修课（一定得声明一下，这只是费曼先生个人与哲学课不大契合，千万不要因为个案而对哲学这个学科有什么成见），然后一整个学期下来，他沮丧地发现，哲学课上教授讲的话，他基本上一句都没有听清过。
这倒也不能全怪费曼，因为这位教授讲话时永远只在喉咙里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哪怕是一位哲学词汇全盘精通的学生，要听清也不容易。而且英语跟汉语不一样，说起话来隔行如隔山，换个专业很容易立马变文盲，单词认识我，但我不认识它。总之，费曼在哲学课上完全没学到啥东西，但是最后的期末论文是必须要交的，而且作为一个靠奖学金吃饭的穷人，他还非得拿到个好成绩不可。身为一个“死理性宅”，费曼研究了半天课本和同学的笔记，得出结论认为这门课的精髓在于能洋洋洒洒地“扯”。他甚至在课程最后把论文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打算研究入睡的时候意识是怎么关闭的。这实验我想大概没人会不喜欢：每天中午和晚上，回到宿舍安静地躺下来准备入睡，同时尽量注意到意识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儿。于是，一篇论文成功出炉，但“死理性宅”实在觉得没把握，于是在这篇绝望的论文最后又加了几行看起来像是诗的内容，帮助自己“垂死挣扎”一下：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想知道究竟为什么我非要知道，
我为什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必须承认，哲学可真是一个奇妙的学科啊，费曼因为这篇论文最后得了“A”，并且还获得了教授大人的垂青，这篇论文在课堂上被当作范文朗读。但作者本人坐在下面，依旧一个字都没听清，到最后发觉教授那个“唔……唔……哇……哇”的节奏好像是在念诗，才意识到“哎呀，莫非刚才念的是我的论文？”从此费曼对哲学这门学科印象不佳，以至于后来他家公子上大学想选哲学系的时候闹了好大一场别扭，直到孩子改选了计算机科学他才回嗔作喜。这是后话。
不过至少他的奖学金是保住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